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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帮我排一下版，打印几份，我有用。”
女儿：“行。”
妻子看了第一章的初稿，感慨道：
“过去的事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我也奇怪：那些遥远的往事，好象寄存在一个箱子里，平时未曾理会，以为都不存在了；如今打开封存，突然发现一件件完完整整，有的竟历久弥新。这种不想保留却又抹擦不掉的回忆，非亲身历炼不可，非刻骨铭心不可。
这没什么可隐瞒的，我要将此事告诉他们，也是向他们正式表态。
我让女儿将第一章的打印稿连同我写的一封短信给他们寄去。还有同样的一份寄给了老四，算是通报了弟弟们。
信的内容如下：
常×× ： 吕×× ：（注）
这是我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母爱的阴影》第一章的初稿，请查收。后面的几章完成时也会给你们看的。
我要求你们为五十多年来对我的不公正道歉。
祝身体健康！
常无敌 2004。8
（注）：我直呼其名。这里且隐去四个字。
我的信和稿件用专递发出。从此之后，他们便“人间蒸发”了。
没有回信，没有电话，没有解释，没有争论，更没有歉意。他们对此置之不理。
其实拒绝答复就是一种答复。
这是在预料之中的。
首先，他们没有解释和争论的立脚点。和许多内心卑劣的人一样，只有在“不讲理”时他们才是有力和有利的；一讲理，他们就会变成弱者。
其次，他们觉得没有失去什么。我说的“太自私的人其实会失去很多”，他们根本听不懂。在区区的一点既得利益面临最后分配的时候，他们巴不得我能离开这个利益圈；这不但省去了公正的“麻烦”，也找到了不公正的口实。
“笑骂任人笑骂，好事我自为之。”正是他们的心态。
今日的“人间蒸发”与他们六十年前的“出奔”何其相似。
历史又回到了起点。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弟弟们都具备了“外交官”的风度——谨慎地“保持沉默”。
弟弟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已沉默了几十年，他们已习惯于沉默。对他们的失语，我不想深责；但我要说的是，沉默就是自欺，而自欺是对良心的压迫。
对于我的父亲和继母来说，这可能是他们良心复活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除我以外，已没有别人能够唤醒他们蛰伏的良心。
或许，我是徒劳的，他们的良心已死。
尾声
母亲八十三岁仙逝。
按照母亲的遗愿，姐姐将母亲的骨灰移至重庆娘家的祖坟安葬。
2005年清明，南京。我与妻子及姐姐的一家人，遥望重庆，祭拜母亲之灵。
母亲一生两次不幸：十九岁逼嫁，遇人不祥，夫死家无。二十五岁再嫁，未承想遇人不淑，二十九岁又遭变故。可以想见，母亲携年幼的姐姐回川之时，心情是何等的凄凉悲苦。彼苍者天，为何如此不公！彼匹夫匹妇，为何用心太忍！
此后含辛茹苦五十多年，自强自立，为女儿牺牲，也是为自己牺牲；向女儿证明，也是向命运证明：她不愧为“人”意义上的母亲，是真正的“人之母”。
好人多难，小人易逞。这是天道，抑非天道？
达尔文的最早鼓吹者赫胥黎，在其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就认识到“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规则所遭遇的尴尬：在植物界，最适于生存的是一些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低等的苔藓和硅藻之类（动物界的蚊子和苍蝇也比老虎和熊猫更适于生存）。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悲喜剧也证明，最适于生存的不一定是优秀者（‘乞丐村’的洋楼主人无疑是找到了生存的适应之道）。所以他希望，社会的进化，“并不是那些碰巧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
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因为“小人”总是多一些生存之道——作伪作贱和作恶，而且与时俱进地进化着；虽然这有时也是取败之道，但苟有成功，便奈何他不得，更何况我们的凡尘俗世是以成败论优劣的。
并不是取得“最适”生存之道的人都值得羡慕。
我倒是敬慕许多不幸者，他们以自身的不幸，揭示了人性的高贵。
《诗经》《小雅。蓼莪》中歌道：
无父何怙，
无母何恃！
翻成白话是：
没有爹，哪儿有依靠；
没有娘，哪儿有依赖！
我从小没爹没娘，后来到了北京，有名义上的父母，仍是无怙无恃。靠着奶奶的爱，靠着外公、张老师、丛老师那样的好人的关爱，靠着精神上的师友——书籍，我成长了起来，没有如嫉恨我的人所期望的那样沉沦下去，我是幸运的。
我的姐姐也是失怙而强，如今，作为教授的姐姐和姐夫退休之后仍在学院里发挥余热，一儿一女均为研究生，勤奋而有朝气。
爸爸和继母至今不懂得他们这一辈子失去了什么。
的确，有些事，有些道理，如果自己搞不懂，谁也帮不上忙。
有一句大家熟悉的名言：
一位好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注）
（注）： A good mother is worth a hundred schoolmaster。 —George Herbert（1593—1633） （乔治。赫伯特，英国诗人）
母亲，教师——多么美好的称谓！
在师范教书时，我时常对学生说，也是在提醒自己：职业不能美化一个人，一个人应当美化自己的职业。
同样，母亲的称谓并不能美化作为母亲的人，作为母亲人应当美化母亲这一称谓。
遗憾的是，一些母亲却不能如此。
有一天早晨，我和妻子去“紫竹院公园”散步，公园里有一个卖早点的地方，人很多；我们找到了一张桌子，桌子边上坐着一个穿着整洁的小男孩，五六岁；我们要坐下时，那个男孩说：
“这里有人。”
我们问：
“有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那男孩回答。
“那我们坐在这边，好吧？”那男孩点头答应了。
我们刚坐下，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端着买好的早点，大声喊叫着走了过来：
“你是个死人哪！让你占个地方你连个话都不会说，真是个废物！”
“我说了…”那男孩十分的委屈。
“说了还坐上了人？没见你这么窝囊的！”
我们站起来，对这个女人说：
“这孩子说了，你也别喊了，我们上别的地方去。”
我们说完就走了，跟这种人一桌就餐没有胃口。
在散步时我们边走边叹息——这也是一个母亲！
这个男孩要是被这样的“教师”教育成功，那就彻底的毁了。
我知道有一个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这无疑是在做一件大好事。但还有一种贫困是精神的贫困，而物质富裕下的精神贫困更为可怕。
有谁来救助精神贫困的母亲？
鲁迅所说的“人之父（母）”是有高尚人格精神的父母，鲁迅疾呼“救救孩子”，而且和青年人谈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希望“孩子”能够成长为新时代的父母，“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我的见闻告诉我，为了拯救孩子，还应当“救救母亲”。
我在心里千遍万遍地呼唤，呼唤我亲爱的奶奶，呼唤我坚强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