“有话好好说，别这样不讲道理。”方涛走出门，压住火对她说。
“什么？我不讲道理？放屁！是你们装穷霸墙，还是我不讲道理？仗着从大城市来，想欺侮我贫下中农妇女？真正的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
其实，阿二妻老家的家庭成份既非贫农，亦非下中农，父母是无业游民。她不是本地人，十来年前，由于在家乡行为不检点混不下去，才跟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盲流来到这里。凭着她有几分姿色，终于被贫农朱洪的二儿子选中。夫贵则妻荣。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更不会例外。阿二妻因此身价百倍，成了响当当的贫、下中农“革命派”。
有了响当当的身份岂可没有响当当的神态？你看她，一排龇咧着的黄牙、乱蓬蓬的长发、伸过头顶的利爪般的双手，加上那腾身扑过来的姿势，是多么威武吓人。随着她的脚步，团团泥尘卷上半空。方涛真有点怀疑，这是不是从什么古穴中钻出来的不祥之鸟。但事实当然不是。你听，她左一个“资产阶级”，右一个“臭知识分子”，吐出的又分明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大地上最时髦的语汇。
方涛岂敢与她纠缠，不住地往旁边闪让。谢天谢地，她似乎对方涛的表现已感到满意，不再理会方涛，从方涛的一侧一冲而过，继续往屋里闯去，口里仍喊叫着：
“滚出来！滚出来！靠男人挡架，挡得过去？”
方涛明白，她是在找柳霞。她以为方涛昨天才回来，今天柳霞一定会请假在家。清早，方涛倒也曾劝柳霞托人给学校请一天假。但柳霞说：“代课教师让人代课，象话吗？”故在一小时前就去学校了。
阿二妻形势估计错误，扑了个空。她悻悻然往屋里吐了一口痰，慢慢退出来：
“哼！想躲，看你能躲到那一天。要不顺老娘的心，有你好看的。”
方涛强忍怒火，注视着这个柳霞多年来不得不与之朝夕相处的邻居，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还算好，女将只是孤军奋战。不仅朱阿大夫妇躲得远远的，就是外号“剌头”的朱阿二，也挺沉得住气，老婆那样声嘶力竭喊冤，他却不露一面。
朱阿二是个“实干家”，到拆房子那天，才大大地露了身手。你看他，不偏不倚，就蹲在正对着两家合墙的屋面上。嘴里，叨着一支过滤嘴香烟；两边耳根上，还各夹着一支。油光光的头发，在北风里纹丝不动。朱阿大他们在忙着拆砖搬瓦，他却蹲在那里悠悠然闭目养神。但是，他决不是偷懒。等到自家屋面上的瓦片搬光后，他马上卷起袖子，抡起板斧，大拆起栓子、横梁来。那“乒乒乓乓”的捶打，震得方涛家屋面上的泥屑、碎瓦片“悉悉索索”直往下掉。但他仍感不够劲，蹲在那里思索了一会，又猛吸了几口烟，突然放下斧子，伸手把靠着方涛家屋面的一根栓子猛力往上掀去。只听得“哗啦”一声，方涛家屋面上的几张瓦片飞腾而下，带出一股烟尘。朱阿二慢悠悠地微抬起头，欣赏着张张飘下的瓦片，把脸一偏，嘲讽地看着方涛，那神态似乎在说：“你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大知识分子吗？回来了又怎么样？一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谁怕你？”
是的，他这时的架式，完全是一个大无畏的英雄。
方涛很想找他的爸爸朱洪队长评评理，但见不到他的影子。听说，他到外地参观去了。他是个大忙人，一年到头，总是在外边开会呵，学“理论”呵，取“革命”经呵，自我介绍吹嘘呵，……马不停蹄。要见到他不比见一个县官容易。
其实，即使找到了朱洪又怎么样呢？有其父才有其子。朱阿二夫妇若不是仗着他的权势，哪里敢这样放肆！
吵杂的一天终于过去了。晚上，方涛一家人吃过晚饭，早早关上门，以求得暂时的清净。
但门外很快响起了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震耳。
“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是谁呀？”方涛问。
“是我，代理队长。”声音颇为威严。
是朱阿二。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公事。”
方涛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
朱阿二走进屋里，皮笑肉不笑地向方涛点了点头，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
“什么事？快说吧。”方涛说。
朱阿二看了看正在灶前洗碗的柳霞，说：
“今天我代表公社上级来，是为柳霞代课工资的事。”
“我的工资？”柳霞惊讶地回过头来说，“学校里不是已经发给我了吗？一月三十元。”
朱阿二泠泠一笑，说：
“一月三十元，想得倒美。拿着不觉得扎手？”
“你这话什么意思？”方涛问。
“什么意思？大有意思！”朱阿二清了清喉咙，说，“你俩都是知识分子，最近一定学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吧。学是为了用！为了坚决限止资产阶级法权，生产队作出规定：本队社员到学校代课所得工资，一律收回作为生产队收入。生产队给代课的人另记工分。柳霞是妇女，按生产队标准一天记八分工，去除星期天，一月二十六天，计二十个整工另八分。生产队分红每个工三角，柳霞可得六元二角四分。已经多领走的，限定三天内交回；不能交回的，生产队划入私人借款，至时另收利息。”
朱阿二说得飞快，但字字清楚，计算也颇为精确，显然是一篇经过充分准备的檄文。
柳霞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得“啪”地一声，她手里的洗碗布掉倒了地上。方涛的母亲正在里屋哄孩子睡觉，也闻言吃惊地跑了出来。
“你们这种做法有法律根据吗？”方涛问。
“根据？”朱阿二泠泠一笑，“限止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根据。老实告诉你们吧，这也不只是我们生产队的做法，全公社都一样！”
“那……”方涛的母亲呐呐地问，“那你家那位病哥哥的工资呢？”
“他是正式教员，病假不超过期限工资当然照发，生产队管不着。再说你儿子的工资，我们现在不是也没有扣吗？”
朱阿二说完，再不容方涛家人分辩，站起身，拔脚就走。
柳霞腿一软，跌坐到旁边的一只小桌椅上。桌椅“嗄吱”一声向后倾去，方涛慌忙走过去，把小桌椅和柳霞一块扶住。
“涛哥—；—；”柳霞无力地倒在方涛的身上，“涛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呵？拿走了钱，还给一顶资产阶级帽子。我拿的代课工资是资产阶级法权？天哪！我是资产阶级？”
方涛什么也没有说。他能说什么呢？在朱阿二夫妻一类人自封为“响当当”的革命阶级的时候，柳霞被指为资产阶级受到盘剥，又有什么奇怪呢？方涛也很清楚，柳霞是聪明人，他懂得的，柳霞一定也懂得。
一阵长久的沉默。突然，柳霞翻起方涛的上衣襟，里面，正是她送给方涛的那件蓝色毛衣。柳霞紧紧抓着毛衣，手指颤抖着，眼睛里，泪水象雨珠沿着两颊“涮涮涮”往下掉……。
方涛家七拼八凑筹措了一笔钱，将合墙的另一半用高价从朱洪家买了下来，日子才算稍稍安生了一些。
但破屋越来越不经风雨了。晚上，西北风“哗哗”嘶叫着从砖瓦缝里往屋里钻，寒冷剌骨。海亮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未久就冻病了。起先高烧近四十度，随后又低烧不退，脸瘦得似乎只存下了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母亲也是三天两头感冒，脸色腊黄。柳霞忙忙碌碌，一天到晚没有空闲的时候，人变得又黑又瘦，眼稍出现了一条条细密的皱纹。
方涛清醒起意识到，这个家庭已经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特别是海亮的状况，最让方涛虑心忡忡。按说，孩子已经不算小了，他的教育也该提上日程。虽然倔强的孩子这两年很用功，看了不少小人书，认了不少字，但与城里的同龄孩子比起来，毕竟差了一截子。而且，方涛一走，柳霞和母亲两人一个没有时间照管他，一个没有精力照管他，任孩子拖着病弱的身子屋里屋外乱闯，也实在叫人放心不下。
方涛思来想去，感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回北京时把海亮带走。
他讲了自己的打算。柳霞和母亲虽然舍不得孩子离开，但也不表示反对。孩子听说后更是欢天喜地，天天晚上缠着方涛打听北京的样子，又大又圆的眼睛闪闪发亮，显得分外活泼、精神。
但方涛却很快又动摇起来。愈近回京日期，动摇就愈厉害：一个在北京没有户口的孩子，如何生存呢？就算有同事的接济，方涛是一个有工作的人，又如何带孩子呢？再说，他有带孩子的能力、经验和耐心吗？想起同屋郑叶妻子和孩子在北京时的狼狈处景，方涛的心就寒了。
方涛的犹豫未久就在神色和言行中表露了出来。
柳霞第一个摸到了方涛的心事。起先，她只是悄悄地叹息，几天后，终于主动开口说：
“算了，这次别带孩子去了。你是有工作的人，勉强带了去，也很难应乎。”
她停了停，补充说：
“再说，你从未带过孩子，毛手毛脚的，我也不放心。”
母亲也说：
“让孩子留在家里吧。我年岁是大了些，但也不是老得什么都不能干了。再说，孩子也懂些事了，在家有时也能帮着做点事呢。”
母亲说的是实话。海亮虽然小，但扫地、喂鸡喂鸭，都能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