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称“上海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中办回答是客气的：我们只授权通知会务接待事项。现在回过头来琢磨这几个冷冰冰的字，应该是个先兆。但按惯例还是应该有所准备，直到上了南下的列车，父亲说，一路上他都在准备会上发言的提纲。基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断深入，他想，应该利用这次机会，结合在方巷搞社教的体会，就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教育的问题，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父亲回忆：“车到上海，晚上见到叶剑英同志，他告诉我，罗瑞卿，他犯了篡军反党的严重错误。我很吃惊。”
“文革”后，中央对许多重大事件重新做了结论，但这个会，至今扑朔迷离。从现在一些回忆文章中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军队中得知此事的也就是“文革”初期的那几个风云人物，连军委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可见之诡秘。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版本很多，对一些细节我也没有兴趣去核实。父亲的回忆大致是：“上来就是分组会，叶群先介绍，她是几个组地跑。中心是罗如何逼林下台，就记得说罗踢了走廊里的猫，含沙射影地说了些什么话，很无聊的事，记不清了。”
和父亲分在同一组的，有刘少奇、陈毅等他熟悉的领导人。可能是太突然了吧，父亲说：“我记得很长时间没有人发言。最后是陈老总先打破沉闷，他说，爱萍，你在总参工作，总长出了问题，你这个副总长应该清楚嘛！你就先给大家说说吧！”
“和陈老总之间讲话一向很坦诚。我说，我不清楚叶群讲的这些情况，给我的感觉，林总对罗长子是很信任、很放手的，罗也总是说哪件哪件事都是经过林总同意的。谁晓得会出这种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这句不经意讲出来的大实话，后来居然给他惹来杀身之祸！你是副总长，你说你不知道，难道是我们造谣？我们在无中生有？既然是以中央名义召集的会议，又特意安排了叶群介绍情况，不管她本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说服力，都不能简单的只看作是她个人行为了。依照父亲一贯的组织观念，对中央提出的问题，是必须认真思索的。父亲说：“当时我既没有看到倒罗的实质，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我只是从思想上、作风上提醒自己，在成绩和功劳面前决不能向党伸手，告诫自己，不要走到罗的道路上去。我从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方面做了批评性的发言。”显然，这种认识与会议的基调是极不适应的。
这里有一个细节，或许对研究那段历史有所帮助。父亲说，他考虑到刘少奇同志是主管四清工作的，希望能向他汇报一下方巷社教的情况。刘的秘书挡驾了，说少奇同志感冒就不谈了。但刘少奇又主动来电话约谈。父亲说：“这次谈话，比起与林彪那次，要冷清得多了。整个汇报，就是自己在唱独角戏，少奇同志缄口不言。当谈到发动农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少奇同志只说了四个字，好嘛！好嘛！”
这是怎么啦？刘是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期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人，父亲对刘是十分敬佩的，刘对我父亲也是器重的，何况刘还是第一个向全党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父亲接着说：“他这样心不在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会议结束前，肖华通知说，军队的同志都留一下。父亲说，我请假，社教工作马上要结束了，都在等我，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想尽快赶回去。第二天，肖华又通知，林总说既然都有事那就散了吧。事后，听说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都去了苏州林彪那里，只有父亲没有接到通知，虽然他当时就在距离苏州很近的邗江。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就不知道了。父亲身边的一个秘书私下里和别人嘀咕，看来我们首长被划入另册了。秘书间相互通消息，年轻人总归要敏感得多。
我问父亲知道这回事吗？他摇摇头。
1966年，北京的开春是寒冷的。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给罗瑞卿定性。
从故纸堆里，我找到了当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的某领导人的一份发言，从中可以品味出当时的气氛。这个平时和罗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人说：
“罗瑞卿的问题我早就有所察觉。到了1965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他就大骂林副主席。……罗就要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
然后就是无限上纲：“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恨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罗瑞卿的错误，是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
今天再来看这些发言，真不敢相信是出自我党高级干部之口。父亲回忆说：“我还是固守我的老原则，实事求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即便是他曾疏远过我，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不清楚的事不瞎说。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
联想罗、林以及和他们走得很近的几个人耐人寻味的关系，现在突然发难，而且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本身，就很蹊跷。但直到这时，父亲的认识，还只是出于同情弱者的人性本能，和对政治投机者的鄙视。他说：“我仍然迷惑不解。毛一直对他是特别信任的，就说是他自己要替代林，这也不能算是反革命啊。怎么就会恶化到了这一步？不解。”
听到罗跳楼的消息后，父亲惊愕中带着激愤：“为什么要自杀？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怕什么？横下一条心，顶下去！”
顶下去？真的那么容易吗？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不要多久，就该轮到他自己来实践这句话了。〖：。。〗
两个月后，陈毅通知我父亲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那里去一下，说是有事要谈谈。到总理、陈老总那里谈工作，本是件经常的事。父亲到了后，陈老总说，总理一会儿就到。闲聊中，陈问父亲，彭罗陆杨的事知道了吧，有些什么看法啊？
在这之前，军委召开会议传达了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被定为反党集团，简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父亲回忆说：“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开会的情况。他既然问到我有什么看法，我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了这种风气！”
“陈老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我听不明白了。”
“陈老总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你张爱萍身上无小事。你看看吧，说着拿出一封信，有人把你告了！我一看是揭发我在会上说的几句牢骚话。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两个人写的。后排的那个人做的证。”
父亲那时正在组织第三颗原子弹试验，从大西北的试验场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参加这次“打招呼会”。
所谓打招呼，是党内在重大决定出台时，尤其是重大的人事调整时，先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一下，以免核心层里有人乱说话，搞得工作被动；同时也可摸摸每个人的政治态度。“文革”时政治气候多变，分别打招呼都来不及了，干脆一勺烩，开会，于是在“打招呼”后面多了个“会”字。后来成了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凡事先几个人捏咕好了，再给常委外加骨干、亲信们通气，江青给这种形式起了个名字：“吹风会”。言简意赅，告诉你，看明白了，该把握什么风向，别糊里糊涂地犯错误。
别看开个会，里面学问大了。由谁来吹风？定个什么调子？话讲到什么程度？都是有一套潜规则的。真正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