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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行功论赏，范文程被抬入镶黄旗，晋封一等阿思尼哈番（乾隆时改称男爵），赐号“巴克什”。不久，再次晋爵，获二等精奇尼哈番（子爵）爵位。
多尔衮入关后，重启迫害异己、独专威权的内争，并随着实力的增强、声望的提高，加快独霸皇权的步伐，从称辅政大臣，到称辅政王，进而称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步步攀升，登峰造极，无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完全凌驾于小皇帝福临之上。
在大清国高层政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大学士范文程挺直腰杆，不与谭泰、刚林等见风使舵、奉迎权臣的大臣同流合污，坚持不向多尔衮摇尾。多尔衮渴望树立个人专威，哪里容得有人冲他硬头硬脑，遂借范文程等人将甘肃巡抚黄国安呈请终养之本呈送辅政王济尔哈朗批复之事，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此事原本是：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二十六日，正逢睿亲王斋期，范文程等人就将被吏部驳回的黄国安呈请送交郑亲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此时对多尔衮已非常忌惮，不敢拿什么主张，“令姑待之”。应该说，范文程等人将公文先呈交济尔哈朗，是为了不惊扰斋期中的多尔衮，完全是为他着想。但多尔衮借此大做文章，不由分说，以“文程等擅自关白辅政王”的罪名，命将范文程“下法司勘问”。刑部官员为了捧多尔衮臭脚，屈从淫威，无视律例，竟对这位赤胆忠心的开国勋臣施以大棒，作出削夺职务、抄没全部家产的判决。
范文程不肯低下高傲的头。他是靠自身大智慧安身立命的大臣，绝不靠摧眉折腰轻薄无耻过日子。多尔衮最终虽从轻发落范文程，下达“姑释其罪”，“勉效厥职，以赎前罪”的谕令，但范文程没有屁颠屁颠地跑去，向这位一手遮天的权臣感恩戴德。范文程睿智的目光看得很远，干脆称病不朝，急流勇退。
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确定内三院为文臣班首，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佩带顶珠、玉带。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年仅三十八周岁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暴病而死。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刚林和祁充格因讨好多尔衮、妄改清太祖实录罪发，被打入死牢。范文程也是大学士，本当一同定为死罪，顺治帝福临念他一身正气，坚持不奉迎多尔衮，下令只削夺其官职。而且事隔不久，当年就令他官复原职。次年，范文程被晋封世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子爵）爵位，授议政大臣之职，负责监修清太宗实录。范文程沐浴皇恩雨露，重新坐上文臣头把交椅，秉承皇上旨意，辅佐顺治帝治理天下。在遭受打击之后，范文程依然受到重用。
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年近七十的范文程病逝。他堪称四朝老臣，一生经历了天命、崇德、顺治、康熙四朝。
但毋庸讳言，范文程是崇德朝之星。与在崇德朝光芒四射、大红大紫相比，生活在其他几朝的范文程就大为逊色了。
那么，少年皇帝康熙为何要将范文程称为开国“元辅”，曲意将他划归天命朝红人呢？说到底，康熙帝这么做，完全出于当时政治需要。
清军入关时，满洲男丁老老少少加起来，仅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人。这么些人，要统治一亿多汉人，必须推行满汉亲善政策，必须树立一个汉臣榜样。这个榜样，当然最好是在大清开山之祖努尔哈赤时代就受到重用的。谁堪为榜样？康熙帝选中了范文程，于是便将这位崇德朝才走红的人物，硬是说成天命朝就走红了。抬举范文程，实质就是抬举努尔哈赤老人家，为这位开创大清基业的先祖唱颂歌；归根结蒂，是要汉人摒弃族群之见，甘心情愿做大清皇帝的忠臣顺民，世世代代心甘情愿接受爱新觉罗氏的统治。
由此可见，少年皇帝绝不是犯糊涂。对范文程到底何时登上首辅高位这个问题，在他泼墨御书“元辅高风”祠额时，心里必是明镜一般。
铁血忠臣（1）
高冕
索尼出身于一个富有语言天才的家族。父亲硕色和后来当上大学士的叔父希福，精通女真、蒙、汉语言文字，受努尔哈赤赏识，均选拔到文馆理事，被授予“巴克什”称号。索尼与父亲、叔父一样，也精通女真、蒙、汉语言文字，努尔哈赤授予他一等侍卫，出入扈从，随军征讨。
女真民族跃马挥剑创天下，与绝大多数女真男人一样，索尼也是靠冲锋陷阵建立军功出人头地的。哈达部落派兵侵犯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部落，索尼身先士卒，将来犯之敌杀得落花流水。后来随努尔哈赤征讨栋揆部，蒙古大兵前来增援，结下两座大营，互为掎角，索尼会同其他将领发动联合进攻，攻破其中一座大营，其余敌人见势不妙，全部缴械投降。
进入皇太极天聪时代的大金国，仿佛青春发育少年，渴求急剧扩张，寻求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强悍的八旗劲旅，在歼灭左邻喀尔喀蒙古、威逼右邻朝鲜的同时，将目光更多地落在山海关内辽阔富庶的明王朝身上。扩张的需要，使得满洲人要与这个汉人政权和蒙古部落更多地打交道，无论战争还是边贸交易，都需懂汉、蒙语言的人才。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率兵突袭抚顺城、揭开大规模伐明序幕，至皇太极掌权的金天聪末年，十八年间，金明两军战争不断，大小战役不下数十次。在与明朝汉人军队频繁交战中，索尼精通汉语的才能得到积极发挥。
索尼的语言才能得以充分施展，是在清军锋镝突入关内之后。天聪三年（1629年）秋，金军兵分三路，绕过宁远、锦州防线和山海关，绕道蒙古，毁边墙而入，成功远袭明王朝京师，并于次年正月攻占迁安、遵化、滦州、永平四城，在明王朝北京城之侧建立起战略桥头堡。这期间，索尼不仅表现英勇，横刀跃马将京城下陷入明军重围的皇长子豪格救出，而且发挥精通汉语的独特优势，立下弓马武夫难以立下的独特战功。清军开到榛子镇，当地官员已弃城而逃，索尼等人撰写了一份汉文诏谕，当地百姓看后，纷纷向清军投降；兵至沙河驿，索尼仍采用这一办法，成功招抚了当地百姓。清军攻克永平时，索尼等人在城头树起黄旗，用汉语向守城军民喊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瓦解对手的抵抗意志，军民放下武器，俯首归顺。当年二月，皇太极率大部队班师返回沈阳，索尼奉命随贝勒阿巴泰等率将士驻守永平城。在守卫这座与明朝皇城近在咫尺的汉人城市期间，通汉语、懂汉俗的索尼，再次发挥独特的作用。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命他担任吏部启心郎。启心郎这一官职，是女真民族建立的大金政权所特有的，设置于各部院，地位与各部侍郎（各部副长官）相同，职责是沟通满汉大臣的语言隔阂，相当于后来的翻译，但出于金政权扩张的需要，其地位比翻译要高得多。皇太极给他这么一个头衔，也算是用其所长了。
武士的勇猛与独特的语言才能，使索尼崭露头角，但未能使他青云直上、爬上权力金字塔高层。八旗劲旅，猛士如云，索尼只是其中一团云絮，极容易被湮没，很难鹤立鸡群、卓尔不群；随着清政权日益强大、明王朝末日临近，越来越多的汉官汉儒汉人归附大清统治者，兼通满汉语言文字的人才犹如过江之鲫，索尼昔日的语言特长，此时不再“特”不再“长”，不再是大清国稀缺之才。
索尼从早年追随努尔哈赤征战一直到崇德八年，经过二十多年浴血奋斗，仍只是个吏部郎官，封爵三等梅勒章京（乾隆时改称三等男爵）。启心郎属正二品官阶，是个不大不小的副部职官员，但并没有进入核心权力圈，在皇上心目中不是“心膂”、股肱级的人物，没有参与决策大清王朝大政方针的资格。
索尼后来得以攀上大清王朝权力金字塔顶尖，成为顺治朝红人，其过人法宝不是别的，而是忠诚。这份忠诚，不是寻常的忠诚，而是神鬼俱惊、死心塌地的忠诚。
逆流歪风横行，愈显出忠臣本色。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逝世。此后第五天，多尔衮急忙跑进宫中三官庙，征询索尼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索尼是忠于皇太极的两黄旗势力的代表人物，多尔衮跑来摸索尼的底牌，实际上就是探摸两黄旗大臣的底牌。索尼面对拥有两白旗势力、实力雄厚、咄咄逼人的王爷，直言不讳抛出自己的主张：“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索尼这席狼牙棒般有棱有刺的话，给野心勃勃的多尔衮王爷当头一棒。先帝皇太极长子叫豪格，时年三十四周岁，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按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制，他是皇位继承人最佳人选。索尼所说的必立一皇子为帝，虽没有挑明是谁，实际上就是指皇长子豪格。
皇太极死后第六天黎明，满洲双雄多尔衮、豪格在崇政殿争夺皇位。在场八旗王、贝勒尚未张口发言，索尼与鳌拜率先站出来，首倡要立一位皇子做皇位继承人。这被视为逾规之举，破坏了大清王朝的议事规则：侍卫、部院大臣等可以列席会议，也可以发言，但必须在王、贝勒特别是八旗旗主发表意见后，获得许可才有这个权利。多尔衮大为光火，将他俩喝退，但他不敢进一步惩治他俩，因为两黄旗已先下手为强，调集一彪全副武装的精兵将崇政殿团团包围。在激烈的唇枪舌战中，原本私下曾允诺支持皇长子豪格的镶蓝旗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面对复杂凶险的皇位争夺战，两唇如同紧闭的石门，默不作声；豪格沉不住气，犯下战略错误，声称自己“福小德薄”，没有资格继承皇位，以退席相威胁，关键时刻主动弃权出局；另一位具有雄厚实力的两红旗势力代表人物、皇太极之兄代善，提出立多尔衮也可以，立一位皇子也可以，风吹墙头草、东西两面倒，一副骑墙态度，并声称自己已经年迈，无心觊觎皇位。在皇长子、肃亲王豪格拂袖退席，礼亲王代善跳出圈外的情况下，眼看睿亲王多尔衮就要得势，索尼等两黄旗大臣急忙动作起来，杀气腾腾，誓死捍卫先帝利益，他们“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多尔衮慑于两黄旗大臣的铁杆立场，慑于巴牙喇精兵剑拔弩张的铮然杀机，不得不妥协退让，但他急中生智，抓住两黄旗大臣必立一皇子为帝这个回旋余地极其有限的空间，机敏地提出拥立年方五岁的皇九子福临为帝，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任辅政大臣，辅佐小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堵住了两黄旗的嘴巴，使他们无话可说，以退为进，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血腥内讧。
铁血忠臣（2）
高冕
争夺皇权的风波，并没有因择立福临为帝而终止。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下煽动多尔衮推翻前议，自立为帝。迫于形势，这两个是非之人被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处死。这一事件，使两黄旗大臣意识到，先帝之子福临得到的皇位并不稳牢，依然存在颠覆的危险。于是，在处死阿达礼、硕托后第六日，两黄旗大臣，侍卫图尔格，拜尹图、谭泰、塔瞻、锡翰、多尔济、伊尔登、额尔克戴青、巩阿岱、车尔格、图赖、鳌拜、希福、范文程、刚林、索尼、哈世屯、巴哈、陈泰、穆成格、伊尔德、谭布、遏必隆等二百零七人，点燃青香，集体盟誓，表示要像效忠皇太极那样效忠幼主福临。
索尼在这班大臣中排名并不靠前，但他是坚定不移的忠君之臣，是这班人中间的骨干分子。在二百零七人集体盟誓后，索尼等人仍觉得靠不住，缩小范围，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鳌拜六人，相约来到三官庙再次盟誓，异口同声发誓：“愿生死一处”，“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
为将大清最高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多尔衮一手打、一手拉，一边继续打击曾与他争夺皇位的豪格，一边分化拉拢拥戴小皇帝福临、对豪格深表同情的两黄旗大臣。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安排都统何洛会等人构词讦告，把豪格往死里整，将他废为庶人。同时，拿着高官厚禄，极力拉拢两黄旗大臣，壮大自己阵营。他以索尼忠贞戮力、不附豪格为由，赐给他上等鞍马。受到这一赏赐的，还有两黄旗大臣、都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第二年，多尔衮进一步提拔索尼，将他晋封为子爵。
索尼一身忠骨，不背誓言。他不因皇帝年幼不懂事而怠慢欺罔，不因多尔衮给他赏赐晋爵而屈膝投靠。他不向权臣多尔衮献媚，不作溜须拍马之举，不说多尔衮爱听的奉承话，更不充当多尔衮排斥异己的打手。他心中只有一个主子，那就是太宗皇太极的继位人——顺治帝福临。
多尔衮独揽朝廷大权心切，笼络鹰犬，迫害异己，手段日彰，大清王朝笼罩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阴霾。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尔衮势焰熏天，像索尼那样对小皇帝赤胆忠心的大臣越来越少。许多大臣或为利益所惑，或为威权所慑，背弃誓言，卖主求荣，拜倒在多尔衮脚下。以两黄旗为例，在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内大臣、一等侍卫等二十余名骨干人物中，就有不少人背誓投靠多尔衮，比如拜尹图、谭泰、巩阿岱、锡翰、席讷布库、冷僧机之流。正黄、镶黄两旗，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三代君主亲自统领之旗，历来是拥戴皇帝的中坚力量，但在多尔衮利诱和打击下，就有这么多重量级大臣将昔日誓言抛在一边，其他各旗大臣更是可想而知。还有一些大臣，为保全高官厚禄，明哲保身，苟且偷安，其代表人物如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之辈。有的大臣老死病故，单以两黄旗大臣为例，图尔格、图赖、塔瞻等忠于皇帝的重臣，已命丧黄泉。有的大臣被多尔衮整趴，如忠君骨干分子鳌拜、遏必隆，遭人陷害，被革除职务，籍没一半家产，削夺所属全部牛录人丁。还有的被多尔衮整死，皇长子、肃亲王豪格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被多尔衮强加罪名，投入监狱，迫害致死，其姿色动人的年轻妻子博尔济锦氏，被多尔衮强纳为妃。
王公大臣的背叛投靠和明哲保身，加快了多尔衮专擅威权的步伐。在他主使操纵下，顺治元年（1644年），以皇帝名义，封他自己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1645年），晋封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的卤薄仪仗规格高于其他亲王，仅稍低于皇帝；到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多尔衮顶破云天，将自己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凌驾于皇帝之上，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从顺治六年初起，多尔衮一言既出即为法令，操纵朝廷大权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
多尔衮将忠于幼主、卓然立朝的索尼视为眼中钉。他对索尼的所作所为非常失望：谭泰、巩阿岱、锡翰等两黄旗大臣纷纷背盟依附他多尔衮，就是索尼没有任何投靠迹象，多尔衮深以为憾。李自成撤离北京时，放火烧毁宫殿，清军入主京师后重建宫殿，多尔衮王府也同时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