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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打假，虽然没抓到一个造假老板，但毕竟有所收获，查收了四台大型烟机和几卡车伪劣烟丝和大量假冒名牌香烟的印刷品。回想起来，令我们感受最深的并非这些“战利品”，而是这场“地道战”、“游击战”、“间谍战”、“运动战”兼备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老记”在《讲述》栏目中一路回忆，给人带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情景想象当中。很多观众在收看了“假烟金三角”之后折服于这两个记者勇往无前之魄力。《讲述》节目播出后，又有一批当时没有收看到“金三角”新闻节目的观众被折服了。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马路上能认出“老记”，“您不就是那个假烟金三角的记者么！”
（四）迎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更有效地实施新闻舆论监督
隐性采访的魅力，还在于它迎合了社会和时代需要，可更有效地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满足新闻记者对“社会责任感”的刻意求索。
市场经济是我们社会目前所处的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还未发展到成熟期，转型和过渡所带来的利益调整，必然伴生无序和混乱，由于体制的运行不畅和机制的不健全，当文明和道德遭遇挑战，本来应该由法治承载的调整任务无法有效完成，一些阴暗和丑恶的现象和行为也相继出现。使命促使媒体负起了这份沉重的责任，于是，舆论监督成了当今很响亮的一种声音，而隐性采访等类似的手段，便成为媒体从业者进行舆论监督的一种选择。
这和美国百年前的“扒粪运动”或“黑幕揭发运动”有相似之处。
黑幕揭发运动意即“扒粪运动”，此称谓来源于美国总统罗斯福。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满地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muckrakers），把他们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家班扬（Bunyan）《天路历程》 中的“扒粪者”：这位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旁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由此，这个称呼便固定下来。虽然官方反对，但“扒粪”仍在继续，而且这一带有谩骂之词反而得到公众的“首肯”，成为一种受人赞许的尊称。
20世纪初，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刚刚完成，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即“黑幕揭发者”）利用当时已经大众化的传媒（期刊），以深度的解析和犀利的言论抨击了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种种不公和腐败现象──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假货泛滥等，与其它进步力量一起，通过激活公众舆论、促使民众觉醒和支持立法等方式，抑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社会失序，进而巩固了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和既有的社会体制。
“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参与其中，如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鱼》、《深渊》，对一些大公司的种种恶行作了生动、逼真的揭露。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的《屠场》揭露出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黑暗令人震惊，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不敢吃香肠，并导致了政府通过《食品卫生法》。
“扒粪”运动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立法汹涌而至，几乎席卷公众所感兴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动方式”。这些改革性法案有：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第十七修正案》（1913年）、《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1906年）、《肉食检查法》（1906年）、打击放任自流式经济的《赫伯恩法》（1906年）、《报纸公示法》（1912年）、《联邦储备法》（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以及各州各市涉及以下方面改革的诸多法律：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选任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
“黑幕揭发运动”在动荡而复杂的社会变革中帮助美国人形成共识，为最终完成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调适。在当时黑幕揭发运动中，许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报道都运用了隐性采访手段。黑幕揭发报道也成为美国当今威力最为强大的新闻舆论监督样式调查性报道的先声。
在当代中国，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许多电视栏目，也正通过相当规模的批评性报道，完成着舆论监督的使命。尽管隐性采访这一手段的运用引起不少有关法律和道德的讨论，但媒体仍把它作为舆论监督的有力工具，大多数观众亦快意于人赃俱获的痛快淋漓，对其中的争议表现出极大的宽容。“现在媒介和老百姓对于使用隐性采访方式进行各种揭露腐败的报道，都感到很痛快。这是由于社会腐败现象较为严重，人们对于舆论监督的愿望十分强烈，因而暂时忽略了采访操作方面的问题；画面上‘人赃俱在’， 隐性采访带来的舆论压力也迫使当事人不敢与媒介‘理论’。换句话说，隐性采访在我国这样普遍地使用而没出现多少问题，是由社会道德支撑着的，以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条件的。”
当下，为了在市场经济中谋求更大的发展，各种媒体把能否及时抓到影响社会的新闻作为相互竞争的焦点，而往往忽略了冷静的法律、道德层面的思考；实际上，对于隐性采访这样“不可或缺”又相对敏感的地带，通过理性反思，寻求法律规制，掌握其内在规律，才能在具体运用隐性采访时能够较好地把握度，将隐性采访运用纳入良性轨道。
第一部分第3节 隐性采访的历史和使用现状（1）
隐性采访自诞生以来，赞誉与诟病并存，是一个有丰厚社会历史内涵的有趣现象。追溯历史不难发现，作为一种采访手段，隐性采访是新闻史上激烈的竞争所催生的。隐性采访是新闻媒体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发展而成的特定时代产物，绝非当代记者的新发明。我们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考证谁做了最早的隐性采访，而是把握隐性采访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一 西方隐性采访历史
擅长从事调查型报道的英国记者W。T。斯蒂德以他的“暗访式采访和煸情式写作风格”至今被新闻记者所膜拜。斯蒂德的独家报道－－《现代巴比伦的处女贡品》以“买了一个女孩写故事”的采访方式，开创隐性采访手段运用于调查型报道之先河。
十九世纪末，英国的一些商人专事贩卖本国年轻女孩，把她们送到布鲁塞尔的妓院供富人消遣。斯蒂德当时是《派尔…麦尔公报》的主编，他以暗访的方式参与其中，开展了详细的调查。他在伦敦东区买了一个女孩，于1885年7月6日发表了《强暴处女：我们委托的秘密调查报告》，文章内容包括他的亲身调查所见。因为买女孩，斯蒂德被捕了，他受到审讯并入狱。《派尔…麦尔公报》将调查报道在数星期内连载，报纸因而炒作到了定价的二百倍。由于这一报道的巨大影响，最终推动了禁止儿童卖淫运动的成功。2000年，英国新闻教育工作者雨果·德·伯格在其著作中说：“在斯蒂德之前，这类材料不会出现在英国有声望的报纸上。从斯蒂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世纪前的报纸是如何迎合人们的性与暴力口味的。他之所以赢得关注，不仅靠色情，还有曝光。”
在美国，隐性采访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90年，当时内利·布莱（真名为伊丽莎白。科克伦）假扮精神病人住进布莱克韦尔岛精神病院，调查病人受到的虐待情况，就此写了三篇报道，以《疯人院的十天》为题，发表在《纽约世界报》上。四十年后，1933年，现已停业的《芝加哥时报》记者赛拉斯。本特模仿内利·布莱，同样深入疯人院进行了报道。本特的报道题为《疯人院的七天》。他承认自己的报道使《时报》增加了可观的读者数量，“但是并未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