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他革命的“首付”空洞而可疑，连自己也心虚。
所以他要不断地付出，不断地积累革命的资本；他要和那个私奔的卑劣自我划清界限，他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则他无法归还自己欠下的心债，无法圆当初的弥天大谎。
一生正人君子的表演，为的是掩饰二十五岁时的荒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炼，这种表演已融入了他的一言一行；连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演技，甚至于忘了这是演技，以为自己就是个“本色”演员。
这是个忘记了下场，或已然是下不了场的演员。
这是一种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任何假话或表演都无须再进行思想，可以自然地流露。
一辈子假面桎梏，自欺欺人；这是命运对他的嘲弄，还是命运对他的惩罚？
三．明确的信号
二ＯＯＯ年，新世纪开始，我的女儿大学毕业。正赶上计算机人才炙手可热的大好时机，所以顺利地当上了“白领”。
教师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我和妻子除了在学校授课，还做些家教，有时还到外校兼课，我还给一个教育网站写稿子。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在家人的鼓励下，我到驾校报了名，卷入了“学车热”的大潮之中。
记得小时候“六一”节免费乘公交车，我总要站在司机后边感受开车的感觉；一边看着外面的街景，一边盯着司机换挡打方向盘；看司机能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操控得停走自如，真是叹为观止；以为除了开飞机开火车，开汽车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了。
所以，我小时候曾有过许多的梦想，有当诗人，当工程师之类；都没敢梦想过开汽车。
六十岁左右学车的人，或许都和我差不多，是要圆一个过去未曾有过的梦。
我学车时闹过不少笑话，过环岛时，教练发口令说：
“环岛直行！”
我一下子踩了刹车，惊疑地问：
“环岛直行，不是开到环岛里去了吗？”
“是转过去，直行！”教练说。
我口里念念有词：
“那就是先右转，后左转，再右转。”
把教练气得没办法。
2002年夏天，我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了一辆红色的两厢“赛欧”。老四家也换了一辆新车，一辆白色的“赛欧”。
两个儿子家有了新车，爸爸照例要抒一下革命之情：
“老百姓买汽车，过去哪里有过，啊？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如今不得了，真是开明盛世，开明盛世啊！”
摇头晃脑，绝对的声情并茂，不过我们是听惯了。
秋天，“妈妈”要去趟南京（爸爸不愿意去），走之前和我说，她往返要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由我和弟弟们轮流照顾一下爸爸。
“我们四个人安排一下不是问题，你就放心吧。” 我说。
没想到过了几天，爸爸打来电话：
“无敌，你妈坐火车走了。她已经安排好了，平时老二老三老四他们早晚抽空来照看我，周末两天你来管。”
好一个“安排好了”！
要是在过去，我会默认这个安排，容忍这个“小小的”不公正；但这次我要说“不”。
“为什么没和我商量？我周末没空。”
“你来不了，我可以住到你那里去的。”爸爸还不想改变主意。
“你们不和我商量，我不接受这个安排。”
说罢我放下电话。
这是我给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如果他们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公正，我起码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别人无法接受的不公正。
我要“帮”他们改改不公正的“习惯”。
后来从老四那里得知，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爸爸和老三定的。打出“妈妈”的旗号，想必是以为我会避免与她冲突而不得不接受。为这么一件小事，爸爸还要动如此的心计，真是莫名其妙。
当我抽空去看爸爸时，他非但不解释，不认错，还在那里给我唱高调：
“街坊们都说咱们一家人和和气气，安定团结，是邻里的榜样……”
“你是高级教师，有修养，应当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嘛……”
我真想如梦中那样，照着他那张虚伪的脸狠狠地抽一记耳光。
“妈妈”从南京回来后不久，到医院做了胆囊摘除的手术。
先是说请个看护，后来还是决定让几个妯娌和从南京赶来的妹妹轮流在病房值班。妻子值班时我尽可能用车接送，否则她就要挤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住院期间，儿女们跑前跑后，我的女儿还给“奶奶”带来了鲜花慰问；同室的病友都十分羡慕，跟“妈妈”说：
“你的儿女多好，你真有福气哟！”
“妈妈”指着妻子说：
“我的大儿媳妇是老师嘛，人最好，最老实了！”
手术很顺利，半个月之后出院，出院那天我开车接“妈妈”回的家。
看见“妈妈”平安回家，爸爸当着众多人的面，总结性地发言：
“这次你妈住院，乐乐（妹妹的小名）立了大功！”
众人都听楞了。妹妹过意不去：
“也不是我一个人忙，大嫂，弟妹她们都挺辛苦的。”
过些日子我们去看她，“妈妈”给我们准备了“礼物”，给我的是一双皮鞋，给妻子的是一件衣服，我打趣地问：
“怎么，要论功行赏啊？”
“妈妈”回答：
“他们也都有。我这个人，不愿意欠别人的情。”
她说这话时带着几分的自得。
如同过去对我们说：“老三讲了，他是交朋友不交亲戚。”也是带着一种自得。好像是悟出了一条别人不懂，又颇值得自傲的人生真谛。
她还给我的“人情”——那双皮鞋，小，磨脚，穿了一次就扔在床下。给妻子的衣服倒还合身，好像是穿了几次。
2003年春节过后，晚上九点多钟，“妈妈”打来电话：
“你爸爸便秘又犯了，好几天解不出大便。你快来一下，带他去医院。”
我开车过去，把车停在楼下。怕自己开车路不熟误事，在楼下打了辆车。到了医院，值班的大夫护士都在，楼上楼下左奔右突之后，从药房领了吃的药和一瓶洗肠液。
我问：
“到哪儿洗肠？”
护士说：
“这儿不管，自己回家洗。”
“自己洗？自己怎么洗？”我大为不解。
“很简单，用洗肠器，外面有卖的。”
人家回答得正确而简练。
回家的路上，爸爸感触良多：
“现在的医院服务态度真差，和过去没法比。文化革命前，你婆婆（外婆）便秘，医院的主治大夫带上胶皮手套，用手给她一点点的掏，我亲眼看见的。”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了什么：
“现在改革开放，广大医务人员还是好的。这是个别的，个别的。”
说点儿真话他就不舒服。
用“数字化”的语言来解释就是：这种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能自动地启动“纠错程序”。
五．家庭利益
“妈妈”有一次问我们：
“一个假期的家教你们就能挣好几万块钱呀？”
“哪儿有那么多，不可能，有一千多块就不错了。”妻子回答。
“怎么不可能，报纸上讲的嘛！”
有报纸作后盾，我们只好无言。
“妈妈”的表情嫉妒而不满，像是抓到了我们隐瞒收入的证据。
解释与不解释一个样——明星大腕们面对小报记者大概就是如此。
妻子告诉我，在医院陪床的时候，“妈妈”说：
“我一直没把无敌当外人，他在农校上学的时候，我去学校看他，拿衣服回来给他洗。”
“还有一回无敌触电，是婆婆（外婆）救的他，给他做人工呼吸。”
过一会儿又问：
“无敌没跟你说过什么吧？”
“说什么？…没有呀。”妻子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确实，我从来没有对妻子说过以前的事。而且，有过初中时因“后妈”遭人嘲笑的经历，我再也没有对别人透露过有“后妈”，过去的事情更是不愿意再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