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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2 / 2)

但是他不要小孩,他已经有够多的小孩,全是前世的冤孽,现世来讨债的。他要她避孕。

不过我很喜欢小孩,真的。她的脸上浮现一个苍白而谦卑的笑。

我喜欢小孩,李芬芳说,她想办法生了个儿子,是偷偷地怀上,象是还了个心愿,儿子象她,脾气拧,常常哭闹到深夜都不肯睡觉,大概是不适应城市那种闷热的气候。

而她在很长时间里,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这生活里只有她和这个孩子。他和孤单的她相依为命,她的世界里,也就只有这一点点希望了。看见孩子安静地熟睡时,她觉得,平安喜乐,那种平安喜乐抵过了曾有的凄凉和无助。

那个不喜欢孩子的男人来看她,看见的是一个身形凝重的女子,敞着怀在喂奶,虽然不复轻俏灵活,但是倒更象一个妻,一个母亲。

“那么,你打算过你的将来么?”

“将来,”她显得局促不安,“我连现在都没有——怎么说将来?”

她迟疑地告诉我,前几天回家发现孩子丢了,她无法确认是怎样丢的,但她猜测和那个不喜欢孩子的那个男人有关。

她觉得报纸可以帮她的忙,因为以前报纸也帮过别人,自然就可以帮她。

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一直微微颤着,低着头,我总觉得她不象李果私访过的那些女性,她比较诚实,没有更多虚设的辞藻来矫饰。

李芬芳这样的故事,到底写的不好,一路平铺直叙地写过来,无非存着一点点“了解之同情”。

老编审稿的时候说,说我写的一点情节都没有,“找孩子”,谁会愿意看这种东西,大家看报纸,总是有一定的阅读期待的。

我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故事,峰回路转、回肠荡气,还是有刺激煽情的场面在里头。我知道“口述实录”这种玩艺在几家报纸的文艺副刊都有做,但只有中年男女的婚外情,E时代一夜情才受欢迎。

我很颓丧,但是还是要努力工作,老编让我去采访“二奶村”,还说,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写,要深刻。老编认真的皱起眉头,“那里的二奶都是香港、台湾人包的较多,文化层次比较低的那种。要写好不容易,我们要关注弱势群体。”

我想他更应该关心自己的身体。

我只好笑。

我觉得自己比较起来更象弱势群体。

我泡在“二奶村”一个星期昼伏日出,不过,我见进进出出的都象良家妇女,印象里应该是妖娆的类型偏偏很少,没有人穿紧身皮裙子或者将头发染作七彩擦黑色指甲油。中国以前是多妻制的,所以“二奶”的选择标准还是妻的标准,贤慧温顺的、得过且过的容忍,随遇而安。

并没有人愿意免费提供故事,而保安看我进出总是目光狐疑。

回到家,只好自己杜撰了一篇,讲了一下女主角沦落的身不由己,一切都是社会的错,逼良为娼,拜金主义对社会的危害,写得有血有泪,跟街头小报的格调非常靠拢。

老编看了以后说,写的不错,但是故事蛮老套的。

我笑说,老套的故事大家喜欢。

疲倦地想起李芬芳。李芬芳是真的,有质感的故事,不过,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剥离了那些符合窥看的因素,会是什么样子。?

我靠在沙发上,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情形,她那低靡而喑哑的声音,以及那种渐渐呈现颓势的美丽。她的故事里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隐忍、委屈。我甚至觉得她的痛楚放在偌大的城市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孤单无依,含有太多的私隐性在里头,是无处可诉的真正的苦衷。

又是一个星期,李果从湖南老家回来了。

他和我看到的样子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夜兼程赶回来微显憔悴。我听见他和老编在谈话,谈的是本市的新闻。

女子杀夫。

起因是她向和自己同居的男人追问自己孩子的下落,那个男人虐打她,将她推到墙上狠狠地用皮鞋底抽她,她忍无可忍竭力反抗,愤怒之下拿起水果刀一连捅了对方15刀,男人被刺中要害,最后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我突然站在门口问:“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他们吃惊地看着我。

是了。

和我猜测的一样了。

在这个热带38度的城市,李芬芳的故事演变成一则骇人听闻的传奇。

这个故事是赤裸而恶劣的。

我还从其他的报纸上读到李芬芳的故事,她被夸大成一个艳俗而淫乱的的复仇者,要向亏欠她的城市复仇,好象索命的王桂英、霍小玉之流,在故事中还附有肇事者的照片,带着验明正身的味道。

照片中的李芬芳,脸色平静,有一双波光潋滟的眼睛。不少人看了说,这个女人蛮好看的,这种好看透露出有着红颜祸水的迹象,所谓“红颜”都是“命薄”的根源。

在照片下还写着一句话,她真的后悔了,这一次酿成惨剧是不知法学法的后果。

也许,她后悔的是方式的暴力,至少,如果用温和的方式,结局不会那么悲惨。

我记得最后一次。李芬芳没有和我面谈,她只是在电话里告诉我,她要找回自己的儿子,带儿子回老家,她要开间小餐馆,过好下半辈子。

她在那头幽幽地说,我的手工白菜馅饺子作的很好的,在寒冷的冬夜吃,会有一种从心底涌起的温暖与满足。你知道吗,有时侯我一个人做一大锅饺子,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吃,倒不会觉着寂寞。

她说,可惜,小佳,你还没有机会尝尝呐。

我敷衍着,会有机会的。

最后,她踟蹰的问了我一句,“小佳,你会认为我是个坏女人吧。”

我记得自己这样回答她:“不会,至少你是坦白、直接的”。

坏女人从不问这样的问题,也鲜有自道身世,如果要讲,故事总要编排的好一些,圆滑一些,显得都是别人的错,与己无干,而且她们也永远不会反省和忏悔。因为她们内心没有畏惧,也没有信仰。

而芬芳,至少在我看来,她矛盾、痛苦,也很善良。

老编开始记起我的那些采访手记,都是一手材料,我居然和一个真的杀人犯做了面对面的访谈,她的堕落是有迹可寻的。他告诉我:“关键是你该怎样加工它们,——恐怕编排上还要再调整……”

关于一个故事的几种说法,怎样编排才是最符合阅读的期待。我去翻看这几日的报章,发现评论这件杀夫案件的都是男性,他们微言大义、提纲挈领地从道德式微的角度说起,所用的词语是“耸人听闻”、“震撼”、“可悲”,呼吁着城市中此类现象不容忽视。

我坐在家里听我和李芬芳的对话录音。我听见自己干净的声音,有条不紊地问下去,而她那低靡而喑哑的声音时起时落。

有一句是这样的,“我连现在都没有,怎么说将来。”

听了很多遍。最后,是一阵沉默。我想起她简单的理想,是回到家乡,开一间自己的餐馆,做最可心最温暖的饺子。这种简单就是她想要的幸福吧。

但是,并没有兑现。

我走到凉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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