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俏侍獾貌坏浇饩龅囊桓鲈颉！ ?br />
“老陈啊，你的事大体清楚了，许多细节还得调查。”
“调查吧，过去凭权哩，现在是由他们口说哩。”他对这次调查很不放心。
“你不想让调查？”
“我最愿意让调查，越细越好，调查多少次了，我有根有据，他们都是凭口说。光找我的问题，不看我的损失。”
说到他的损失，两张报纸上贴的车票加起来大几千元。连同抄家拿走的东西，上了万元，老伴的死，几年没分地，儿子……这损失如何计算呢？我一时也不知该咋说好，便要他先回去，让我再考虑一下，他问我啥时再来，这回又说了20天。临出门时他说：“我记名单，不是要报仇，我记账不是为了算细账，只是证明我不是胡说，是有根有据的。过去的事不说了，但不能胡说，总得有个公道，还我个清白。”
去地区开会，一位领导对我说，县委领导要抓全县性的大事，特别是过去处理过的事，不要再去翻它，容易引起麻烦。话音里我听出有人告了我的状。看来陈培基这个普通百姓的事还真不简单。
在一次县直机关副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针对当前干部思想情况，我亮出了陈培基的事，提了几个问题让大家讨论：286元的问题为什么告了20多年，是陈培基生来爱告状，还是因为越告越冤？他是告共产党的状，还是找共产党告状？封门、抄家算不算侵犯公民住宅权、个人财产权？捆绑打骂算不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离县城8里路，进城算不算流窜？任意扣押73天是什么性质？286元查成了725元，为啥偏偏把人家的账本丢了？陈培基的老伴是病死了，每次抄家后就病，第三次得了“拉屎痨”，怎么解释？事关人民生命财产，是大事还是小事？该不该搞清楚，该不该有个交代？
当然问题形成和发展有许多原因，当时也有当时的形势和情景。除极个别人外，谁同他也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陈培基也说过，过去的事不说了，他只是为了讨个公道，讨个说法。为啥就这还放不过他？让一个农民有地种，让一个百姓有饭吃，怎么就犯了天条啦！我们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讲党性。什么是党性？我说党性就是良心，就是共产党员的良心。一个人如果连起码的做人的良心都丧尽了，还讲什么党性？若要公道，打个颠倒，把陈培基的事放到我们头上或者放到我们亲朋好友身上，我们将作何感想？我摆出一副要动真格的架势，老实讲这件事要动真格的，不少人是很害怕的。
我带了信访局和纪检委的同志，又叫上公社书记，来到了陈家垣，让人们知道我就是要正儿八经抓陈培基案件了。
吉普车直开到陈培基土窑前，我坐上陈培基的炕头，端起陈培基的破碗喝水，听他讲抄家封门的情况，听他讲老伴死的情况，看了堆放木料的地方，让他说了个痛快。他拿出一摞书来让我看，是20多年的历书，原来那些书上标着他上访出门和归来的日期，在外边的行踪。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去了哪个机关，见了谁。哪一天进出学习班，哪一天进出看守所，有人名和记事。用这种形式记事，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干了几十年的办公室工作，常常因一些人名和时间问题烦恼，却没想出这个办法来。我又一次感到这个人不简单。整他的人，接待过他的人，给他做了不负责任答复的人，见了这些证据，会被惊得无话可说的。
原支部书记已调公社，现任支书没有到场，说是不在家。老百姓听说来了县委书记，而且是在陈培基家里，而且呆了一上午，院子里、窑顶上站了不少人。我让叫几个人进来，谁也不进来，最后进来几个年纪大的，座谈中说了些情况。说到陈培基的遭遇他们都落了泪。
别看山区交通不便，这号消息却传得很快。舆论180度转弯，成了“一边倒”。都说陈培基的案件，早该平反。我深知这样说的人不一定会出自真心，但有了这样的舆论总比阻力强，心里想着“宜粗不宜细”的解决方法。
平时说让他啥时候来，非常准时。这回却超过几天了不来。打电话问公社，公社不知道。派人去问，说他病了。我让安排他住院，他咋也不去，说顶几天就过去了。知道他是因为没钱，便硬拉着住了院。我去医院看了他，见他病情较重，更使我有了从粗从快解决的想法。
调查组汇报：原定陈培基286元的问题和后来725的问题，因惟一的依据账本丢失，无法再查。后来扣款抄家的问题，大队没记载，而且不能算作陈培基的问题，无需再查。
我把情况提交常委会，一致同意，并本着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做出如下决定：一、给陈培基彻底平反；二、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三、退还粮食500斤（由公社和大队负责），救济现金3000元（由民政局救济款支付）。
我拿上这个决定去征求他的意见，老汉泣不成声地说：“给个公道就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共产党还是真的。我还得活下去。”
果然，他出院了，又一次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这问题要是早十年解决了，我还能为社会作点贡献。现在老了，什么也干不成了，你为我的事花了很多时间，以后再不麻烦你了，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为咱全县的人办事，也算是我一点贡献。”说了这话他还不走，我问他还有啥事。他面有难色，想了半天才说：“叫我怎么感谢你呢？我什么也没有，只好给你磕几个头。”说着已溜下椅子趴下了。我忙去拉，怎么也拉不起来。他说到做到，再也没来找过我。第二年五月端午，他提着10个黄米粽子来看我。说是他种的，亲自包的，我没有推辞收下了，当着他的面吃了一个。
3年后他病逝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沉沉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为了清白，苦苦追求了30个年头。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难得啊！维护法律的威信就是维护党的威信 人世间的不平事，实在太多了。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4）
民谚说：“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身处逆境，头顶高压，违心屈服。大有忍受屈辱，接受不白，无可奈何之感。这种“低头”如果是暂时的，又有“好汉不吃眼前亏”、效韩信“胯下之辱”以图未来，以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说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有“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尽管为此碰得头破血流，却“宁折不弯”，呼号着“还我清白”，硬是要“讨回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