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车时‘妈妈’给我路上用的。”
舅舅靠近我小声说：
“我知道，你别管了。”
“无敌身上有我二十块钱，你替我要过来。”——这就是外婆说我的最后一句话。如此不讲情义，我实为不解。
有句话叫“人心换人心”，看来并非十分的对；或就如曾文正公所说：“君子愈让，小人愈妄。”
舅舅和舅妈已由山东调回南京的“江宁县”教书，也住在学校宿舍。但南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显然比北京要好得多，舅舅的家很宽敞，是上下二层的小楼。与舅妈及表妹们见过面后，舅舅把我安置在一间客房。晚饭后我回到房间，刚坐下没一会儿，舅舅抱着骨灰盒走了进来：
“无敌，小孩子看这个有点怕。你带来的，还放在你的屋里。明天就拿走了，你看行吧？”
“行，那就放这儿。”我没多想什么。
“那你休息吧。” 舅舅把骨灰盒放下就走了。
我靠在床上打盹，火车上没有睡好，脑子昏沉沉的。
“唉——！”
忽然，我听到一声长叹，似乎近在咫尺，声音是那么的熟悉。
是外公的声音！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看看四周，心砰砰直跳。
那声音没有了。
是我的错觉？是梦境？还是…
我是教自然科学的，一向以唯物主义者自居，不信鬼神。刚工作时，“密云一中”后面就是坟地，我一个人也敢在晚上走。可刚才分明是亲耳所听，让我吃惊不小。
我坐在那儿，看着外公的骨灰盒发呆。
过了一会儿，我不禁嘲笑自己。
外公是宅心仁厚的人，与他的妻子女儿完全不同。我千里迢迢送外公回故土，外公若有灵，也当保佑我才是，难道会害我不成！
想到这里，我躺回床上，安然入睡。
次日，我和大舅及小舅两家人一道，将外公的骨灰安葬。
完成主要任务之后，我想回自己的“故居”看看。
我自己乘车，到了“太平路”，找到了“文昌巷”；我在巷子里转来转去，凭记忆，就是找不到我小时的家，一切全变了。
我回去对舅舅一说，舅舅很热情：
“不要紧，明天我带你去找！”
第二天，舅舅把我带回了“文昌巷”的故居。
站在院子门口，眼前的一切已面目全非。我记忆中的大院子没有了，院子里挤满了搭建起来的小房，只留有一米多宽的过道。
小楼还在，一楼有我住过的房间；楼上是爷爷的屋子，房门威严地关着，我仿佛感到爷爷还在楼上。可是奶奶呢？我目光茫然。
“你们找谁？”
一个住户走了出来，警惕的问。
我像是一下子从梦中惊醒。
“不找谁，看看。” 舅舅回答。
那人用狐疑的目光盯着我们，不肯走。
看来在此怀旧已不太适宜，我们只好离去。
回去后心里放不下，我跟舅舅说自己出去转转，又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向一个住户打听，这里有没有姓常的人家；他说有，给我指了一家。我敲门进去，屋里是一位老太太。我告诉她，我是从北京来的常家的亲戚，她很意外，也很高兴，问我是哪个房的。我说了爷爷的名字，她笑着说：
“晓得，晓得呦！这是我的一个堂哥嘛。他是你什么人呀？”
“是我爷爷。”
“哦，那按辈分，你应当叫我姑奶奶哩！”
我连忙叫了一声姑奶奶，老太太高兴地答应着。
原来还真是个亲戚，据她说，奶奶搬到北京后，就是他们家帮助照看这所院子和代收房租。
我又说了父亲的名字，她也记得，并记得爷爷有两个儿子，他是老二；我问她，是否还记得当年老二离婚的事。
“晓得，晓得，闹得厉害呦！后来，他老婆带个女娃儿走了，他跟吕家的一个姑娘——也是常家的亲戚嘛，也走了。吕家的人气死了，她爹要登报。”
她忽然想到什么，问：
“你是哪个呀？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
“我是无敌。”
“哦，你就是无敌呀，晓得！晓得！老听得他们无敌无敌的叫。唉，过去的事了，我也说不清了嘛。”她不愿再说下去了。
我于是转开话题，当问到小时一起玩耍的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一个女孩子时，她说：
“论辈分那是你的姑姑！她不在南京，在外地工作呢。”
我吃了一惊，我一直以为她是我的一个堂妹。
老人家记忆力奇强，不过也没有给我更多的信息。我先前已知道父亲和他表妹的结合曾遭到双方家庭一致的反对，父亲和外公的几次争吵中就翻过这本老帐，看来他们对这段历史都耿耿于怀。我能理解外公，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观念，那反对几乎是必然的。
我不明白老人家说的“她爹要登报”是什么意思。“她爹”，即外公，反应之激烈可以想象。外公毕业于“南京辅仁大学”，受聘在一所小学校当校长。爱女与有妇有女有子之夫如此，定觉斯文扫地，“登报”之说想必是气极时要付诸极端的措施，未必实行，因为实行起来也没有意义。
外婆对我的嫉恨，也是由女儿的不伦之恋而起。她把心中的不满，完全发泄到年幼的我身上；几十年之后也未能稍有消除，可见当年的积怨之深。
同样的事因，在外公，其结果是对我的同情；在外婆，其结果是对我的嫉恨；这是人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奶奶和父亲，外公和“妈妈”之间也很明显。同因不同果，同果不同因，固然常见；但如此强烈的反差，却让人感到困惑。
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时期，“出身”是很重要的，其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的“家庭影响”；照此推理，一家人的行为品行应大体上一致才对，可事实上，却有大量的反证。
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人类灵魂的车夫赶着两匹马，一匹马是高尚的，而另一匹却是卑劣的。汉代思想家杨雄也有类似的说法：“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按这种观点，人之善恶在于对灵魂的驾驭和对人性的修养。
然而据观察，育婴室内的新生儿就表现各异：有的爱笑，有的爱哭，有的沉静，有的烦躁，有的敏感，有的迟钝；这是他们内分泌系统的差异造成的。这能否预示他们将来的性格和行为？进一步说，这能否解释有些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善行与恶行？
这次走访，使我进一步确认了影响我命运的那次婚变。
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前后，二十五岁的父亲打走了我的生母，抛下年幼的女儿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带着高中毕业才十九岁的表妹，不顾两个“封建家庭”的反对，坚决离家出奔。
这真是一段佳话。
在北京，我曾看见父亲拍着桌子向外公大叫：
“当初你反对我们，现在不是还得投靠我，为什么不找你自己儿子去？你儿子不养你吗？”
外公坐在那里无言，我真为外公难过。
明代学者李贽在《夫妇论》中道：
“夫妇，人之始也。” “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
这“封建”的理论其实不无道理。
当然，从另一角度说，有这样“二三其德”的男人为夫为父，不是幸事。就这一点而言，母亲和姐姐没有失去什么。
我一整天在南京到处游走，想找回幼时的回忆。
公园里澄清见底的湖水没有了，街旁挑担卖螃蟹的小贩没有了，我家附近那可撵鸭子的池塘也没有了，只有乡音还那么亲切。
有几个老婆婆在街边用地道的南京话神态安详地聊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