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再要听到谁说某翰林如何如何、翰林院又如何如何，龚自珍便满脸不屑，傲然说道：翰林有什么了不起？翰林院又有什么了不起？俺家女人个个都是翰林，俺家就是个翰林院！翰林？翰林院？什么玩意儿，哼！
学问优长
“我的朋友”胡适之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他讲这话，是为了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要用西洋科学方法去整合和复兴乾隆、嘉庆时期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号称“乾嘉朴学”，即训诂考据之学，也称汉学。与乾嘉朴学不同，还有一种学问，叫性理之学，又称宋学。两种学问，各具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俗谓“村学究”者，就是汉学的基层代表；俗谓“道学家”者，则泛指宋学的粉丝们（fans）。当然，“道学家”和“村学究”的学问都不怎么样，其学养适足与电视剧中常见的“马列大妈”一较短长。
汉学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宋学发挥性命天道的精妙，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固然是相得益彰的好事。但是，道光以来，汉宋之争势如水火，不单不相与谋，还要鸣鼓而攻，这是为什么呢？症结就在“学而优则仕”五个字。学问是学问，做官是做官，本来是两码事，但是，科举制度却风马牛为一体，将二者紧密结合。八股文和试帖诗，自有一套严格的规矩，本不涉及汉、宋学派的异同，但是，考官们却坚守汉、宋藩篱，在考试过程中上下其手，党同伐异。很多考生在考前便在省会、京城住上一段时间，通过宴饮面谈、投稿请教等方式获得有希望成为考官的官吏们的欣赏。正式考试时，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虽被遮住，考官却早已暗示中意的考生，在行文时留下一些印记以利辨认。试卷缴上後，考官阅卷，首先就去找这些留有“後门”的试卷，不论诗文写得如何，批了高分再说。
一旦学问成了敲门砖，那么，学问与学问之间，也就有了红黑冷热的差别。派往各省的主考们，若是汉学家，录取的便多是考据派；若是理学家，毫无疑问，望之俨然的岳不群们中举的幾率就大得多。这是地方上的情形。举子们赴京参加会试，高考指挥棒就由皇帝和大学士们操纵，揣摩风尚，投其所好，就成了必做的功课。曹振镛盘踞中央达二十三年之久，他对理学的偏爱必然影响乃至决定考风的走向，于是，汉学爱好者们发现作官的路越走越窄，宋学迷则躬逢盛世，大有作为。
流风所及，身处高位的汉学领袖阮元也遭受打击。他自乾隆末就是副部级干部，此後历任督抚三十馀年。道光十四年某日，君臣闲谈，帝问曹氏：阮元官运如此亨通，何解？曹答：由于。道光觉得这个答案很别致，再问：此话怎讲？答：臣听说他在督署内日日刻书，时刻不忘治学。数语间，汉学研究和不务正业便划上等号，曹氏下黑脚成功。不多久，阮元即被内召，投闲置散，没有了实权。
从此，理学派全面掌握主流话语权，“道学家”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喳喳喳是是是
继曹振镛後，军机处领班大臣是穆彰阿和潘世恩。二位大佬不折不扣地继承和发扬曹氏老成持重的行政风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由此，道光一朝三十年间，便成为一个“不痛不痒之天下”。
苏州人潘世恩是个“全A生”；戏曲里津津乐道的的“状元宰相”，说的就是他这号人。他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高，拥有各种最高级别的文凭、证书和奖状，是全面贯彻“时代精神”的时代骄子。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时代，他既然代表那个时代，也就注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具有“不痛不痒”的特征——荣耀及身而止，名字与身俱灭。同治年间，李元度编撰极具权威性的清代名人大辞典——《国朝先正事略》，潘氏名下除了任职经历、恩奖记录、世系子女以及生卒年月，便再无其他内容。後人眼中的他，不再是时代骄子，只是一个时代的影子。
满洲镶蓝旗人穆彰阿也是一个影子，不过，他是一片面积巨大的阴影，幾乎笼罩了当时大半个中国。道光晚期，凡在政坛上有名有姓的角色，绝大部分出自“穆党”。即在咸丰前期，穆氏倒台、穆党势衰以後，仍有很多经穆氏提拔的官员占踞着各条战线的重要职位。曾国藩就是穆门高材的杰出代表。道光二十七年，经过穆氏的“运作”，他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同治七年——距穆氏逝世已十馀年——已是“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晋京面圣，在各类表彰庆典不暇接应的情况下，犹专程探问家道中落、生活拮据的穆氏後人，馈赠巨款，聊报知遇之恩。
与三十多年前的“权相”和嘟希耸屏υ诓僦洌牵抡冒⒂牒瞳｜有本质区别：他不是好货之人。对他来说，权力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并不一定要成为敛财的工具。穆氏追求权力，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更大更持久的权力，并不准备用这些权力作一番与之相称的事业。他是一个为权力而权力的权迷。故此，作为军机领班的穆彰阿，思虑所及，不过牢牢把持手中的权力；而潘世恩之自我期许，亦不过安稳作个太平宰相。然则，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为二人所不喜，自上而下的改革固然无从谈起，由外而至的事变也要讳莫如深。上行之，下必效之；于是，水旱灾变，民众暴动，都通过层层转报的公文系统，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皇帝有什么吩咐，也都唯唯诺诺，不作争辩，避免局面复杂化。最终，天子无事，天下无事，你无事，我无事，大家无事。
当日民间流传一副对联，戏仿穆、潘二人“面圣”情形，便是一幅生动的“盛世”君臣同乐图：
“喳喳喳，主子洪福；
是是是，皇上圣明”。
性情宽厚的OloFlen
鸦片战争以前的八十馀年，广州是中国法定唯一的外贸港口。其时，在广州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民营”企业集团，称十三行。鸦片战争以前二十年间，怡和行是十三行中的老大。南海人伍秉鉴则是怡和的董事长兼CEO。
当日，伍氏常被称为浩官，或者沛官，其他行商首领也多在姓名字号以外有个这官那官的“商名”，例如在伍氏之前先後占据广州外贸头把交椅的潘启官和卢茂官。“商名”中带个“官”字，不难想见其中官商勾结的紧密。以伍秉鉴们的商业谋略，不和官府勾结，他们的生意也不会差到哪去，难道是因为社会认同感不够，买个“官”名以混入主流社会么？非也。起初，广州外贸被朝廷钦派的“皇商”垄断，伍秉鉴们并无准入权，但是，“皇商”们做生意乏善可陈：他们倒买倒卖，却常常亏掉本钱；他们广签合同，却常常延误交割。最後，“皇商”们山穷水尽，既没钱也没货，洋商一怒之下拒绝与其交易，转而与没有营业执照的伍秉鉴们做生意。“皇商”背後的政府坐不住了：法律哪能当儿戏？执照岂是一张废纸？于是，找了个台阶：“皇商”退出广州商界，由民营企业接任，只是，行商们还是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并交纳比“皇商”多得多的各项公私税费。因此，伍秉鉴们也就不情不愿的变成了伍浩官们。
行商崛起，广州商界气象一新。在广州做了十幾年生意的美国商人WilliamC。Hunter，由衷地称赞他的清国贸易伙伴，说他们是“可敬可靠的生意人，他们恪守合同，性情宽厚”。守合同、重信用，固然可以参评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性情宽厚”这种人格上的美德又从何说起？这得从洋泾浜英语说起。
伍秉鉴——不，得称伍浩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