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着，他献计道，“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认为，皇上在九月份巡幸天津前不会有性命之虞：“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嗣同：“如九月不巡幸，将奈之何？”
袁世凯：“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嗣同见袁世凯坚决不同意立即率兵保驾，只好妥协。他提醒袁世凯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
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嗣同进一步激对方道：“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当即发誓：“你以我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袁世凯这番话，连一身侠骨的谭嗣同听了也感佩不已，连连称赞他是“奇男子”。
送走谭嗣同，袁世凯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亢奋中，巨大的冲动推搡得他难以自已。大清国惊心动魄的政治决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帝党、后党都在争夺他这枚砝码。要是换成一般庸人，面对呼啸而来的风暴，早就惊恐万状，惟恐躲之不及。但袁世凯不是这种人，他对风云突变总会产生莫明的冲动。他决不轻举妄动，权衡利弊尚未透彻之前，绝对不会将手中筹码押给任何一方。
袁世凯在法华寺寓所来回踱步，急剧思索。他知道留给自己决断的时间非常有限，生死荣辱，将取决于他出手投下筹码的那一瞬间。
帝党与后党大会战的战鼓自这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擂响。这天，亲政不久的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战幕拉开后，帝后两党在决定性的用人战线上展开没有硝烟的搏杀。
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罢免支持变法的帝师翁同担任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并逐回江苏原籍。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头，临行前要见自己学生光绪帝一面都不可得，只能在滂沱大雨中遥拜紫禁城，一把泪水一把雨水地作别京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命王文韶入京陛见；任命他的心腹荣禄重新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辖驻于直隶境内、拱卫京师的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同时明确，今后朝廷臣子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折诣太后谢恩，各省将军、督抚、提督等官亦同。实际上，慈禧是将朝廷官员和高级将领的任免权收归自己手里。
乱中取胜（11）
高冕
紧跟翁同罢官的第二天，青年皇帝打破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旧例，在仁寿殿召见正六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他在总署章京上行走，并给予专折奏事特权。康有为遂以著书进呈方式指导变法。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这一天，慈禧太后调兵遣将，命刑部尚书崇礼署理步军统领，安排这位心腹大臣统率京城卫戍部队。随后，又命亲信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总之，用自己的亲信掌握枪杆子，护卫各要害部位。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维新派骨干、康有为大弟子梁启超，赏其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此后三天，慈禧太后命亲信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帝赏拥护新政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时称这四位受皇帝重用的人物为“军机四卿”。他们拥有批阅奏折、草拟诏书的权力，成为事实上的“新政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