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袁世凯与孙中山彻底翻脸。两方军事实力对比，国民党莫望北洋之项背，故不期月，袁世凯便平定了“叛乱”。孙中山奔日本，开始“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83页）。战乱虽平，袁世凯之心却不能平：原来，共和之世，大家仍不讲法律，犹“须由枪杆决定一切”，这与帝制有何本质区别呢？此可谓为时所逼，袁世凯渐萌背叛共和、转回帝制之心。
袁世凯身边，善于揣摩上意（readhismind）者，不乏其人，杀宋教仁固然是他们的功劳，推动帝制当然也少不了他们。除了众所周知的筹安会、请愿联合会，他们还从美国引进一位高人，为帝制给出了学理上的根据。此人便是一流政治学专家、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後来差点被推选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古德诺教授（F。J。Goodnow，1859——1939）。他被请到中国作了一年半调研，写出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广征博引，结论曰：“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951页）。吾国近代一直有崇洋之风，流被所及，袁世凯亦不例外。民主先进国家中第一流专家今亦赞同帝制，对此前“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170页）的袁世凯来说，不啻服用了一颗超级大力丸，再经其子袁克定、智囊杨度等狂热分子一通天花乱坠的鼓吹，袁世凯终于把持不住，做出遗臭万年的事体。此可谓为人所诱也。
当然，虽可谓被逼被诱，袁世凯决不能以吾国足协惯于借口之“负该负的责任”逃罪，他必须负全责，盖“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152页）。不过，唐氏之议论若止于此，犹算不上真正的“同情之理解”。他的高明，在于厘清史事，取得对袁氏当国的“同情”後，能够表示出对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辛亥革命後，绵延数千年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即完成第二次“转型”——仍需很长很长的时间方可奏功。袁氏痴梦固不久长，百年亦嫌其短矣。
唐氏之论，固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然其确具“同情之理解”，不愧为“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则窃心许焉。简雅可诵之文字，引今证古之妙喻，尤其馀事耳。
黄仁宇的三道屏风
在《汴京残梦》的篇首，黄仁宇自问：“你写的是小说，还是历史？”自答：“历史小说”；随後，他简要说明小说与历史的同异：“历史只注重事实何以如是展开。历史小说虽不离现实，但是要兼顾应否如是展开，是否另有门径”。
窃谓：“何以如是”与“应否如是”，便是历史与文学相互划限的标志；而“另有门径”，则是历史小说赖以区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不二法门。前者易了，後者，请为赘言数句。历史小说略可分为三类：一、以史上真有其人者为主人公，为他写一部文学的传记，如姚雪垠撰《李自成》；一、以史上真有其事者为叙事主干，写一部文学的“纪事本末”，如李敖撰《北京法源寺》；一、以史上真有其事者为背景，以史上真有其人者为配角，作者虚构出一个主人公，用以贯串始终。前二者固亦讲究虚实相济，但实者八九，虚者一二，虽曰小说，仍不脱历史的范围；第三类却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细节全可落实，整体不无虚诞，较诸前二者，更具文学的韵味。斯即黄仁宇所谓“另有门径”也。
然此种“门径”并非黄氏新创，至迟在宋代，便已见到雏形。《太平广记》卷四十“陶尹二君”条，讲了一个“古丈夫”的故事。据其“自述”，他本是秦朝人，幼年时被徐福选入五百童男之列，航海求不死药，途中，见“鲸涛蹙雪，蜃阁排空”，因而心生恐惧，“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改易姓名，攻读儒书。不数年，即遭焚书坑儒之祸，“又出奇计，乃脱斯苦”。随後，再改姓氏，以建筑为业。不幸的是，旋即碰上修筑长城的苦差，不得已，“又出奇计，得脱斯难”。此後，再改姓名，转作工匠，哪晓得修建秦始皇陵，他又被征召，只得再“出奇谋，得脱斯苦”。从此，他隐居华山，以柏子、松脂为食，渐能凌虚蹈空，俨然神仙，直至唐代，与人邂逅山中，自述履历，方才留下这段“传奇”。
此种“门径”，亦尝为好莱坞电影借鉴，如《阿甘正传》——ForrestGump，改编自美国历史小说名家温斯顿？格鲁姆（WinstonGroom）同名小说——以数十年美国史为背景，以纪录片中历史人物为配角，而以虚构出来的阿甘作为主人公，将这些真人真事连缀的天衣无缝。踵事增华，《阿甘正传》胜于“古丈夫”自述多多矣。
钱锺书曾为“古丈夫”下一定义，称为“虚拟传主”。阿甘则可视作变本加厉之“虚拟传主”，同理，《汴京残梦》的主人公徐承茵亦属此列。然而，黄仁宇笔端驱使之虚与实、人和事，尤有更值得一说的地方，那就是“‘三道屏风’的秘诀”。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供职翰林，是《清明上河图》的作者（《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一）。除此以外，今人对他再无所知，黄仁宇亦不例外。不过，这并不妨碍甚至更便于黄仁宇借张氏之口讲出《清明上河图》的创作“秘诀”：“任何景物都可以区分为‘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三个阶段”，表现于画幅，恰如在“三道屏风”上“分别画出近、中、远三处事物”，再合而观之。知晓了这个“秘诀”，我们再去看《清明上河图》，便可看出：“画幅不仅有了近、中、远三种次序，也显示了皇都里贫富及介于其中不上不下的三个阶层”。《清明上河图》是否真具有这种创作动机及审美涵义，姑且不论，《汴京残梦》的结构却可用“三道屏风”理论进行分析。
第一道屏风，是“远距离”——北宋末年的政治、经济情况。政治上：自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党争虽未平息，而宰相权力大涨，足可控制局面；废科举，兴学校，拓宽取士之途；修武备，连金国，图谋“光复”被西夏、辽国侵掠的“故土”。经济上：权相蔡京倡行一种积极财政政策（“丰亨豫大”），通过大兴土木、“美化汴京”、调高官吏俸禄的方式，令首都…外郡、皇室…民间之间的财货加速流通，欲达到“劳民并不见得伤财”的效果。于是，在京士流莫不知“今日朝廷之所作为，旨在富国强兵”。
第二道屏风，是“中距离”——宋徽宗宣和年间的东京汴梁。“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城建极为出色：“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市民十分安闲：“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手工业发达：“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消费力高企：“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娱乐项目丰富：“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此外，还有一项冠绝列代的盛况：“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序》）。
第三道屏风上的“近距离”事物，则是徐承茵与柔福帝姬的爱情故事。按，柔福，宋徽宗第二十女；帝姬，即前代的公主。政和三年，蔡京建议，以公主称号为“不典”，始改为帝姬。南渡後，又改回公主（《文献通考》卷二五八）。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攻入汴京，将徽宗、佶宗以下后妃、皇族三千多人掳至北方，柔福帝姬即在其中。十五年後，柔福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其间，柔福曾下嫁徐还（《宋史》卷二四八）。黄仁宇称：有人说，徐还即是本文的徐承茵。以此之故，才有了《汴京残梦》这部小说。徐还之名，只在《中兴小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等幾部史书叙及柔福下落时提到过一次；徐承茵，则从未在记叙宋代历史的书中出现过。柔福虽是史上有名人物，其生平行事却不详确，不足称述。黄仁宇乃将这对一虚一实的男女，置于北宋末年仿如工笔界画的背景之中，撮合一段爱情故事，从而完就“三道屏风”合为一幅的文学景观。至此，读者稍一思之，不能无疑：作者费恁大气力，就为了编一段国破家亡背景下的奇情故事？吾尝再思，略有一得，质诸同好。
先请比较小说主人公与小说作者的履历及生活时代。徐承茵，生于败落之家，未尝科举中进士，出身不算“正途”。学画，小有成，因此得入翰林院，然不被其他翰林尊重，笑话他是“杂流”。靖康难作，乃投笔从戎，却寸功未立。最後，寻找爱人，潜赴敌国，不知所终。黄仁宇，出身于一个“贫穷”——不曾饿过，却少有特殊享受——的家庭。其父曾加入同盟会，後对革命失望，成为一个顾家男人。少年黄仁宇酷爱绘画，成年後结习未除，常于自撰书籍中插入手绘图画，《汴京残梦》中即有数十幅线描作品。十八岁，入南开大学读电机工程，不久，因日军侵华，缀学回乡。1943年，从军，任参谋等职。抗战胜利，派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员，後被选送美国某军校。自三十四岁後，入密歇根大学读历史，历十二年，获博士学位。在美国，黄仁宇屡屡不被学界主流认可，四处碰壁，及至晚年，方以《万历十五年》享誉华语世界。由此可知，徐与黄二人之出身、个性、爱好、际遇，固极相似，及其所遭遇之家国大难，亦堪同揆。那么，黄仁宇费恁大气力，写出如许一个徐承茵，有何意义？
倘若读者以《汴京残梦》中叙及政治、财政的段落与《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仁宇撰）中论及宋代的章节一一比照，将《汴京残梦》与《黄河青山》（黄氏自传）对勘，甚者调适徐、黄二人的履历，“注重事实何以如是展开”，那么，是否能感受到：徐承茵的故事，因“三道屏风”的设计才获得纵深感及生动性？而黄仁宇的学识、性情乃至梦想，则在设计“三道屏风”时获得酣畅淋漓的表达？读者所感之是与否，非我所知。但是，我要提供一个细节（黄兢存《我的哥哥黄仁宇》，载《南方周末》），用以纪念黄仁宇这位“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王春瑜《琐忆黄仁宇》，载《南方周末》），以及这本题名“李尉昂”（黄仁宇笔名）撰的小说。
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夫妇驱车至纽约某间电影院看电影，甫至大堂，黄仁宇即晕跌，急送医院，遂告不治。这一日，黄仁宇欲看的电影名为SnowFallingOnCedars，中文译名：爱在冰雪纷飞时。
张荫麟的幸与不幸
或曰，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或曰，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文科才子以钱锺书、张荫麟为翘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题（钱锺书《槐聚诗存？伤张荫麟》自注）。然而，数十年後，梁、钱之名播在人口，知与不知，皆要唤他一声“国学大师”，荫麟之姓字却浸久无闻，生平行事固少人知，学问才情亦无人表彰。
荫麟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享年仅三十七岁。然则其名不彰，以其命短？似不然。短命而享大名者，前有李贺（二十七岁卒），“诗鬼”之光炳耀千年，同时有徐志摩（三十四岁卒），“情圣”形象迄今深入人心。难道，诗人天生具有名誉优势，史家入行便已注定身後萧条？是又不然。陈寅恪是史家，尝赋“共谈学术惊河汉”之句，对荫麟揄扬甚至。陈氏著作之专门难读远甚于荫麟，且生平不作通俗文字，而今日学界内外人士谈及陈氏无不眉飞色舞，闻荫麟之名，则多茫然。又如钱穆，亦是史家，尝谓“中国新史学之大业”，当由荫麟完成；然钱氏之名历久弥彰，荫麟湮没如故。或又有说，谓荫麟不善交际，生前身後无人为之“炒作”？然按诸事实，我们却发现荫麟知交遍及文、史、哲三界，除了前述诸人，犹有吴宓、王芸生、吴晗、贺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或师或友，生前互相切磋，死後皆作诗文悼念，登诸报刊，历历可考。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显晦判然有如是者？窃谓原因有二：一、荫麟一生著述，以论文为主，除了一部《中国史纲》（为高中生而作之教材，且叙事仅至东汉），别无专著，以此，虽生前师友对他赞许有加，後世学者却不便对其人其学进行深入研讨，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一、因教龄太短（合计不过六年），转校频繁（十年内先後在三校四地任教），故荫麟之门人弟子数量既不多，所受熏陶提携亦嫌不够，以此，虽日後不无成就，然对荫麟铭恩致谢之程度、力度，必较其他授业师为薄。後者似更重要。鄙人所见张氏弟子追忆师门之作，不过李埏、徐规、管佩韦、张效乾四人而已，衡诸他氏弟子以其师从教（或诞辰）若干周年为名，大开研讨会，大编论文专刊乃至出版“全集”、“画传”的盛大规模，自是黯然失色。以是，荫麟之默默无闻不亦宜乎？
但是，荫麟终教人难忘。今年初夏，一本後人编选的荫麟文集——《素痴集》（素痴为荫麟自号，编者误以为笔名），便作为对他诞辰百年的纪念，应时面世。荫麟以史学名家，《素痴集》所选文章却以书（文）评及政论为主。编者之意，盖以其重要论文业已辑入《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另有台湾九思版，1977年），其惟一专著《中国史纲》亦经辽教、上古、商务三社先後再版，故扬长避短，大力搜罗荫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截取前列二书中“明白晓畅之片段”，合编成集。对于不是专业历史的读者来说，此书不失为初步了解荫麟的好途径。
荫麟写了一系列对话体文章，讨论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是否需要“革命”、“革命”之时机与形式等问题。对于被统治者，他说：“革命诚然少不了暴动，正如瓜熟之免不了蒂落。蒂落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瓜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同样，暴动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革命的成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在瓜的生长里只看见蒂落的人不配种瓜，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对于统治者，则云：“当你领导人们走过在你看见是进步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退步的路；当你领导着人们走在你看见是兴邦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亡国的路”（第77…8页）。理性的史家，立言固应如此，然自当事双方看来，则左派朋友必目之为“落伍”，右派政客必斥之为“赤化”。或鉴及此，荫麟总结梁启超“在政论上的悲剧”，乃谓：“他对于流血的恐怖和瓜分的危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他的一点悯世心，使他无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他万分好意地劝革命党偃旗息鼓，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万分好意地劝政府彻底改革，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说的话，不独对于原来的目的全不济事，而且使他受着左右夹攻”（第46页）；因人喻己，以今况昔，不啻夫子自道。
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荫麟却要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