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文化民族主义
随着世界一体化经济不断加强，和全球性生活方式不断普及，与此相对的会出现一种日益明显的潮流，这就是，奈斯比所称之文化民族主义。
“我们越是全球化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他说，“我们就越是做着合乎人性的事情；我们越是承认我们的特性，我们就越想紧紧依靠我们的语言，越想紧紧抓住我们的根和文化。即使欧洲在经济上统一后，我认为德国人会更具德国人的特性，法国人会更具法国人的特性。”
其负面情况是明显的：前南斯拉夫巴尔干地区的“种族清洗”和可怕内战；中东的宗教战争；前苏联有些地区的反叛；许多国家的种族偏见。
但它对教育的正面挑战也是明显的。技术越是盛行，我们越会要奋力掌握我们在音乐、舞蹈、语言、艺术和历史方面的文化遗产。一些社区团体已在推动教育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在少数民族社团中尤为突出。从中我们看到了文化首创精神之花的盛开和自信力的不断高涨。
11。不断增长的低层阶级
你不用离开纽约、芝加哥、费城和洛杉矶等城市的市中心很远，就可以看到低层阶级不断增长的严酷景象……主要与肤色和教育失败有关，并且失业青年占绝大多数。
统计数字不断表明，这一低层阶级的成员通常难于摆脱持续的困境。早在70年代，阿尔温·托夫勒（AlvinToffler）在《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中曾预言了家庭破裂时代的来临：更多的离婚，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核心家庭的崩溃。他的大多数预言都已成为现实。破裂家庭碰巧遭遇失业，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社会灾难的因素。
教育是开启完全不同未来大门的重要钥匙。在美国十大城市中，要求中学以下文化程度的职位数从1970年起已经减少了一半。从1989年起，美国新设职位的2/3都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德国，到2010年将只有10％的职位适合非技术工人，而在1976年为35％。
但这并不只是一个失业问题。失业的年轻人倾向于从事更多的暴力犯罪，并不愿担当家长的责任。“青春期男孩是最反复无常并最具暴力的了。美国一半的暴力犯罪是由24岁以下的男孩干的，四分之一的暴力犯罪事件是由18岁以下男孩干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数据也与美国相似。”
《经济学家》杂志在一份权威性的1996年中期调查报告中问到什么办法能制止这种行为。“回答是简单的：双亲家庭。经论证，双亲家庭比单亲家庭更擅于培养不惹麻烦的孩子。”令人担忧的更多理由是，美国在1991年只有50。8％的孩子生活在传统的核心家庭（即双亲都在并且孩子是双亲的生理后代）。在拉丁美洲后裔中，这一数目为38％，在非洲裔美国人中为27％。
《经济学家》的报告指出：“当人们发现不可能提供生活所需之物时，他们也会发现难于学会如何培育后代。他们会退回到一种原始的男子气概之中……那是一个帮派的世界，其中仅有以规则为基础的行为，而这种东西男孩子们在其他地方就不会去学。”
缺乏赚钱能力的人、缺乏自信心的人、年纪很小就怀孕但不结婚的人、很早结婚但没有接受如何做父母培训的人、贫穷的人，都是有危险沦为不合格父母的人。反过来，他们的孩子要打破贫困的束缚，日子会最为艰难。不幸的是，那种束缚并没有消失。
正如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在他90年代中期的杰出著作《工作之终结》（TheEndofWork）中精辟分析的那样：“信息时代已经来临。在以后数年中，新的更为复杂的软件技术将使文明更加接近几乎没有工人的世界。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机器将很快替代人类劳动，并有希望到21世纪中期几十年间实现几乎自动生产的经济。机器大规模替代工人，将迫使每个国家重新考虑人类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为生活在没有大量正规就业机会的数百万人重新定义机遇和责任，可能会是下一世纪唯一最紧迫的社会问题。”
即使没有其他原因要求学习革命发生……和相应的社会革命的发生，仅仅上述这段话就突出他说明这样的革命势必要发生。
12。人口的急剧老龄化
就像经济正在不断发生戏剧性变化一样，人口构成情况也是如此。发达国家最突出的趋势，就是人口的急剧老龄化。100年前，美国只有240万人在65岁以上，低于4％；而今天，65岁以上人数超过3000万，约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到2050年，将超过6700万，差不多是人口总数的22％。
美国自1920年以来，平均预期寿命已从54岁上升到75岁。除俄罗斯以外，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接近60岁的男性其平均寿命也可望至少达到75岁，女性平均寿命可超过80岁。
以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世界上60岁以上人口数将上升至10亿。许多人把60岁以上的人叫做“第三年龄段”，还有人则认为“退休”一词应从我们的语汇里取消。
费思·波普库姆（FaithPopcom）在《波普库姆报告》（ThePopcornReport）中指出：“现在，65岁是下半生的开始，而不是未日的开始。”
我们将会探讨，60岁以上这一代的人代表了未来教育最大的未发掘资源之一。
13。新型“自己动手”风尚的兴起
工业时代还产生了另一现象：结构与现实的混乱。就像大型公司兴起将标准的集约式生产产品提供给数百万人一样，大型的组织机构也将健康和教育“提供”给人们。
因而，我们将教育（education）与学校教育（schooling）、健康与治病和医院、法律与律师混为一谈。我们把教育当作是别人提供给你的东西，我们认为健康是你从医生、专家和医院那里买到的东西。今天，这些概念正迅速变化。新型“自己动手”的革命远远超过给自己家刷油漆和在自己的花园里种种花草，它包括掌握你自己的生活。
个人电脑现在能担当我们花钱叫专家们去做的很多工作，譬如准备遗嘱、记帐、买股票和债券以及计算税项。
每个明智的人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健康也依靠你自己的运动，依靠你吃和喝的东西、和你锻炼的方式。“医疗”的高额开支更加突出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但“教育”方面的变化迟迟不来。加州教育学家勒纳特·纽姆拉·凯恩（RenateNummelaCaine）和杰弗里·凯恩（GeoffreyCaine）在《建立教学与人脑间的联系》（MakingConnections：TeachingAndTheHumanBrain）一书中解释说：“学校教育的作用之一，应当是为学生进入现实世界作准备。他们需要了解他们得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将怎样面对挑战和他们能胜任什么工作。就我们所知，人们认为学校教育基本上能达到那些目标。事实上，学校教育并不能达到那些目标。相反，学校教育培养了错误观念并遮掩了真正的挑战，它尤其不能应付电子媒介的冲击。
“让我们仔细观察美国少年：暂时让时间倒转，从少年身边拿走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