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要调走了。以后谁来当你们的指导员，我不知道。但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不错的人。你放心，好好干，政府不会亏待你的。”
果然不久，他调走了。他是劳改农场唯一带军衔的指导员。
我把车子拉上土坡，在王指导员的宿舍前卸下箱子，将板车、绳子送回工具房，回号内去。当晚开饭集合点名的时候，丁队长匆匆地跑进大号，在犯人队伍前大声喊叫：
“谁，谁叫胡振铎？给我出来！”
“我。”我从队列中站了出来，不解地望着他那张凶狠的脸。
“你把绳子弄哪儿去了？”
“送工具房去了。那是我们一分队的绳子。”
他不再说什么，而是伸手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另一只手攥紧拳头，朝我的下巴就是一磕。还好我没张嘴伸舌，否则就惨了。
“你的绳子？你再说！”
陈殷盛也不敢出来为我作证。明明是被他借走，由我收回，我错在哪里了？
丁队长还余怒未息，忿忿地走了。后来听说他被撤了，是调去南平电线厂当工人去了。
在农民的村口附近，我们借用黄土山，建了一座砖瓦厂。挑选一部分精壮劳力或有一技之长的犯人，进砖瓦厂做工。少数人住在瓦窑里看火，大部分仍住在大号，早出晚归。烧成的砖瓦，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外卖。
有一个叫欧阳臭酸的矮小老头，是和我一起从大山坪来的，他会做砖瓦，和陈风同出同进，因为他们都是从永安来的。
有一天，我们外出去为耕牛割新鲜牛草，路过瓦窑。这时候，有一部卡车满载城里人路过。陈风即脱下草帽，向车上的人扬了扬，车上一个人也脱下草帽和他打招呼。如此两三次。我们奇怪了。问：
“陈风，你是从永安来的。会认识车上的人？”
“不认识。”陈风淡淡地说。
“不认识？车上的人怎么也和你打招呼？”
“不知道。大概他认识我吧！”他风趣地说。
“好你个陈风，原来你全是恶作剧、寻开心啊！”
我们一路笑着走进大山去。上午割了一挑牛草，回大号吃午饭；下午割好第二挑草回来，天已经擦黑了。到了村口的土地庙前，有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正在上供。虽然信香的气味让人难受，但供品的香味却充满诱惑。两个人放下担子冲进矮庙，不打招呼抓起榯粿就吃。那大嫂不让了，随即追了出来：
“哎，哎，你们，你们不能乱吃我的供品啊！那是给土地爷上的供啊！”
“嗨！你不用说我们也知道，不就是给牛鬼蛇神吃的吗？告诉你吧！我们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口封的牛鬼蛇神，吃了你上的供品，保准你小孩的病很快就好！”
大嫂听了，立即跑回土地庙，将所有供品都捧出来，分散给我们。说：
“吃吧，快吃吧！托你们的吉言，保佑我儿子的病早日痊愈吧！”
经他这么一说，我们反倒愣住了。她所祈求的，不经意被我们言中了。我们收了她的供品，一路走着吃着，把这事当作笑谈。进了大号，说给大家听，一个个也都喜笑不止。
第三天，我们再次经过村口时，正好遇上那位大嫂。她领着五六岁的小男孩，拦住我们千恩万谢。说她的孩子病好了，非要拉我们去她家喝口茶不可。
7
梁布农场先一步推广杂交水稻。一年后，溪口也开始学育苗、制种。这项工作由中队长亲自过问，特选一分队的我和陈殷盛两人负责。
我们在分队猪栏犯人住房的外边，建了一间温室催芽房，两人轮流在灶前烧火、加水，并根据温室内温度的升降，进入室内，给箩筐里的谷芽翻动、加水。
我们以猪栏边的小垅田作为制种基地。分批播种、插秧，使雄性不育系分两批扬花和母系花期相遇，保证母系植株能够完满受孕，结出饱满的子粒。因为杂交水稻的果实不能作为种子繁殖，所以每年都必须以父母两系杂交制作新种子。虽然制种这么复杂、困难，但杂交稻的秧苗分蘖力很强，大田扦插一般每株只插一两本，与传统稻种的秧苗每株插十余本，相比节省谷种十分之八九。况且，杂交稻的产量高，每株分蘖到十几二十穗，最多的一穗可结出345个成熟子粒，千粒重也比传统稻多出5克上下。
山区日照短，日夜温差大。为了实现双季稻，又要保证有足够的生长期（每季140天左右），就必须延长它在秧地的秧期。我们的早稻在三月十日前播种，四月四五日清明节气前插好秧，才能确保夏收夏种按时按节完成。但是，每到三月中旬，都有一次强冷空气南下，最低温度达到5…6℃。而秧苗在气温12℃时，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吐出的二氧化碳会在薄膜上凝结成水珠，回滴入土，容易滋生酶菌，造成烂秧死根。因此要经常通风，增加氧气，除去积水。但掀膜通风，又会使膜内小空间温度骤降，更影响秧苗生长。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只能在正午阳光较强时，快速掀起薄膜，使膜顶水珠顺势流向两旁，并尽快将薄膜掩上盖好。这件工作，只能在中队长不在时进行，且只能在半个小时内完成。这段时间，就选在中队长去吃午饭的时候。因为他如果在场，肯定不同意。任何事情都不能凭空想象，看手段，而要看结果。我就是抓住中队长的这一心理。
事实证明，经过我们灵活处理的秧苗，不但在劳改农场范围内，长势最好；就是附近农民也多有失败。当年早稻插完之后，我们的秧苗还有富余，支援了梁布大队和附近的农民。年终评审时，我得了二等奖，奖励一只军用水壶。
杂交水稻推广之后，我们不再实行书生气的密植，获得空前的高产量。
8
我们每年所用的晒谷席、扁担、箩筐、土箕、扫把等竹器，都需要更新添补。在秋收冬种之后，各分队会挑选十人左右，到深山老林去砍伐毛竹，由技术工破成竹篾等半成品，捆扎挑运下山，暂且寄存在我们投宿的农民家里，等待大型拖拉机来运送回去。
我两次被选进山，投宿的农民都十分纯朴，待我们很友善。当他们问及我们犯什么罪的时候，我们说是“反革命”。他们桀然一笑，说：
“反革命帽子满天飞。我们村里也有两个被抓走了，还不知道送到哪儿去了呢？”
说我们是“反革命”，我觉得十分可笑。我经常被差遣外出劳动，有时候都只有一两个人。但我们都能洁身自好，并没有违规的行为。而我更注重与群众的关系，每到一处，我们在老百姓家里借锅做了午饭，用了人家的柴草，吃完饭、洗好锅碗，抹好桌子、灶台，都问好水井在哪里，帮群众把水缸挑满。陈殷盛跟我配合最默契，就象当年的新四军、八路军一样。我这样想，老百姓跟我们无怨无仇，我们为什么要去坑害人家呢？再说，做人都应该守本分，“虎死留皮，人死留名”，这是千古的名训，一个人要行得端，坐得正，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
由于我能认真改造思想，在劳动中都是积极肯干，得到干部的肯定，比较放心。经常派我外出就是明证。
我认为，不管我有罪无罪，思想改造总是必要的。在几年的劳改生活中，使我的思想不断净化。这种“人之初，性本善”的意念，与我后来皈依基督教，是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呢？基督教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因为始祖亚当夏娃亏欠了神的恩典，原罪就进入我们人类的后裔之中。如果不能继续不断地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教诲，认罪悔改，就会掉入罪恶的深渊不能自拔。这种思想，与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想，是否一脉相承？不得而知。但我觉得，它们之间，总有一些因果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