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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老婆婆在街边用地道的南京话神态安详地聊天，我站在一旁听呆了。意识朦胧之中，我似乎听到奶奶的声音，我贪婪地听着，如痴如醉，眼泪夺眶而出。
我想念奶奶。
奶奶去世之后，我多次在梦中见到过奶奶；多次梦中醒来，泪流满面。或许是出于对儿子的失望，奶奶在我身上倾注了她全部的心血。
南京有一种泡炒米的小吃。是把米炒得焦黄，吃时用开水一冲，加上点糖，又香又甜，是我小时最爱吃的一道美食。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我要吃泡炒米，奶奶给我冲了一碗，我看着嫌少，闹着不要，奶奶不说什么，端起碗自己吃了；我心疼不已，抱着奶奶的腿大哭，奶奶又给我冲了一碗，和先前的一样多。
从那以后，我长了记性；懂得了知足，不敢再贪心。
家里的院子种有花生，花生刚收下来我就要剥开吃，奶奶制止道：
“生花生不能吃，吃了耳朵要聋的！”
我不敢再动，后来到上初中时我还记得这条戒律，下乡劳动不敢吃生花生；同学们直笑话我，但我仍坚信奶奶的话是对的。
小时，衣服上的扣子跑掉了，奶奶就把我叫过去；那时南方的床上都铺有稻草垫子，奶奶从垫子里抽出一根稻草棍儿让我衔在嘴里，然后才给我钉纽扣；说是在穿着的衣服上动针线有忌讳，会和别人有口角，衔根稻草就没事了。
奶奶似乎预见到我未来的独立生活，每到家里吃炖鸡时，都把“针线包”（鸡心）挑出来给我吃，说吃了会做针线。我吃了数不清的“针线包”，算是为后来的住校生活做了早期的“心理训练”。
在南京，过年（春节）有很多的规矩，奶奶嘱咐我要“文静”点，不许乱跑乱说话，要像个大人似的，奶奶还领着我到一间大房子里去磕头。那好像是常家的宗庙，烧着很多的香，摆着很多的点心，上面供的是祖宗牌位还是画像我记不清了。许多不认识的大人们先磕头，大人走后是小孩磕，磕完了就可以分吃供盘里的点心，所以分吃点心的这一节最开心，也记忆最深。当然，还能在此时认识一些同龄的小朋友。
奶奶是在一个有人情味的家庭长大的，她的“解放脚”就是证明。奶奶出生在清朝末年，女子还时兴裹小脚，那是件很残忍的事。我清楚地记得，奶奶在洗脚时，一面抚弄已经变了形的脚掌和脚趾，一面对我和女佣叙说当年裹脚的经历，我听着心里都直发紧：
“阿唷，疼死了…，毒毒地疼呦！睡不着觉，脚一着地就钻心的疼，疼出一身的汗。我整天的哭嘛，我爹妈心疼我，就给我把脚放了…”
我想，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爱心和勇气是做不到的。
奶奶把上一辈的慈爱传递了下来，但是，她的善良竟然没有打动自己的儿子。
当年外公家风波骤起之时，也是爷爷家纠纷难解之日，最后爸爸决绝而去，一定让奶奶伤心不已。
八一年，爸爸退休。因为有四六年与表妹的“北上”之举，是四九年之前参加的“革命”；按政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遗憾”的是，他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入党夙愿仍未实现。尽管有“革命资历”，有“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过错误”的资本；除了 “割资产阶级尾巴”（交房产）的革命行动之外，据说在单位还“奋不顾身”地救过一次火（毫发未伤）；可是，党支部的领导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哪一拨儿领导也没有把他接纳入党。
爸爸不灰心，退休后仍然参加单位党支部组织的“积极分子”的活动，一次不落。为了不落后于形势，他在家订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不但自己读，还时不时对家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有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节目，爸爸忽然感慨道：
“你看看！你看看！资产阶级有多么的腐朽！”，
我和弟弟们不知怎么回事。爸爸指着他手里的“参考消息”说：
“这报上讲，日本人发明了一种电视遥控器，坐在沙发上就可以换电视频道。”
我们还是听不明白。
“你想想看，站起来到电视机前换一个节目，这样的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做，你说这资本主义社会有多么腐朽！它不解决劳动人民的问题，它简直…”
他看别人没有反应，一个人仍在那里感慨不已。
这并不妨碍他日后坐在沙发上，心满意足地使用电视遥控器。
南京传来外婆的死讯。“妈妈”不说话，爸爸大惊小怪地说：
“在咱们这儿还好好的嘛，一定是心情不好，一定是心情不好！”
据说外婆和儿媳有些合不来。不过依我看，即便如此，也怪不得别人。
正文 第六章 心灵的深渊
（更新时间：2005…9…4 10：27：00 本章字数：13269）
第六章 心灵的深渊
一．不容借住
八○年，原“北京农校”的孙叔涵老师找到我，孙老师在“中国农学会”工作，正在筹备成立“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用远程教育的手段，对农民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播，打算让我参加化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原农校的程老师是主编。我于是被借调出去，教材从编写到出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八二年，“化学基础”“土壤肥料”等第一批教材出版，在中央台开播。程老师是化学课的主讲，讲稿由大家分工来写，录音时我和另一位老师在录音间外作“业务监听”，发现有口误之类的立即叫停返工。中央台的录音很严格，半个小时的节目有时要录上半天。“农广校”是新生事物，可谓开中国农民远程教育的先河。我们化学编播组有五个人，干得都很投入；学员也发展得很快，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
八四年初，利用寒假的机会，“农广校”组织化学教材的编播人员到基层走访调查，去了山东，江苏的一些地方。因为是打着“农业部”的旗号下去的，每到一地，陪同我们的有省，地，市，乡的各级干部，享受贵宾级的待遇；这个阵势让我们有点不自在。见我们几个教师出身的人缺乏思想准备，带队的农业部干部对我们说：
“这没什么，当年农业部副部长到山东，有警车开道，摩托车队护驾，地方上就是这样。”
山东农村的状况显然比北京郊区的农村要差得远，在德州郊区的一个学员家里，简陋的土房是家徒四壁，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唯一能看到的“现代化”的东西，就是用来听课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位学员见到我们时激动万分：
“可看见中央的老师了！我一定好好学，报答上级领导的关心！”
后来到了江苏，一些学员还让我们签字，合影，让我们体验了一次当“名人”的感觉。
但我们还是感觉有点不自在。
最后一站是南京，到达时已是阴历的年底，返京的车票极不好买，于是大家决定在南京先住下，索性等乘车高峰过去再走。我由此得空看望多年未见的母亲和姐姐。
姐姐已于几年前调到南京，在姐夫任教的“华东工程学院”工作，结束了多年的“两地分居”。
在学院的教师宿舍，我又见到了姐姐一家人。大年三十，能和母亲在一起吃团圆饭，是平生的第一次，母亲也十分的高兴。姐夫是搞军工的，是学院里的骨干。姐姐家添了一个男孩，外甥女也由小丫头变成了大姑娘。一家人和睦美满，其乐融融，真令人羡慕。
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乘火车回京，车厢里空空荡荡，简直成了我们几个人的包厢，清静而舒适。我大年初一下午到的北京，然后径直回了密云。
在密云工作的教师，家在北京市里的，十个有九个想往回调，而十个里有一个要如愿都难于上青天。市里的接收单位好找，问题是密云县不会轻易放人，这里有师资缺乏的原因，也有人事制度的弊病。有人就想起了怪招，有一对年轻的教师，从北京回来后哭哭啼啼，说孩子得了白血病，活不到一年；还拿出来医院证明，恳求调回去陪孩子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把领导都说得泪眼花花的，于是很快拿到了调令。过些日子有人在王府井看见他们带着孩子悠哉游哉地逛街，大为惊讶；他们倒满不在乎：“没事儿，这孩子命硬，咒不死！”
我原来没想过调动，因为是我自己要求到密云来的。父母也从未和我提过往回调的事，他们巴不得我远远的。他们倒是想过把“老大”（妹妹）从外地调回来，但进京的户口难办，他们办了几次也没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