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北部湾之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已经成为事实，这个消息，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来说，看到了日军南下的希望。
一直以来，日本被美英卡着脖子，连荷兰这样的欧洲小国，都想在战争中分一杯羹，用东印度的石油和橡胶，换取日本的黄金储备。
这让日本海军恼怒之余，有了蠢蠢欲动的想法。
进入越南北部，和老挝等地，正是日本南下的信号。美国人被欧洲的战局吸引住了，已经无法估计他们在太平洋的利益了。而日本的中心就在远东，远东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南亚。
汪精卫的叛变，让日本内阁看到了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身的希望。
他们幻想着，凭借汪精卫的政治人气，组建一支足以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伪军，来防御日军在全面侵华两年内占领的土地和人口。
对此，中G中央也调整战略，准备进一步加强日军南下后，对北方各战区的控制权。卓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看到，在中国，和平的困难程度，不亚于中国军民，将日军赶出国土。
从27年的那场政变开始，联合政府的构想，已经破裂。
在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
曾一阳在东北建立的根据地，幅员辽阔，足够养兵之用。只要坚持到日军拿下的那一天，就永远不担心，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独裁政府时候还有存在的可能。
至于，抗战为什么会胜利？
只要日本敢南下，抗战获得最终胜利，就会缩短几年。一旦日本进入南亚，那么他们的对手就再也不是苏联和中国，而是美国，一个工业上强大日本十多倍的超级国家，世界海军第二强国。
通过十多天的讨论，中央终于决定，在原来40军的基础上，建立第四野战军，成为战略反攻的信号。
准备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将现在山东战区，河南战区的40军主力逐步抽调至东北，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商，加大对东北战场的援助，在未来的几年内，对东北战场扩军等等计划，彻底压垮日军在中国的统治。
在东北的1纵队，接到了一份组建野战军的命令。由中央、军委联名下达的命令中，任命曾一阳为第一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罗荣桓，参谋长谢维俊……
一系列的命令，让曾一阳看到了中央已经决心在抗战结束之前，和日军在北方争夺控制权。
重庆政府完全依赖华侨支援的战时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多次指责重庆政府的不作为。除了一年前的万家岭战役，74军强吃106师团之外，一年之内，各地的国军都相继和日军保持了一种相对的默契。
也就是，日本人不进攻，国军绝对不会发动进攻。
这种默契，直接导致了国军中不少杂牌军的将领，失去了以用开战来获取军饷和军需机会。国民政府一再拖欠杂牌军的补给之后，单单靠着山区和边缘区域的粮饷，已经无法维持军队的开销。
导致大量的杂牌军将领在部队溃散之前，心思有些活络起来。
武汉保卫战之后，汪精卫的行政院院长之职已经形同虚设，加上对抗战的信心不足，看到蒋介石在抗战中，不断的收拢对地方军阀的控制权，在抗战一年之后，其下所有的地方割据军阀，大部分都被瓦解，少部分臣服。
蒋介石的控制地位已经到了巅峰，要知道，在抗战之初，蒋介石实际控制的省级行政区只有5个。
从38年的叛逃，到39年进入上海，汪精卫的精神一直在一种亢奋之中，他以为只有自己开始拯救中国免于战火毁灭的英雄，不断的向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献媚，期望能够尽快入住南京。
就在汪精卫满心欢喜，准备荣登大宝，成为第二个‘溥仪’的时候，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
汪精卫手下的大将，一直担任汪精卫和日本内阁往来协商代表的高宗武，突然联合汪精卫手下另一个重要人物陶希圣，将汪精卫卖国的最后一条遮羞布扯掉，将‘汪日密约’付诸于公，开始了他戏剧化的反角一色。
原来，高宗武当年是蒋介石和日本谈判的代表，往来国民政府和日本之间。后来蒋介石的薄幸，让高宗武心生反感，决心跟着汪精卫干。
汪精卫叛逃之前，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受汪精卫委派，先期赶赴上海，和日军中国派遣军磋商事宜。但当时的日本内阁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沦为其殖民地，即便有少量的反抗，也并不重要。
抛出了一份比给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更为严酷的条约，《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而担任副手的高宗武一直对此不满。
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梅思平想都没想，就在协议上签字，此举，让日本内阁大为赞赏，认为汪精卫是真心投靠他们的，在协议签署当天，就下令上海派遣军护送梅思平和高宗武赶赴日本，签订最后的协议。毕竟，在上海签订的不过是一份草案，约束力不够。
时任国民党外交部对亚洲司对日科科长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一起，抵达上海的当天，就已经注定了他叛国的性质。
可是，在日本转了一圈后，他要变卦。
变卦的原因更是匪夷所思，背上了叛国罪，已经被国民政府通缉的高宗武，在日本受到的待遇，热情之中带着冰冷的蔑视。这让心中书生意气颇重的高宗武很是不满。
当初，投靠汪精卫，是因为蒋介石独断专横，而汪先生‘面善’。
等到了日本，高宗武才发现，汪精卫投靠的背后大老板，比蒋介石更不好相与，每天腆着一张臭脸，迈着罗圈腿，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说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高宗武越想越不是味，真要成了汪精卫组建的新政府的核心人员，自己不就成立日本人的‘狗’了吗？
东洋狗？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生物。高宗武在一气之下，决心不做‘东洋狗’，立志成为一条忠于国家的‘中华田园犬’。
被国民政府打上了叛徒记号的高宗武为难了，他似乎没有回头路了，要想重新回到重庆，进入国民政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功抵罪，至于立什么功劳，高宗武手上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
全程陪同梅思平和日方谈判的他，汪精卫的所以秘密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只要他想，连汪精卫对日本天皇诞辰的贺电，他都能一字不落的全部公布于众。
有了这把利器，高宗武心中立刻扬起了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决心将汪精卫和日本最后谈判的底码都露出来。
这就有了，在汪精卫政府还未组建，手下高层就叛逃的‘高陶叛逃’事件。让刚刚投靠日本政府不久的汪精卫，脸面尽失。蒋介石无疑是最开心的一位，自从汪精卫叛逃出重庆，抵达河内后，发出‘艳电’，蒋介石就无名的紧张。
别人不知道，蒋介石可深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中力量到底有多大。
只要是和蒋介石不对路的，都是汪精卫的盟友，而汪精卫把持政府机构多年，在行政院中任职的国民党元老，大部分都对蒋介石不满。汪精卫与日媾和，气节上确实让人鄙夷，但也不失为一个将中国脱离战火的好办法。只要不卖国，出让部分利益，换取和平也不见得是坏事。
可‘汪日密约’一出，国人哗然，汪精卫是将中国当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送给了鬼子。
不少在国民政府中，犹豫着是否要跟汪精卫试着走‘中日和平’道路的国民党中间派，立刻一个急停。
停在了卖国贼的红线之后，这让汪精卫大为沮丧的同时，也感觉到莫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