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大约与当时的居住条件有关，那时候大多是平房，大家有串门的习惯，还有就是当时物质贫乏，生活很差，大家的确有许多的苦。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没有摆脱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性。但是，“诉苦”作为一个概念正正经经地提出来，我还是头一次在书里看到，顿觉头脑一亮。文中提到：“诉苦”口述文本是在访谈中所能收集到的有比较完整的叙事的文本。另外，在“诉苦”的书面文本中，叙事形式和现代意义上的“事件感”有高度吻合，即它们一般都有比较完整的情节、一定程度的明确的时空定位。书中这样定义“诉苦”：
“诉苦”的所指可以极为宽泛，也可以极为狭窄。最狭隘意义上的“诉苦”就是最标准的“诉苦”……最宽泛意义上的“诉苦”则基本上就可以按此词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即人们讲他们的苦处，他们往往并不像标准型“诉苦”那样要传导什么历史意义，而只是要说明他们有多么的苦。这种最宽泛意义上的“诉苦”据我们估计在现代农村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妇女的言谈中，并不少见。
作者列举了妇女们在“诉苦”时除了诉“事”还包含了许多“苦”的修辞：“属我苦”、“那叫怎么苦啊”、“拉起我那苦，说不尽”。她们说的“事”既包括单一事件，也包括一种状态，两者互涵和交叠，传达出一种强烈的“苦”感。我原来以为“诉苦”不过是一种发自本心的最最朴素的表达，读了此书我发现自己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我在书中找到两处材料，颇觉有趣，摘录如下：
那么，“诉苦”为什么要诉“事”呢？首先要指出的是“诉苦”实践，尤其是早期土改中的“诉苦”口述实践，要比我们今天想当然地认为的诉“事”的“诉苦”宽泛得多。如《冀东日报》1947年1月10日《怎样翻心》的文章所推荐的三种“诉苦”的方法：
1、说旁人，比自己。
2、会场喊口号的作用。
3、发挥妇女易动感情，“诉苦”细腻感人的作用。
另一段材料仍然与《冀东日报》有关：
《白泉家庭道苦会的故事》——摘自1947年9月4日《冀东日报》一段婆媳对话：
“你说咱们娘们那时不和气是因为什么？”
“妈，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脾气不好。”
“咳，不是，是咱穷没吃的，饿的心烦就要生气，不见这时怎么也不吵了。”
“对了，就是因为穷的过，妈，你看咱万沟这些穷人家还不一条心。”
“是，以后就要出去和他们说，让他们诉苦，把咱穷人家都弄成一条心，一家人一样。”
一个“翻心”让“诉苦”变得活生生的，而且内涵丰富。“诉苦”实际上被当作了一种特殊的与人沟通的方式，可以交流和传播信息，包括传播流言蜚语，可以用来重建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重塑和刷新过去。人们通过“诉苦”重新提取和组合事件，让已经发生的其实是无法更改的事情通过言说变得尽可能好接受，同时也对难以消弭和提升的日常性的事情和摩擦给出一个漂亮至少也是说得过去的说法。在我看来，“诉苦”除了具有唤起别人同情心的表面作用之外，还有更加深刻的超越日常和常规的意义：它用过去的一种经过强化了的苦试图去覆盖所有别的苦，同时也试图去消解正在发生的一切的苦。而实际上，生活中那部分未被言说的苦也许才是更大的、真正的苦。
唐冬青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诉苦”，比较特殊的是她诉的都是别人的苦。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钱，花的都是别人的钱。等于是唐冬青通过“诉苦”，占有了另一个人的生活资源。而她本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在“诉苦”的背后是一幅怎样的生活图景？这是我所关心和饶有兴味的。
时光如水流过5
在《十周岁》里我想写一写70年代的日常生活。因为受到“文革”那段特殊岁月的影响，70年代的生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贫瘠、苍凉、压抑和无味，因此70年代的日常生活也似乎很少被记述和描绘。但是我相信任何时代的民间生活都是有滋有味和生龙活虎的，即便是烽火连年，也一样是婚丧嫁娶、春种秋收。人类是具有超乎想像的适应性的，也正因为这份顽强的适应性，才使经历了数千载的历史、文化得以流传。
在70年代，我也只是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作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会以写作者的眼光去观察，我只是以一个孩子的感受去感知，我所掌握的70年代的生活材料也只是一个孩子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和记忆。而且，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那个时期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已经被遗忘了。有意思的是，因为有遗忘，记忆才被珍视。而对于一篇小说来说，想像或许更为重要。想像可以越过所有的遗忘和记忆，将所有发生和从未发生的事件和场景构建出来，可以穿透内心，捕捉到最精微的生命的光芒。它就像一艘自由而灵巧的船，不仅可以在现在的河面行驶，还可以抵达过去和未来，甚至可以抵达那些从未存在过的时光。
《十周岁》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完全来自我的想像。我想像一个十岁的女孩排在路队里，孤独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而学校和家里等待她的是什么呢？绝对不会是一份如意的生活，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懂得她和宠爱她。于是我看到了唐冬青这个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