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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华看不见我心不在焉,她坐在我们扁担巷老家窄小灰暗的屋子里,满怀幽怨地说:“什么副科长?不过是个四十来岁的寡妇罢了。”她嘴边有一道短短的、年深月久的皱褶,生气时皱褶就会变成一个凹坑,现在这个凹坑又出现了。她两眼直直地看着我,“你给我说句公道话,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跟他离婚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了你?可你是我一个人的吗?难道他没份?现在他倒好,又直起腰来啦,就把过去丢得干干净净啦,和别人打得火热啦……”她忿忿不平,怨气冲天,但她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疑惑地问我,“你在听吗?”
“嗯?”我说,“嗯。”
“你会为我说句公道话吗?”
我说:“嗯。”
“你脸上怎么有一块青?你摔跤了吗?”
“嗯。嗯?”
“你怎么老嗯?”她厉声说,“你在敷衍我!你嫌我烦是吧?你讨厌我是吧?可这种事我对谁去说呢?我不对你说,我对谁去说呢?我只有指望你啊,我这样一个女人不指望儿子你还让我指望谁呢?可是你却敷衍我!”她激动得站起来又坐下去,但目光却始终对着我的脸,“你听都没听,嗯啊嗯的,你敷衍谁呀?我不是你妈吗?你看你一副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的样子!”
王玉华又哭了起来。她在我面前老是要哭。她变得特别爱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怎么跟她说我的事?怎么跟她说余小惠?我说:“你不要哭,你哭什么呢?”她骂道:“你说我哭什么?我怎么能不哭?我指望谁?你叫我指望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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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四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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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王玉华能指望谁。我只知道,除了我自己,我谁也指望不上。好在现在商场的服务特别热情,你只要说买什么,做什么用的,他们便会头头是道,跟你说得一清二楚,让你一点也不感到为难。我就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的把结婚所需的物品买回来。我连当尿盆用的痰盂都买了,是那种带一朵大红花的盘口痰盂。我挑痰盂时,人家说脚盆买了吗?我说那就买一个吧。人家又问,用水的盆子呢?我说用什么水?那是个白净的三十多岁的女人,侧过脸去笑了笑,自作主张地给我挑了一个,粉红色的,盆底用工笔画着几根水草和一条鲜活的鲫鱼。她说你别问那么多,只管买回去,没错的。
单位同事见我不断地买东西,便问我是不是要结婚了?新娘子是谁?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问是好意还是恶意,所以我总是含糊着支吾过去。我说还早还早,丈母娘还不知道生出来了没有,我哪知道新娘子是谁?
现在看来,我在结婚这件事情上的谨慎是对的,否则真是无法收场。就在我从商场抱着两个鸭嘴暖瓶回到宿舍后不久,正点着煤油炉准备给自己下面条时,余小惠的弟弟余冬来了,一看他姐姐不在我这儿,便板着脸问我知不知道他姐姐去了哪里?我说我都两天没见到她,我怎么知道?余冬扭头就走。我追出去,问他怎么回事?余冬劈面揪住我的领口,用有一层薄茧的大拥指捺住我的喉结,把我顶在楼道墙壁上。余冬在商业局开车,身上有一股机油味。他长得不像他姐姐,他五短三粗,脖子像一截桶一样。我看见像桶一样的脖子上突起了一棱棱青筋。
“姓徐的,你听着,”余冬压着喉咙,声音不大,“我早就想动你的手,现在我姐姐不见了,要是她有点什么事,你就准备用篮子捡骨头吧!”
余冬下楼后,我靠在墙上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便往老铁街跑。余冬还没回家。余小惠妈妈看见我又骂臭流氓,而且大着嗓门,骂得毫无顾忌。老余也不管她了,由着她口无遮拦大声寡气地骂我。老余的样子非常沮丧,垂着脑袋坐着,长吁短叹。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不见了人的?老余说上午他去单位开离退休干部会,她妈妈买菜回来就没见人了,以为去你哪儿了,刚才收拾东西,才发现她把自己的衣服什么的都带走了。我说她有可能去哪儿呢?老余说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又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谁知道呢?”
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我甚至不敢看他们的脸。这都怪我。我确实欠揍。我抬手便掼了自己一巴掌。我还能怎样呢?只有给自己一巴掌。老余抬起头,吃惊地看着我,嘴唇翕动着,但我听不见他说了些什么。我耳朵里全是刚才那一巴掌的声音,咣咣的,一波一波地放大;接着我又感到嘴角里有热乎乎的东西往下流,伸手抹一把,才看见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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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五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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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小惠真的走了,离开了南城。她还是恨我,她真不愿跟我结婚。可是,天下这么大,她究竟去了哪儿呢?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就那么走了。我厚着脸皮跑到剧团去,心想她总有平常玩得好一点的同事,或许他们知道。我在办公室没看到人,那个办公室总是空荡荡的。我又去练功房和排练场,也没看到人,只看到了几只快活的麻雀。我便跑到宿舍楼一家一家地敲门,问知不知道余小惠去了哪儿?人家一脸愕然地反问我,她去了哪儿?
最后我还是在陆东平那里得了一点消息。其实我怀疑过这个矮个子武生,但我又觉得他没有理由要害我,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干呢?
陆东平就住在余小惠隔壁,正在睡觉,他近来总是一副缺觉的样子,把嘴张得很大,蔫蔫地打着呵欠,哑着喉咙说:“你去找团长吧,听说他那儿有她的一张纸条。”我又说团长呢?刚才我敲门他家里没人。陆东平说:“这时候你还能在家里找到他?到他老婆店里去找吧。”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团长,团长正在搬一只纸箱子,纸箱子里全是电器开关。他满脸油汗,在口袋里左掏右掏,掏出了那张纸条,“这张条子她还是托别人转给我的,我哪里知道?”他后面小店里的一个女人在叫他。他笑笑说:“没办法,要过日子。”他弯腰抱起纸箱子,像一只磨盘似地磨进店里去了。我站在那儿看纸条。在这张皱巴巴的纸条上,余小惠鬼画桃符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走了,算长假还是自动辞职,随便。
团长忙完了又跑出来。我把纸条还给他。他把纸条夹进一个卷了边的小电话本里,很小心翼翼的样子,使人觉得这张纸条非同一般。
后来我在广场纪念碑下呆呆地坐着。南城的广场总是热闹的地方。四周全是车。几个女人和孩子在那儿喂鸽子。空气很肮脏,灰尘厚厚地粘在鼻毛上,弄得像马鼻子似的老是嗤嗤作响。虽然已近黄昏,阳光仍很嚣张。这是一个阳光嚣张的季节。我看着它渐次变红变淡,成为一抹虚缥而轻俏的水红,最后完全消失。我又看着所有的灯亮起来,看着南城变得璀粲和透明。
广场上的人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到最后都走了。没有了人的广场一下子变得黯淡起来,像蒙了一层铅黑色的透明的雾。一个卖茶叶蛋的妇女推着小铁架子车从旁边走过,到我时身边停了一下,说她还剩几个蛋,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说,不饿。她说都到下半夜啦,还不饿吗?我说不饿就是不饿!广场似乎还在黯淡下去。卖茶叶蛋的妇女悻悻地走了,小铁架子车吭啷吭啷地响着,人走得不见了,吭啷声还依然响亮,仿佛是整个南城在静夜里发出的声音。
我在越来越远的吭啷声中站起来,麻着两条腿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