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这个原因，信长决定让信孝也参与到勘合贸易来。他将依仗着若狭水军的力量，把小浜港建设成织田家在北6道最重要的商贸集散地。
同时，信长准备在北近江建立新的居城，依靠琵琶湖的水路之利牢牢控制周边区域，并且作为畿内和北6道、东海道、东山道之间的枢纽……
“等等”我感到非常惊讶，“主公要建立新的居城，在北近江？”
“正是这样，”丹羽长秀点了点头，“所以主公才需要重开勘合贸易，获取大量的金钱……而且，岐阜城处于东山道，虽然很坚固，却不便于控制畿内。而且，如今还面临着武田家的威胁。”
“不是南近江吗？不是在……”我追问道，口差点就说出了“安土”两个字。
“南近江是胜家的领地啊”丹羽长秀奇怪的看着我。
“好吧，”我耸了耸肩，“具体地点是在哪里？”
“具体地点，主公已经勘探过了，”丹羽长秀笑着说道，“就是在姊川汇入琵琶湖附近的今滨距离铸造铁炮的国友屋也不远的”
“今滨？……是今滨啊”我点了点头，心明白了信长的打算。
之所以上次在今滨解散军势，之所以没有把北近江交给羽良秀吉，是因为他想把北近江划归直领，并且建立新的居城。而如果建成的话，今滨城的确就是连接畿内和北6道、东海道、东山道的枢纽，而且开往京都也很方便，琵琶湖的对岸就是。
当然，后来事情有些变化。由于上杉谦信和本家破盟，并且攻入越和加贺两国，信长不得不派出一位重臣担任北6方面的军团长，主持防御上杉家的事情。而按照当时的状况，家能够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只有一个柴田胜家。
这样一来，柴田胜家去了越前，领有越前八郡四十九万石，南近江就空出来了。于是信长把浅井旧领交给秀吉，自己在南近江建立了安土城。
明白了这个过程，我心的两个疑惑也终于解开。
一个是秀吉为什么有钱建造今滨城。按照他家的经济状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厚道的说，我正等着看他怎么筹措来着。当初我只是修缮蟹江城，就花费了大约一万贯；后来建造三重城，几乎掏空了之前好几年的积蓄，好在当时有津屋，于是就顺势把三重町作为了津屋的总部来经营。那么，以长滨城的规模，花费至少得好几万贯吧？这笔钱，把那只猴子剥皮拆骨卖掉都拿不出来。要知道，三年前我送上的五千贯，到现在他一直都没还我呢这几年去岐阜的那几次，宁宁总会亲自前来吉良阵屋向我致歉。
当然，现在我知道了，原来动工的钱，都是信长出的。
这样一来，第二个疑惑也豁然而解：秀吉把今滨城改名为长滨，并不是为了向信长献媚邀宠，而是念着这笔钱的出处，才让新城拜领了信长的偏讳。
可以说，得到长滨城，才是秀吉真正迹的开始。从此以后，依托着琵琶湖的水运之利，以及长滨町的枢纽地位，秀吉获得了大量的金钱，从而飞的提高了自家的军备水平，也到了金钱的巨大威力。晚年他建成大阪城之后，就把堺町的商人全部强制迁往大阪，而且在城储备了海量的黄金，一直用到大阪冬之阵招募十多万浪人武士的时候。
当然，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后话。如今他正准备替信长营建今滨城，家眷依然留在岐阜，只是应信长之命派出了代官木下佑久，和明智光秀、泷川一益的代官一起掌握着越前的实权。
而我和丹羽长秀，目前最头疼的就是向明廷朝贡的名份。
最后，经过仔细的讨论，我们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说法，将信长定位为天皇的摄政，我和长秀分别作为摄政官署的商务和政务长官，全权负责和明廷之间的贸易事宜。
但实际上，按照信长的规划，整个勘合贸易都在信长的控制之。他控制的环节有两个，一个是出口货物的征集，另一个是进口货物的征税。货物的征集，由丹羽长秀率领信长的侧用五人奉行组（福富秀胜、菅屋长赖、堀秀政、矢部家定、长谷川秀一）共同负责，他们将家高级武士、附属大名、各大寺社和各大商人组织起来，分别给予一定的货物配额，并且确定贸易使团的具体人选；完成之后，丹羽长秀将人员和货物清单移交给我，由我负责率船队前往明廷。等到完成交易返回之后，无论结果如何，一率由我征收一成半的商税和一成的运费。一成半的商税自然是归于信长，称为“抽粉钱”；一成的运费则交给船队，也就是我和武田信孝两人，用来支付往返大明的船只租金、船方工资、乘方食宿等费用。
但是，即使抽取两成半的税费额，这些货物的贸易利润依然非常可观。以银货交易为例，日本的金银价格比例为：o到：，大明：4，仅仅输出白银，获利即相当于货物的双倍价值。而且，大明的生丝、药材、砂糖、金缕、书籍、扇香、铜钱、估衣等，运到日本皆是暴利，利润大约相当于货物价值的两到三倍。
可以想见，为了获得参与贸易的资格，很多人都将竭力向信长争取，而织田家在畿内的统治基础也将更加牢固。
第一百一十二章：贸易船队（下）
第一百一十二章：贸易船队（下）
……，……
在日本的佛教流派，禅宗是非常特殊的一脉。如果说奈良佛教和平安二宗是由朝廷扶持，且具有鲜明的“护国”色彩，可以称为国家佛教、贵族佛教的话，禅宗（主要是临济宗）就可以称为是武家佛教，是武士掌权后，因为武家的推崇和保护而兴盛起来的。在镰仓时代，幕府就仿造南宋五山十刹的制度，在镰仓建立了“镰仓五山”，后来又扩大到京都，建立“京都五山”；到了室町时代足利义满时，“五山十刹”正式成为定制，从而打下了禅宗临济宗兴盛的根基。
禅宗对日本的影响极大，尤其是在武家掌权的几百年间。从镰仓时代起，幕府的对外交往和大名的相互外交方面，基本上全部以禅宗僧人作为媒介和桥梁，并且协助制定外交方针；室町时代，禅宗的临济宗是足利将军家世代信奉的宗派，禅宗名僧深受幂府重用，常参与军政外交机要，或作为幕府的使者斡旋于幕府与各地大名之间，或作为国使出使国和朝鲜。展开对外贸易，也是由足利尊氏的传戒师、曾经七度受到天皇的国师赐封、人称“七朝帝师”的梦窗疎石先建策的，之后无论是幕府、大内家还是细川家，对明的勘合贸易无不以禅宗僧人为正使，而京都五山的天龙寺、相国寺等，向来在勘合贸易占据重要地位。
另外，禅宗五山精研汉学汉诗，熟悉国化，他们开创的有别于平安贵族学的“五山学”，对日本化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一休就是禅宗的喔）。无论是早已有之的书法、绘画、雕刻、造园艺术，还是平安后兴盛起来的花道、茶道、能乐、俳句，都可以看到禅宗的影子。例如千宗易继承和扬的“和静清寂”茶道诸法，可以说是完全切合了禅宗的旨趣。就连武家流行的辞世句，也是起源于禅宗的诗偈。
可以说，战国时代著名的化僧人和外交僧人，基本都是出自禅宗。前者有梦窗疎石、一休宗纯、大林宗套（武野邵鸥嗣师，津田宗及、千宗易戒师）等，后者有太原雪斋、快川绍喜、安国寺惠琼、泷本寺非有，以及稍后制定了《禁及公家诸法度》、和南广坊天海并称“黑衣宰相”的金地院崇伝等人。
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幕府的衰落和勘合贸易的止，失去了来自枢的支持，作为禅宗根基的京都五山已经渐渐的衰落下去。曾经主导过幕府和细川家勘合贸易的两寺，京都五山之、由足利尊氏和梦窗疎石开基、以前负责建造对外贸易船的天龙寺在应仁之乱被烧得一干二净，虽然经过重建，但是传承已失，再没出过什么著名的僧人；五山次席、由足利义满和梦窗疎石开基的相国寺更惨，应仁之乱时作为细川家的阵地被西军烧掉，然后因为参与细川家的勘合贸易，好不容易重新恢复了一些元气，却又在天二十年（55）卷入细川家和三好家的争端，再次被全部烧掉，至今依然是一片断壁残垣。
我和丹羽长秀原本想在两寺之选取赴明交涉使团的正使，可是了解到以上的情况后，只得放下了这番打算，重新在京都物色合适的僧人。然而，连主导过勘合贸易的两寺尚且如此凋敝，其余的各寺又能如何？两人忙了大半个月，结果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几乎在绝望之下，我想到了一个人：前鹿苑寺住持、现任南河内守护的畠山义周。
鹿苑寺的地位非常特殊，是相国寺的山外塔头别院，由足利义满创建。寺有一个“鹿苑僧録”的职务，是禅宗临济宗事实上的最高职，可以决定南禅寺和五山之下所有禅寺的寺格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