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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很快就过去了。半年后，“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有人把这事给翻腾出来。这下子麻烦大了！你这小子反了，这不明摆的反动言论嘛！起初，连里倒不是很在意，但从团里、师里、军里，越往上越起劲，越是知识多、文化高的地方，知识分子多的地方，越能上纲上线。“文化大革命”说是整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自己。连里也顶不住了，你就认个错，说是听别人讲的不就完了吗？又要到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了。毛主席说，那不可以，坚持真理要五不怕，杀头都不要怕！你怕什么？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嘛。大家都说，邪乎了，这小子学毛选学得走火入魔了，可惜啊！就这么弄个反革命，也太不值了。军里派工作组下来了，他们向上汇报：四连同情的人、糊涂人还大有人在，正像毛主席说的，看来阶级斗争搞到军队内部来了。
高级干部是不是会客观一些呢？
一直关心我成长的军副政委，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有理论水平的人。我整理好自己的思绪，系统地向他阐述了毛主席著作中相关的论断和自己的理解。他听后只说了两个字：“放毒！”
军政治委员在大会上说：“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有什么背景，只要敢反对毛主席，就要把他打翻在地！”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口口声声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人们为什么连领袖的原话都不能认同呢？
我终于写信向父亲求救了。不久，父亲给我寄来一本艾思奇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他说：真理是一分为二的，不是指的错误和正确；而是绝对和相对的对立与统一。马克思主义是一分为二的，列宁在他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列宁主义也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又发展了列宁的学说，解决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但是毛泽东思想呢？艾思奇没说，他回避了。到底是大哲学家！可有这些已经足够了，我再次相信我是正确的，我不再只学习毛选了，我开始读马克思、读列宁、读黑格尔、读费尔巴哈、读康德……我这才发现，在这方面毛泽东并不是唯一的。
我再次希望和所有反对我的人们论战。然而，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已经被周围的同志们所唾弃。他们说，像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谈毛泽东思想！
山雨欲来风满楼，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政治空气，似乎预示着将发生什么，就像大地震到来的前夕，飞禽走兽都不安地奔走躁动，人们不知为什么一下子都过敏起来。当时三总部在北戴河办了个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班，小组讨论时，不知怎么提到《三国演义》，通古博今的军委兼总参办公厅副主任王兴纲，一时兴致所致，口无遮拦。父亲是总参党委副书记，也是学习班的负责人。一位不久前调入总参的副总长跟父亲说，这是个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王在旧军队干过，建议组织上查查他的历史。父亲反唇相讥：“难道共产党就用《三国演义》定人家的罪吗？”
我和父亲曾信仰过的毛泽东思想，终于被炒作成了神明的教义。更可怕的是，这一切，正在成为党的主流意识。
父亲给我的来信极其简单，他用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毛泽东本人并不认为“四清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仅仅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四清运动”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这一点，在1965年1月毛泽东已经做了暗示，他为“四清运动”制定的目标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标终于在一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实现。父亲还只是尽心尽力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周围的群众，力求让更多的农民相信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落实在改造中国农村的行动中。
1966年夏天，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像四清一样，绝大多数群众，包括绝大多数高级干部，他们仍然不假思索地听从毛主席的号召，狂热而虔诚地投身其中了。
直到今天，回顾那段往事，我依然十分感慨。有人说，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当然不错。但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这样的发挥？是什么条件使毛泽东具有了那样突出的个人作用，使他觉得需要时就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把它维持了10年之久？
谁也想不到的是，恰是在这样一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投入的风暴中，一大批信仰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被送上了祭坛。
这其中，有我，有父亲，也有林彪……
第八章 大彻大悟
……革’被关起来，就算是第三个阶段了。”
回首那场灾难，历史已经整整走过了40年。记述这段不堪的往事，我的心态已经平和。父亲在这场灾难中被关押了5年，他在狱中折断了一条腿，九死一生；我们全家也随之颠沛流离，濒临家破人散。当年在风口浪尖上的许多人物，早已作古。许多伤心的往事和恩恩怨怨已在时光的流逝中随风散尽。
但我仍然坚持要把这些曾经发生在父亲和我们全家身上的遭遇和苦难记录下来，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和不幸。父亲自从他投身于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党和国家命运的个人悲欢，他的荣辱乃至生命，都和这个党，和这个国家融合在一起了。
话题是从巴金的《随想录》谈起的。父亲说：
“我同巴金不同，他对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是痛恶的。我虽然也不理解，这后来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但对破四旧、立四新、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我是拥护的。当然，对后来的打砸抢，包括对我个人揪斗，这些法西斯暴行，我是愤恨的。但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错误是虔诚的。原因之一，它是我们党发动的一场革命。我可以抛弃家庭出来革命，但我不能背叛党和人民。正因为如此，在长达5年的囚禁中，才感觉到特别痛苦。也正是这样的痛苦，使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有了深层的解悟，达到了我过去不曾企及的深度。可以这样说，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和创伤，是一件宝贵的遗产。我在中央全会上曾多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革’带给我们的教训，全党认真地思考过了吗？我同意巴金先生所疾呼的‘勿忘文革’！”
1 走出桃花源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的政治斗争眼看就要来临。追忆当年，能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敏感度，我不知道。但起码在我所熟悉的生活圈子里和层面上，在父亲和我们全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这种气氛。
1966年3月16日，父亲在苏北乡下，填写的一首词：“东风浩荡，红日照方巷，绿波滚滚千重浪，农家儿女欢畅。”看得出，方巷带给他的欢快心情。
但就在这同一个月里，他的直接上级，总参谋长罗瑞卿跳楼。罗在软禁中，因不堪忍受对他的诬陷，以死抗争，结果换来的是被截去了一条腿和罪加一等的屈辱。
父亲回忆这段往事，是从上海会议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