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稿子放在赵一浩身旁的茶几上，说：
“记录稿整理出来了，请你审查修改后我们马上发出。”
冯唐见此情况便知趣地站起来，说：
“一浩同志你忙吧，我们抽时间再谈，反正这两天你不走的。”
赵一浩的心事早已放在那讲话稿上去了，顺口便说：
“好吧，我们改天再谈。”
送走了冯唐，他便埋头审阅那份记录稿，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又将一些提法作了修改。这是一件大事，明天报纸头版头条登出去，其影响可想而知。特别是考察组正在追踪这件事的时候，岂不将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他将修改后的稿子交还给薛以明，说：
“你再看看，这样修改行不行？”
乘薛以明看稿的时机，他严肃地思考起来，发还是不发？这是一件大事，决不能等闲视之的。在短短的两三分钟之内，他迅速地考虑了好几个方案。
第一是按原定计划发出去，不仅登头版头条，还要报社配发言论。这样做自然痛快，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然而似乎太激化矛盾了，至少是不够策略吧？
第二是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也就是说这篇报道不发了，以冷对热，考察组想怎么跟踪就让他们去跟踪去追寻吧。就个人利害得失来说，这不失为良策，也不失政治家的风度，现在不说将来总有说话的机会。但他觉得这样做虽然可以保护自己，却是对工作不利。考察组的动向传出去，立刻会引起思想混乱。他特别想到了省里的几大班子和离退休领导干部，漏子是从这个层次里面捅出去的，而且看起来不止一个人，否则就不会引起考察组如此重视了。如果作为省委一把手的他保持沉默，那漏洞将会迅速扩大，特别是使基层干部无所适从，进而发生涣散，乃至倒退回潮，那会带来什么后果啊？这是不可取的方案。
第三是顺着考察组的调子作检查，回头是岸。他连往深处想都没想，就将这种方案否定了。这算什么方案，见风使院，但求保住自己为原则，没有丝毫责任感和原则性的方案。何况考察组现在也还没定什么调子只是跟踪了解哪，你就谈虎变色举双手投降？
那么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在慎重而又迅速思考的过程中，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他认为这是唯一可取的办法了，既表明了态度又不致将矛盾过于激化。于是他对早已看完修改稿，见他陷入沉思，不便打断他思路的薛以明说：
“我看这样，这篇讲话稿暂不见报，作为省委办公厅的内部通报先发到县、团级，是否登报看一段再说。你注意到没有？我把它改成重点谈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顺便谈到个体、私营经济。”
薛以明先是一愣，稿子改得满好的，怎么又变了主意？但在领导身边工作过的人有一个特点，善于领会领导意图，薛以明自不例外。他很快表了态，认为书记所提的办法是妥当的，就这么办。
于是赵一浩在讲话记录稿上签了字：
在办公厅情况通报上刊登，发至县、团级
赵一洁月日
像是事先安排好了似的，赵一浩刚签上最后一个浩字，连日、月还没写，那部直通省城的“红机子”便响了起来，薛以明起身接过话筒，里面传出了周剑非的声音：
“喂，我找一浩同志。”
薛以明连忙将话筒递给走过来的赵一浩，说了声“是周部长”，便拿起那份签了字的记录稿走了。
听说是周剑非打来的电话，赵一浩便立刻产生一种预感：那边又出了什么事。
果然，周剑非告诉他，在考察组的日程上又进出了一个“学潮事件的处理问题”。为了查清这件事，考察组今天义分别找省长苏翔、副省长黄人伟、张昌明和他去谈过。苏翔和他商议后，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也很蹊跷，让他周剑非同书记通个电话，也许苏翔还要给他来电话的。
赵一浩听了也觉得奇怪，这件事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前年冬天省里的重点综合大学梅西大学的几个学生上街同当地居民发生纠纷乃至斗殴，公安机关抓了肇事的学生，当然，被抓的学生当天下午就经教育放回了。但却引来了该校数百名学生围攻公安机关乃至全校罢课。省城其他大学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援，这其中便出现了一些与处理具体事情无关的政治口号，调子唱得很高，声言不立即惩治违法抓人的凶手，便全市罢课，上街游行。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张昌明出面，两天未获结果。眼看事态正逐步扩大，省委常委会专门开会讨论。他赵一浩挺身而出，不畏风险亲自到梅西大学和学生面对面座谈，遭围攻辱骂也毫不退却，终于化解了矛盾，和平解决了一场不大不小但来势凶猛的事件。他一向认为自己对这件事的处理无论方针和方法都是对的，并引以为幸，据他所知别人也是这么看。怎么现在突然又成为问题摆在考察组的日程上了？是什么人在兴风作浪？他不由得怒火中烧，但还是冷静地和周剑非对话：
“你知不知道是谁把这件陈年旧事向考察组提出来的。”
他问。声音很平静，听不出着急或者愤怒的语调。
“不清楚，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在考察组谈话的范围内。不过，也不排除有人专门送去的匿名信。”周剑非放低了声音：“中央考察组到来的消息传出后，便发现经常有人向考察组送信。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个地方赶风头的大有人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跳出来表演一番的。”
赵一浩说：
“告状是每个人的自由，只要实事求是就行。问题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告状的调子和理由是什么？你从考察组找你谈话的口气中可以听出一点由头来吧？”
周剑非说：
“听得出来的，他们的调子主要是定在搞调和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坚持原则。考察组并没直接这么说，但他们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一问处理经过，二问对处理这件事怎么看？是否坚持了原则，是否存在妥协求全等等，这就很明白了嘛。”
赵一浩在电话上冷笑了一声：
“潜台词就是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两顶帽子了，最大不过嘛，说我赵一浩向自由化投降甚至同情自由化？笑话！苏省长他们又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件事可是上了常委会的哟。当时以疏导为主不激化矛盾，不采取过激手段的方针是常委通过的哟！”
周剑非听到赵一浩问起在省城的领导者的态度，虽然只点了省长的名无疑也包括他在内了。于是便回答道：
“我对他们说，当时我还在地委工作，处理这件事的细节我不清楚。但大的方针原则是对的，效果也是好的。我们都赞成这种处理办法。”
“苏省长呢？”
“不清楚他是怎样向考察组汇报的。他从考察组那里出来后把我找了去，他说因为当时他没有去现场，具体情况说不清楚，只原则说了一说，不采取过激措施的方针是省委定的，他说，这不像‘四个轮子一起转’，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向考察组作解释。因此，他要我给你打个电话，最好提前回来。”
“哼！”赵一浩好像还有话要说，但他止住了，又问：“张副省长呢？他可是一直在现场嘛。”
周剑非也如实作了回答：
“他同考察组谈话后就下乡了，临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苏省长叫他打的。他在电话上说，当时现场的处理情况他只简单地向考察组说了说。因为当时在现场指挥处理学潮的是省委书记，他处于协助地位，他怕说多了造成被动。”
赵一浩忍无可忍，骂了一声“滑头！他对你说了看法没有？”
周剑非只好又如实说了：
“他说现在对处理那次学潮有一种议论，认为省委软弱妥协，对学潮的领头者没有采取强硬措施，使闹事者尝到了甜头，故尔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