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劈啪劈啪”猛抽……
“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几个蠢蛋的？”
“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
=“那么你啥时参加共产党的？”
=炫=“我想都没想过要参加共产党。”
=书=戴笠的嘴再次气歪了。“打！”
=网=“继续打审！”
“继续再打！”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招。“统统死刑！”戴笠咬着牙作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也为了拉回面子而期待有一日“感化”这些让他丢尽脸的共产党员。这样，中共“红色电台案”的七个人全被押进监狱……
六男一女，个个年轻青春。尽管都已遍体伤痕，但他们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幸福和光荣地笑着，笑他们战胜了酷刑与无数次审讯，笑敌人无可奈何，笑他们自己是光荣而坚强的共产党员。
笑得最美丽的自然是最年轻和漂亮的张露萍。那一年她才19岁。是这群让蒋介石差点把戴笠这样的“忠臣”都要革职的年轻共产党员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最小的一位共产党员。她感到自豪，感到对得起她的组织——亲爱的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进步青年中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最值得骄傲的，恐怕就是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这条革命道路上，因此一曲“黄河之滨……”总会让无数爱国的热血青年感到无比的力量。她张露萍自然就是这批青年人中的姣姣者。
“河里水黄又黄，”
东洋鬼子太猖狂，
今天烧了王家庄，
明天又烧了张庄，
逼着青年当炮灰，
逼着老人运军粮；
青年打死丢山坑，
老年运粮死路旁；
这样活着有啥用，
拿起刀枪干一场，
拿起刀枪干一场——
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心——延安非常流行的一首抗日革命歌曲。延安抗大中的一位女学员特别喜欢唱它，并在每次学校拉歌时，她总是特别有劲头拿出这首歌来指挥她的战友们跟人家比赛。她指挥这首歌时异常投入，而且总能取得胜利，因此她一出场指挥，大家就笑着喊起“干一场！”、“来一个！”，“来一个！”“干一场！”
“干一场”，渐渐成了她的“外号”，连中央首长们都笑着喊她是“干一场。”张露萍那个时候她的名字叫黎琳，被人呼作“干一场”的就是她。
张露萍投奔延安之前是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的学生。她是四川崇庆县人，父亲余泽安是位老实忠厚的私熟先生。那时她的名字叫余家英，她的大姐余硕彦嫁给了四川地方军暂编一师师长余安民，大姐为了两个妹妹的前途，就把她们带到了成都，因为姐夫余安民是位心肠很花又很恶的小军阀，所以在余家英的小小心灵里很恨她当时居住的“余家公馆”。1935年秋，十四五岁的她考上了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并改名叫余硕卿。在这个女子班上，有位瘦瘦的姑娘，叫车崇英，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车耀先的女儿。张露萍与车崇英的座位挨着，张露萍（余硕卿）天性活泼，爱唱爱跳，人又长得漂亮，自然是同学们异常关注的人物，车崇英对她当然也很关注，慢慢地后来将其引到了革命道路。解放后，作为好同学的车崇英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的张露萍回忆：“我和张露萍都是成都建国中学的学生。1935年秋，张露萍（原名余硕卿）也考进这个学校，我们同在初女五班。她聪明、刚毅、天真、活泼，爱唱歌，喜欢打乒乓。我们常常谈论人生的向往，讲妇女的社会责任。由于我们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后来，同我坐在一起的周玉斌、杨梦萍，也常常在一起摆谈，特别是东北三省失守、平津沦陷，“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迅猛发展，成都的抗日气氛越来越浓，我们唱起了流行的抗日歌曲，又到校外参加救亡团体的活动。这样，我们四人便结拜成姐妹：周玉斌年长，是大姐；露萍其次；梦萍行三，我最小，行四。1936年秋，北大学生韩天石到四川搞学生运动，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姐妹四人平时就受我父亲的革命熏陶，懂得只有反帝反封建，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因此，韩天石在成都组织秘密报告会时，我们四人都去参加了。记得那一天的天气特别好，秋风拂面，气候宜人，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那一天作报告的还有从根据地来的肖玲大姐，她向我们讲了革命形势，革命的任务。也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