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依琪父母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年，他们的一生历尽沧桑，饱受屈辱，但夫妻俩相互搀扶，彼此支撑，始终是无怨无悔。父亲这一辈子几乎没有享过一天的清福，他的心也没有过一天真正的自由。他们这一代人，一生的自我价值几乎贬值到了极限，熬到了改革开放年代，生活有了转变，总算是不再饥寒交迫。但回头再溯源往日，那前尘影事，居然会成了他们这一生里最令人难忘、最值得留恋的岁月年华，所有的苦楚反不觉得再苦，那生生的恐惧也不再有记忆。这或许是世人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母亲年轻时，一直被人誉为“巧嫂”，不光是说她的针线活好，还有那些持家过日子的本事，更令大家赞不绝口。就是在过去缺吃少穿的日子里，也没有落到象如今这样穷的景象。丈夫已经是将死之人，却还要遭受如此大的惩罚，母亲在为他叫冤啊！知丈夫的莫过于她，所以她敢决定：不如就让他早点去吧，早脱苦海，前头还有极乐世界的指望。
陈依琪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拉起母亲坐到了床边，母亲的目光充满了沮丧，流露出了一个破灭了最后一点希望的求生者开始绝望时的迟钝、麻木和僵滞。陈依琪不忍心再看到那目光，她大声地叫道：“行啦，行啦！我这就去找‘毒鼠强’！”
她泪流满面，快步跑出门去了。
母亲这才松了口气，象是一个死过去的人突然又回转了魂来。她撑着床沿站起来，披起军大衣裹着身体，又扶着墙沿慢慢地走去客厅，边走边嚷着：“老头子啊，你就别再叫命啦，你听见了吗？囡妮答应你啦，等息就送你走。你走了，要是投不上胎，也千万勿再转来作践家里。囡妮够惨啦，让她也过上几天安顿日脚……”
母亲又回到了父亲的床边坐下，她用手抚摸着丈夫那张变形得可怕的脸，连续眨着眼睛表示着心头一阵阵的酸，周身都体验着心痛时的感觉。
父亲性格温顺，为人善良，一辈子都规规矩矩做人，从不敢有私心杂念。这一生他始终遵循的信条就是：“听从党的教导，服从政府的领导”。这是他脱离了罪恶旧社会，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的标志，这也是那个年代党和政府教导所有菩罗大众必须要遵循的思想和行为的至上准则。
1968年的冬天，大量的城市无业居民开始下放农村，除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吴梁市还有一些城市无业人员，被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家也在被动员的名单里，别人家根据政策没有借口的有少数人还闹事不从，而他家是独生女，完全可以留在城市里，可父亲不用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人费一点口舌，二话不说，一口就应承了，积极地响应政府号召，全家都去了苏北农村。政府奖励了每人一朵大红花，挤上游街的卡车，接受留在城市里的市民敲锣打鼓的欢送，他感到了无比的光荣，也从此葬送了他们城市人的生活梦想。
农村的生活比起城里简单多了，虽然也有政治运动，但疯狂的程度远不及城市，更不会动辄血腥弥漫。朴实本质的农民更注重粮食，盘算的是三餐的着落。反正都是看着村头的旗子作息，旗子升起就出工，旗子落下就回家，旗子降到一半，就是生产队里开大会。丈夫总是上工不敢迟到，收工不敢先走。就是生产队里开会，台上的人归台上的人讲，台下的人归台下的人说，他也不敢象别人那样放肆，总是和母亲一起，带着自家的小板凳在最前一排毕恭毕敬地坐着，听得比谁都认真，就是当时想咳嗽一声，也是尽量卡住喉咙口，将咳嗽的声音压到最低。
农活是看天时的，披星戴月是常事，刮风下雨也得出门，就是农闲了，生产队长也总能找出让大伙干上十几个小时的农活来，真的是没法去干活，那也得让大伙儿聚一起，要则忆苦思甜，要则背诵“老三篇”。反正满一天，大伙就可以拿到十分工分，到了年终分红，这一分工可以算到三分钱。那肉是不贵，三毛六可以打一斤，但这一斤肉一个强劳力也得苦挣上十二天才能换得来。那十年的岁月是伴随着饥饿和懦谨一天天熬过来的，但他们并不后悔，也无处可以后悔。在这十年里，家里每年的春联没有一次改变过内容，始终都是那十个字：“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如果有人问：“哎，你觉得老陈这人怎么样？”
别人总是说：“人倒是个好人……”
这样的好人在那个年代就是普通人的典型，是那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一分子。但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如今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做了一辈子的顺民，却得到了个最最溅的命，溅得不如一条鱼，不如一只苍蝇，不如一只麻雀子。那些小生命，做的是它们自己，虽然它们也会为活着奔波劳碌，也会为躲避天敌的攻击而胆战心惊，但它们却始终是自由的自己，不会因为贫穷而为奴，也不会因为胆怯而为奴。
过了半夜，陈依琪回来了。她的脸冻得发青发紫，牙齿还在打颤。她满脸的憔悴，双眼红肿，目光呆滞。看着在疼痛中挣扎的父亲，她绝望得已经没有了再上前安抚一下的愿望。
母亲紧盯着她，焦虑地问道：“买了吗？”
陈依琪点了点头，母亲松了口气。
陈依琪坐到了母亲坐的凳上，抱过了仍在哀叫着的父亲的头，用脸紧贴着父亲的脸，泪水滚到了他的脸上……
母亲在一边催要着老鼠药，陈依琪从袋里掏出了一纸包，母亲忙抓过去，解开来看，里面是皮套捆着的七支杜冷丁。
母亲失望得一屁股就坐到了床边上，说道：“陈红啊，你糊涂啊！”
陈依琪从母亲手里拿过杜冷丁，她从容地开始帮父亲注射，一边还在对父亲说：“爸爸，你就安心点走吧！就是不能去天堂，那地狱也肯定好过你现在。全都是女儿没有用场，来世再报答你吧……”
一支，二支、三支……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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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安静地走了，他在昏睡中再也没有醒来。
陈依琪安排父亲后事时，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通知丈夫彭立国。她去公用电话亭给彭立国打了电话，让他带着女儿彭颖姗坐早班火车从常州赶回家来。
彭立国是常州人，人长得十分帅气，很多人都说他长得象刘德华，可惜他没有刘德华的好命。早年他在吴梁的梅花市场做服装生意，经人介绍认识了陈依琪，两人一见钟情，不久便谈婚论嫁了。母亲并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女儿坚持，母亲也只能顺应了她。结婚以后彭立国便留在了吴梁，成了陈依琪家倒插门的女婿。
九十年代初，彭立国与人合伙承包了一家股装厂，没做二年就破产了，欠下了一大屁股的债，整天东躲西藏，与债主捉着谜藏。后来他又去折腾，与人一起倒卖起了假冒香烟，又被当地工商机关查获，近十万元的假烟被查抄，还被罚了一万元款。落得被母亲言中，女婿这人不是个居家过日子的主，整天扑落扑落瞎折腾，没一天会肯安顿，不是被撞得鼻青眼肿，就是打肿了面孔充胖子，不会有大出息。人长得象个白面小生，男人光漂亮能顶啥用？还不如要个本份点的，懂得疼老婆是最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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