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脸上的神情吓到了史帝芬，也许是我一直目不转睛盯着他看的原因。他说： “怎么了？”
“没事，”我将外套一甩穿到身上说。麦特·戴利曾经斩钉截铁、平铺直叙说：人是不会变的。 “你做得很好，警探，我是说真的。拿到通联记录之后尽快跟我联系。”
“我会的。呃，事情还——”
我捞出二十镑大钞，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说： “我请客。鉴证科一比对出手提箱上的不明指纹就通知我，万一肯耐迪警探说他准备结案也立刻跟我说。记住，警探，这件案子只剩你和我，就我们两个了。
我走了。只见史帝芬的脸庞印在咖啡馆窗上水汪汪的，手里拿着那二十镑，目瞪口呆地看我扬长而去。
第十六章 我曾有个姐姐 她叫萝西
我又散步散了几个小时，途中切进史密斯路走到忠诚之地人口，和凯文周日晚上陪洁琪回她车子之后的路线相同。其中一大段路，我都清楚看见十六号顶楼的后窗，也就是凯文倒栽葱摔出去的窗子，而从墙顶望去也能约略瞄到一楼的窗户。经过十六号走到忠诚之地尽头，只要转身便能尽览屋子正面。
路上一盏街灯，表示守在屋里的人可以清楚看见我来，而灯光让窗玻璃变成一片晕黄，就算屋里的人打开手电筒或有动静，我也绝对看不见。假如对方想探头喊我，就必须非常大声，很可能让忠诚之地所有人听见。凯文不是因为屋子里有东西发光而被吸引过去，他和人有约。
我走到波多贝罗，在运河边找了一张长椅坐了很久，将验尸报告读完。史帝芬这小子很有摘要的天份。报告没什么新奇，顶多两张相片值得一提，但也不能说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凯文健康得很，起码从库柏的角度看，只要避开高楼肯定长命百岁。死亡方式写着“未定”。就算库柏对你谨慎周到，你也晓得自己麻烦大了。
我回到自由区，在卡波巷兜了两圈找好位置，等八点半一到，所有人忙着享用晚餐、看电视或催孩子上床，我便翻墙跳进朵耶家的后院，再走到戴利家的后院。
我得搞清楚我父亲和麦特·戴利到底有什么恩怨。随便敲门找邻居不是什么好主意，再说只要有选择，我宁可直捣黄龙。我敢说诺拉一直对我有好感，虽然洁琪说她目前住在布兰查斯顿还是哪里，但普通家庭（也就是我家之外的家庭）通常遭逢横逆都会靠得更近，我有把握上周六之后，诺拉一定抛下丈夫，让他和孩子互相照顾，回娘家住个几天。
我从墙上跳下来，踩得碎石窸窣作响，我靠墙不动躲在阴影里，但没有人出来张望。
我的眼睛慢慢习惯黑暗。我从来没有到过这座后院，就像我对凯文说的，因为我很害怕被逮个正着。果然是麦特·戴利家。铺板很多，灌木修剪整齐，注明花卉名称的标签已经插在花床等抽枝发芽，厕所改建成牢固的小棚屋。我在阴暗角落看见一张可爱的铸铁长椅，位置刚好，便将它稍微擦干，坐下开始等待。
一楼窗户有一盏灯光，我看见墙上一排整齐的松木橱柜，是厨房。果不其然，半小时之后，诺拉出现了。她穿着太大的黑色套头衫，头发随便挽一个髻，即使隔这么远，都看得出她一脸苍白而疲惫。她倒了一杯自来水，靠着水槽小口啜饮，两眼茫然望着窗外，一手按摩颈后。过了一会儿，她猛然抬头，转身喊了什么，接着便匆匆将杯子洗好，扔到沥水板上，从橱柜里抓了一样东西便离开厨房。
我只好正襟危坐，哪儿都去不了，连烟都不能抽，怕被人看到火光。直到诺拉·戴利决定该睡觉了。麦特·戴利是那种为了小区安全，会拿着球棒追游荡者的人。我只能呆坐不动，感觉自己好几个月没这样了。
夜里的忠诚之地安静许多，电视照得朵耶家的墙面忽明忽暗，微弱的音乐从某处轻轻飘来，女人甜蜜渴望的歌声在院子回荡。七号窗户挂着五颜六色的圣诞灯饰和胖胖的圣诞老人闪闪烁烁，莎莉·荷恩家一个青少年小孩太吼：“不！我恨你！”接着猛力甩门。五号顶楼的化外之民（那对雅痞夫妇）正在哄孩子上床：爸爸抱着刚洗好澡、穿着门色睡衣的小孩，抓着他在空中摇晃，朝他肚子吹气，妈妈笑着弯身将被子摊开铺平。马路对面，我老爸和老妈应该像两个死人坐在电视前，各自不晓得在想什么，看能不能直到上床之前都不和对方说话。
那天晚上，世界一片肃杀。我平常很喜欢危险，只钉危险能让人无比专注，可是那天不同。我感觉地表就像巨大的肌肉在我脚下起伏折曲，让所有人腾空飞起，让我再次看清这场游戏里谁是老大，谁又是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空气中的诡异颤动提醒我，我所相信的一切都是未知数，所有基本规则随时会变，而且庄家永远会赢。就算七号忽然塌陷，压垮荷恩一家和他们的圣诞老人，五号轰然起火，将雅痞夫妇和小孩烧成灰烬，我也不会意外。
我想到荷莉，想到她在象牙塔中，努力思索世界没了凯文叔叔要怎么继续，还有可爱的史帝芬小子穿着他的全新风衣，努力不去烦恼我在他背后下指导棋。我想到我母亲，想到她在教堂牵起我父亲的手，为他生儿育女，而且相信这么做很好。我想到自己、曼蒂、伊美达和戴利一家人今晚各自默默坐在一个角落，努力揣想没有萝西牵引的这二十二年究竟算是什么。
十八岁那年，萝西头一回对我提起“英格兰”。那火是周六夜，春天，我们在盖立根酒吧。盖立根在我们那个世代家喻户晓，人人都能说出一段往事，没有也会借别人的故事来说。都柏林每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中年人都会兴致勃勃告诉你，当年凌晨三点警方临检酒吧，他是怎么抱头鼠窜，或者他在U2发迹之前请他们喝过酒，或是在那里遇到现在的老婆、狂舞乱跳被人撞掉牙齿，甚至嗑药睡死在洗手间，周末过完才被人发现。
那个地方既像鼠窝，又像火灾必死的巢穴，黑漆斑驳，没有窗户，墙上用范本喷漆画满巴布·马利、切·格瓦拉和其他当红人物的肖像。不过，它深夜还营业——多少算有，因为老板没有贩酒执照，深夜只有两种黏稠的德国酒可供选择，两种都会让人变得有点娘，而且酩酊大醉——现场音乐像抽奖一样，永远不晓得接下来会听到什么。现在的小孩避之唯恐不及，我们当年却爱死这个调调。
那天晚上，我和萝西去听一个新的华丽摇滚乐团“火星唇膏”演唱，她之前听过觉得很棒。还有其他乐团，反正有什么听什么。我们畅饮上等德国白酒，微醺地踩着舞步。我喜欢看萝西跳舞，看她扭腰摆臀，头发飞扬，笑
嘴角弯成弧线。她跳舞总是表情多变，从来不像其他女孩一脸痴呆。
酒吧里的感觉越来越好，乐团当然比不上齐柏林飞艇，但歌词很犀利、鼓手很棒，全团散发着不顾一切的光芒。我们豁出一切，就算这辈子不能飞黄腾达也无所谓，因为在那一刻，唯一能摆脱没有未来、靠政府接济、在套房公寓混吃等死的命运的，就是拥抱音乐。这样的气氛让乐团不一样，给了他们一点魔力。
贝斯手弹断了一根弦，证明自己不是玩票的。趁着换弦的空档，我和萝西走到吧台边买酒。 “刚才的酒烂透了。”萝西对酒保说，一边拿着上衣扇风。
“是啊，我知道，我猜是用止咳糖浆做的，在通风的橱柜里摆上几周，就可以拿出来卖了。”酒保喜欢我们两个。
“比平常的还逊，你这批货很差，到底有没有像样一点的酒啊？”
“但很够劲，不是吗？不然干脆甩了男朋友，等我打烊带你去更棒的地方。”
我说： “你想现在就吃我一拳，还是待会儿被自己的女朋友教训？”酒保的女友顶着鸡冠头，手臂爬满刺青，我们和她也处得很好。
“那我选你，因为她比你更厉害。”他朝我们眨了眨眼，就去找零钱给我了。
萝西说：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她一脸严肃，我立刻将酒保抛到脑后，开始暗自疯狂计算日期。 “哦，什么事？健力士有人要退休，下个月。我老爸说他抓住机会就向厂里游说，只要我想，那份工作就是我的。”
我松了一口气。 “哇，帅呆了。”我说。换成别人，我肯定很难这么开心，尤其又和戴利先生有关，但她是我的萝西。 “好棒，真有你的。”
“我不想去。”
酒保从吧台下将零钱塞给我，我接了过来。 “什么？为什么？”
她耸耸肩膀。 “我不要老爸给我的东西，我宁可自己争取，而且反正——”
鼓手一阵兴奋乱敲，乐团再度开始演奏，盖过了萝西的下半句。她笑了笑，指着酒吧后方，那里通常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