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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货大概是打算建立一个“合法”的新政权，去抵消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权威，他以为可以用这种偷换概念的方式挽回一切。甚至已经狗急跳墙的他，还假模假式的表示原则上同意停战并争取和平，妄图以此抵消《和平法令》的巨大影响。为此，他还抛出了那个在彼得格勒就已经臭名昭著的口号——将组织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党人政府。
这个货其实也是不动脑子，他也不想想，如今的人民委员会就已经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党人政府了，用这个口号去跟人民委员会打对台，简直是自取其辱。
实际上也确实是自取其辱，前线的士兵们早就领教过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和平问题上玩手段的把戏，不会再相信他们的鬼话。更何况导师大人也不是吃素的，一看这帮货又准备耍手段，企图再搞画饼充饥的把戏，立刻就来了一招釜底抽薪！
十一月八日，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向协约国集团大使发出照会，提议立刻在各条战线进行停战谈判，缔结公正的民主合约。同时向杜鹤宁发出了命令，要求他接到本通知之后，立刻向敌国军队指挥机构提议，立刻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开展和平谈判。
这一招一使出来，就戳破了杜鹤宁的谎言，让他两头为难，不接受这个命令，那么他假和平真反动的嘴脸就完全暴露，到时候自然没有士兵会鸟他；但是，如果接受……好吧，这么说吧，他怎么可能接受？
所以对于这个命令，杜鹤宁直接是置若罔闻，准备保持沉默回避面对。但他这点小九九早就被导师大人看穿了，你以为避而不答就可以蒙混过关？图样图森破啊！
当日夜间，列宁直接接通了大本营，要求与杜鹤宁直接进行对话，一直等到了第二天早上凌晨四点，杜鹤宁始终以各种借口拒绝通话，这时候导师大人直接就不客气了，他命令杜鹤宁必须立刻回话，要求他立刻着手进行关于停战协定的谈判。这时候避无可避的杜鹤宁只能选择了拒绝。
列宁等的就是杜鹤宁的拒绝，当场，他就宣布撤销杜鹤宁的职务，并立刻向前线通报这一消息，号召广大士兵站出来粉碎大本营的反革命阴谋，并于当天任命了新的最高总司令——布尔什维克军官克雷连科准尉（吐槽一句，这个军衔也忒低了）。
11月10日，克雷连科由一队赤卫队和水兵护送，登上了开往前线的专列。当天晚间，他抵达了普斯科夫，立刻要求北方战线司令官契列米索夫前来会谈，后者拒绝前往，当即被撤销了职务。12日，克雷连科抵达德文斯克，第五集团军司令同样拒绝谒见，同样被撤职。
这种情况下，面对着步步逼近的克雷连科，杜鹤宁似乎还保持着乐观情绪，对外声称：“我不管当不当最高司令，都要始终反对暴徒，一直到全国公认的政权诞生为止！”
鉴于杜鹤宁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对抗革命，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宣布他为人民公敌。为了彻底的消灭杜鹤宁，人民委员会在第三集团军所在地波洛茨克组建了一支部队，准备进攻大本营所在地莫吉廖夫。
当大本营的头头脑脑们听说将有一只军队来攻打他们的时候，这群没种的货色顿时慌了手脚，立刻开始收拾细软跑路。而原本宣誓将誓死保卫大本营的哥萨克也又一次的临阵反水，表示自己将保持中立。
顿时，场面一片混乱，出逃的达官贵人和闻讯而来的愤怒士兵迎头对撞，双方大打出手……在一片喧嚣当中，自知已经完蛋的杜鹤宁表现出了最后的歇斯底里，将囚禁在大本营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全部放出了大牢。混乱当中，这一对难兄难弟极其狼狈的从暴怒的士兵当中侥幸逃生。
不过，始作俑者杜鹤宁就没有这么走运了，这位兄台目标太明显，跑路的时候还没忘记坐专列，结果半道上就被暴起的士兵拦截下来，激愤的士兵一股又一股的向车厢内涌去，冲破了杜鹤宁卫队的阻拦，将这位自命不凡的最高总司令拖出了车厢，然后活活打死。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的11月12日，喧嚣一时的前线大本营也宣告失守，在俄国，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布尔什维克前进的步伐。也就是在这种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包括导师大人在内，不管是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还是斯大林，都有一点得意和松懈了。
而现在，乌利茨基的突然遇刺，无疑是一曲最好的警钟，这让列宁他们的神经重新紧绷起来：“立刻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乌利茨基同志的遇刺，预示着敌人新的反扑正在开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阵以待！”（未完待续。）
111山头之争（上）
这个时候列宁突然宣布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难道这是要大地震的节奏。毕竟乌利茨基遇刺的事根本就瞒不住，如今更是闹得满城风雨，无论如何对于政治局委员遇刺，中央必须要有所反应，不然政治局和中央的脸面何在，怎么的也得给乌利茨基一个交代吧？
至于能给出什么样的交代，这引起了党内的头头脑脑们展开了大讨论。有的说，这种恶性事件，一定是以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在作梗，中央应该重拳出击，狠狠的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反革命份子在搞事不假，但是莫斯科党委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控制莫斯科的局势，才导致了反革命份子活动猖獗。所以，莫斯科党委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必须要赔礼道歉，必须要给乌利茨基同志一个交代。
其实，一眼就能看出，这两种意见代表着谁的利益——前者，基本可以确认是导师大人的嫡系，自然要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反革命份子。
而后者，一部分是托洛茨基的托派，另一部分则是在前一段斗争中被击溃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残余势力。这一段时间，他们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导师大人的重点关照，要说没有怨气，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如今好不容易逮住了机会，肯定是拼命的要给导师大人上眼药。
前一段退出了中央委员会的李可夫，破天荒的就出现在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在导师大人简单的叙述了乌利茨基遇袭的经过之后，他首先抢着发言了：
“我个人认为，在没有抓住凶手的情况下，简单片面的认为刺杀就是由反革命份子所主导的，这是不负责任的。没有任何证据，怎么能够下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只有经过认真细致的侦察，找到了凶手，找了证据，再下结论不迟！”
表面上看，李可夫的话似乎是有道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如今侦破工作刚刚开始，什么线索和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就下一个结论，将罪责推给反革命份子，似乎……似乎这太草率了？
哈哈，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么很可惜，这充分说明你就不合适从政。用一句不太客气的话形容，那就是很傻很天真。政治只服从于利益，不服从于神马真相，绝大多数时候，真相都是根本不重要的，只取决于当政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真相而已。
就比如这件刺杀案，不管真相如何，它只能也必须是反革命份子所为，不允许有第二种可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不能探究这个真相，如果证明不是反革命份子所为，那结果就只能指向党内的斗争。这将引起一场十二级台风。导师大人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他老人家只能，也必须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必须让基层党员觉得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前途一片光明，否则，他就是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