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依琪说话的声音开始大了：“我们也没必要做得这样绝吗！就是工厂转制结束，不是一样还要聘用工人？用谁不是用？他们几个老实巴焦的人，全多留下也不会是负担，他们手艺都不错，要不是对工厂有感情，谁也不会死缠着要待在厂里，出去总会有作坊请他们的……”
朱弘友忙打断她的话说道：“那不是很好，让他们去做大师傅，不是挑他们发财？”
陈依琪无话好说，转身开门就走。出门时，她还回头瞪了朱弘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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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琪心里窝憋，她太理解工友们的心情了，在厂里做了这么多年，快退休的时候又让下岗，谁也无法接受这结局。她更同情那位范健，走路不敢直腰，看人不敢正视，说话不敢大声的老好人，风风雨雨几十年，居然最后还是这样一个结局。
食品厂在吴梁市也算是家很有名的工厂，前门是老街，后门是古运河，它的前身是1829年创办的“江南春”，它的主人就是范健的父亲，四十几年前，范健的父亲在“自愿申请”参加公私合营后，郁闷成疾，一病不起，不久便归了天。
范健一直保存着父亲临死时留下的一本《吴梁市公私合营企业发息凭证》的小册子，那小册子的首页清楚地登记着他父亲的名字和住址，投资企业名称是“江南春（糕点厂）”，投资额为“五千元整”，息率“5％”，盖着的公章是“吴梁市食品厂”。后面几页的表格里，还密密麻麻地登记着领取股息的日期和数额。父亲死后，范健一家就全靠这本小册子生活，每一个季度领取一次股息；范健也靠了这本小册子进了食品厂，成了工厂正式职工。但到了1966年的第2季度，这股金便停止了发放。“文革”一来，红卫兵小将抄家时，指定要找到这本小册子当“变天帐”的实例，范健冒死将小册子封上油布埋到了地下，声称已经烧了。为此，他被红卫兵小将严刑拷问了三天三夜，最后还天天被游街批斗，从此就变得不善言语。只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84年，政府补发过一次1966年第2季度的股金给他。但之后，政府至今都再也没给他补发过一分钱的股金。
工厂收为国有，获得了很大发展，几次扩充规模，便占了周围几十亩的地。其中大部分地方，占据的是民国前属于一个大徽商的私家花园，那大徽商解放前侨居了海外，再也没回来过。厂区内四季都有花草，遍植樟树、柏树和桂花树，很多都是百年的古树。掩身在树林中的建筑，有清朝民国时期造的，也有解放后砌的，解放前留下的全是典型江南园林风格，解放后新添的都是些方方正正的火柴盒。工厂生产的那些传统糕点产品，要追溯起身份来，大都与进贡皇帝有关。在过去的若干年，产品在市场上曾经都是凭券供应的，能买到的人，不仅可以满足食欲，还可以增添面子上的光彩。在改革开放之前，食品厂辉煌的业绩，曾令所有食品厂的工人感到自豪。
虽然现在的工厂效益不好，工人们的收入不高，但大家总觉得工厂始终都是个依靠，老工友都几十年下来了，谁不是以厂为家，现在家要散了，那他们又能如何？
他们不象年轻一点的人那样，够独立，也自我，可以大胆地去自谋个生路。象化验室里原来的小丫头，不用你来炒，她先炒了工厂。她有大学的文凭，又有技术特长，辞职跑去广东工厂打工，收入反而是在食品厂时的好几倍，更不用被当领导的三天二头性骚扰，那朱弘友找她说话时，那贼眼老是只盯她的胸脯不看她的脸。她说朱弘友那色眼，可以强奸所有女人的尊严。
还有那些早早就炒了工厂辞职单干的大师傅，他们胆子大，脑子活，在外面开个前店后坊的私人食品店，现在也都成了老板，根本就不会将工厂这份工作再放在自己的眼里。食品是涉及千家万户需求的大行业，那些其它行业的下岗工人，凭着自己懂得在家烧个菜，一样敢将食品加工店开到大街上，也一样可以赚钱养家糊口。食品厂的工人毕竟是专事食品行业的人，比别人更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自己选择在熟悉的行业内做点什么，多了一份胜算。
但范健就不一样，虽然他也有可以出去做大师傅的本事，但他却没有这个胆量，被红卫兵用酷刑修理的时候，他的胆就丢了，这一辈子都不敢再对任何人说个“不”字。他老老实实地守在厂里，永远都是被领导。就是他拿着那本《发息凭证》的小册子去找政府，也不敢大声要求，被人一敷衍，也就乖乖回家了。
陈依琪来到老工友身边时，什么话也没说。这些老工友都是实心眼，一见陈依琪的神情，就猜出了八九，也知趣地不再问了，一个个垂头丧气的默默在离开。他们的思想早已被党的烙铁熨平，对党的感情也忠贞不二，他们不会愤怒，甚至不会跟随大伙去找政府抗议，再多的苦水也只会自己咽下去。党和政府是在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自己受党和政府教育多年，党和政府曾经给了自己莫大的荣誉，自己怎么可以为了一己私利去添党和政府的麻烦呢？
范健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两行泪水终于忍不住冲了出来，他越是想忍，浑身抽搐得越是厉害，喉咙张得更大，鼻涕眼泪止不住地往外冒。
一个老男人强忍哭声的抽咽，陈依琪看得啮心，也跟着就流下了泪。她实在是无能为力，她可以劝说朱弘友，但她没有朱弘友手里的权力。她只得背诵那些又陈旧又拙劣的抚慰的语句，用她的玉手真诚地安抚他的脸，她还信誓旦旦地让他在家先等着，待工厂转制结束，会第一个就通知他回来厂里上班。
范健克起身走了，临走时他狠抹了一把脸，那张苍桑苦涩的脸，突然就显现出一副不屑的神情来，双眼射出鄙屑的目光，破天荒愤恨地大声骂了句：“杂种，从来就不讲信用！”
范健骂人的神情和他离去的背影，陈依琪刻骨铭心。
食品厂后花园有块空地，周围都是些古树，古树依然生命力旺盛，枝繁叶茂，绿郁葱葱。唯独边上有棵孤零零侏儒般的歪脖子树半死不活，象个偏瘫，一半已经枯死，另一半的顶端稀疏的绿叶还能证明它仍旧活着。歪脖子树的树干满载着岁月的严酷，粗糙苍老的树皮上全是丑陋的皱纹。据说解放后，在“肃反”、“三反”、“五反”、“四清”到后来的“文革”中，都有人选择这棵歪脖子树上吊自杀。一直有人想要刨掉这棵歪脖子树，但因为它前后曾经要了七个人的性命，都说它已经成了精，有了灵性。光有人喊，却没人真敢去刨。
这天夜里，在市食品厂工作了二十八年的范健，成了吊死在这棵歪脖子树上的第八人。范健死时穿的是一件工厂白色的工作服，口袋里还揣着那本《吴梁市公私合营企业发息凭证》的小册子。
处理范健后事时，这本小册子便落到了陈依琪的手里。陈依琪为范健收藏起这本小册子时，觉得一切都象是在轮回，不知这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为什么被伤害的总是这些最弱势的人？对范健的的死，陈依琪感到愧疚，她是厂里见到他活着的最后一人，要是自己多陪他聊一会，多和他说些道理，让他开窍，或许他也就不会寻了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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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琪进食品厂工作，一晃二十多年了。她是下放户的子女，多谢了邓小平，在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前，为了恢复国民经济，他力主整顿了各行各业。那几年，政府从下放户子女中招收了一大批工人回城里工厂学徒，从十四岁到四十岁都有，陈依琪也在其中。城市的记忆虽然模糊，但她对城市的生活适应得很快。市食品厂象个公园，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象是在过神仙日子。食品厂没什么重活，坐在作台板前捏面团和在自家的厨房里做点心没多大的区别，这比起在苏北毒日下做农活来，简直有天壤之别。
陈依琪非常热爱也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每天上班都兴冲冲的来，下班后心里还会有份眷恋，就是让她二十四小时都忙在厂里，她也都不会感到厌倦。别说是将自己的青春，就是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这家工厂，她也无悔无怨。下班后的大多数时间，她仍心念着工厂，尽管她学历不高，书却啃了不少。本市新华书店里能买到的有关食品工业、经济管理、改革开放方面的书籍，她都会买回来，而且一本本的认真读，比读当时流行的琼瑶言情小说兴致还高。
陈依琪原来的名字叫陈红，整个吴梁市里与她同名同姓的人居然有三万八千人之多，光食品厂内就有四人，被大家叫成“胖陈红”、“瘦陈红”、“大陈红”、“小陈红”加以分别，她就是那个“小陈红”。在领身份证的时候，她总算是将名字改成了现名，新名字听起来就像琼瑶小说里女主人翁的名字，但她觉得这名字挺时尚，好洋气，自己很喜欢。小凤子的名字原本叫“家凤”，吴梁市里也不下有一万人起了这个名字，也是让陈依琪劝着去派出所改了。但小凤子的名字改得不是很成功，因为在吴梁市里改成“嘉凤”名的人，还是不下五千。
“小陈红”人长得秀气漂亮，又聪明刻苦好学，领导和工友们都喜欢她。她开朗的性格和她努力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也为她赢得了不少的荣誉。大家推举她做了班组长，做了车间主任，做了共青团的总支书记，工厂还送她去无锡轻工学院开办的食品企业技术培训班接受了一年的职业培训，回厂后她就当上了负责生产经营的副厂长。在她抓生产经营的那二年里，工人们拿到的奖金是那些年里拿得最多的，因此她也获得了大家的的拥护。
但几年以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