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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开风时，周密悄悄地向我解释昨天发生的事：“北京人，昨天你让我怎么办，老大怎么说，我只能怎么办，你说不是吗？”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天气也在作怪，今年冬季气温很低，在这里是百年不遇的事，以往气温在零度为最低限，可是今年的一开始，温度已经降到零度，风场上的水池冻起冰。小丁今天心情特别好，看到这么冷，就提议每个人去外面洗澡，我负责给他们打水，冷水一盆一盆地从头浇到身上，身上顿时飘起了热气，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脱掉衣服瑟瑟发抖地冲出去，大声的叫骂声，让人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刺激性，洗完后大家好像心情都好了许多。
小丁看我还穿着单袜子，就从他的衣服包里拿出一双旧袜子，“你穿吧，这样暖和些。”
“好吧，谢谢。”我从来不爱向人借东西，这次没了办法，我只穿丝袜实在是太冷。
吃完晚饭，天早就黑暗下来。外劳将窗户关上，但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是纱窗，根本无法挡遇风寒。黑白电视开了，每天我们都跟小孩似的，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孙悟空》，每到片头曲开始和片尾曲唱起来时，整个号子都唱了起来，这歌声带着回音，仿佛整个看守所都振动起来。我突然被这样的情景感染了，此时此刻没有人再想到家里人，大家的精神都集中在小小的十七英吋的黑白电视上。每天只有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高兴点。我躺在用我自己的体温捂热的被窝里，久久地不能入睡，也许我太多愁善感了。
第十二章
我已经刑拘三十五天，从道理上讲我应该有个结果，果然今天就又提审我。我没有看到老邢，但在提审室我隐约听到他在隔壁与警官争辩着什么。这回提审我的不是黑脸警官，而是与他共同办理此案的欧阳警官，他很清瘦，从没有看见他穿过警服，总是笔挺的西装，什么牌子，我没有仔细探讨。他的旁边坐着一个白净脸的年轻人，身着一件呢子大衣，在他旁边站着一个年龄大的人，一看是从北方来的，衣着不象这里人们的穿戴。
“坐下吧。”欧阳警官指了一下椅子。
我坐下，但这个屋子特别的冷，我不知道是由于心里紧张激动还是由于天气冷的原因，我抖个不停，我强压着，极力想保持心里的平静，但是反而越抖越厉害。
“你是不是冷？这是你家里带来的衣服，穿着点。”他指了指放在椅子旁边的一包衣服。
我打开一看，果真是阿红给我准备出来的，可惜的是我喜爱的防寒服上的拉链和四件扣全部给揪掉。我穿上防寒服，似乎好一些。
“这是你家里请的律师，这次是非正式会见，不能谈案情。”欧阳警官严肃地说。
我与律师握了握手，看到从北京来的人，我内心有一种无比的激动之感，眼眶里一下子噙满泪水，我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
“我家里情况好吗？我爱人好吗？”我有些乞求地问。
“家里没事，你爱人他们也很好。”律师回答。“家里托我们给你带来衣服和五佰元钱，你知道你家里很困难，所以你要省吃俭用。”律师的一番话，像一只钢针猛然刺痛我的心。
“我们是你家里请的律师，以后我们将为你进行刑事诉讼辩护。”他例行公事地说，并将律师证拿出来让我看。
“谢谢。”我谢什么，不知道。
“好了，就这样。你们可以走了。”欧阳警官将律师与我的谈话中止。
律师走了，带走了我的希望，带给我的是痛苦。
“我们今天提审你，是向你正式宣布，站起来，晓升，你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请签字。”欧阳警官平静而威严地向我宣读了逮捕令。
“我没有罪。我不能签字。”我怒火冲天。
“你要注意你的态度，必须要端正。”他严厉地说。
“我不签。”我依然拒绝。
这时，律师又折回头来，与警官说几句话。我征询律师的意见。他劝慰道：“签字是没事的，并不能证明你有罪，只是证明你收到它。”
听了他的话，我最终决定签字。欧阳警官让律师签个字，给我家里带回去，律师坚持注明是“辩护人。”欧阳警官为之冷笑一下，对我说：“你看，你请的律师都不肯写上律师。”
我没有回答，也许在中国，律师的概念分得很清楚，“辩护人”是广义的，而“律师”则是狭义的。
“现在我们开始提审。”欧阳警官严肃说。“姓名？”
“晓升。”
“年龄？”
“三十八岁。”
“家庭住址？”
我还是背了一遍身份证上的地址。
“工作单位？”
“北京吉丝制衣有限公司。”
“婚姻状况？”
“离异。”
“因什么进来？”我觉得这是明知故问。
“所谓涉嫌诈骗。”
“请你讲一下事情的经过。”
“我以前都交代了，没有必要再重复。”我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
“以前交代是以前的事，我提审你，你就得重新讲一下。有没有必要是我们的事。”他有些不高兴地回了我。
我又将那个事情的过程简要地叙述一番。
我看到他根本没有记录这一叙述。
“继续说。”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你们认为还有没有交代的，你们就提示我好了。”
“你态度不端正。”
我没有与他争辩。
“你到工厂时，你对工厂的人讲了些什么？”
“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
“你想一下回答就是。”
“大概就是谈到信用证的事，我讲万一信用证的客人检验证条款有问题，货权在手上，这样也不会有损失的。”
“国外是什么时候与工厂签的合同？”
“在四月份，价格条款是FOＢ离岸价。”
“信用证是什么时候开出的？”
“大概在六月份。由于信用证开来后，信用证上的价格条款和合同规定的不同，后来又征求买卖双方的同意后重新修改了合同。”
“但从合同上看日期是四月份的。”
“您可以看一下传真机显示的时间。”果然是六月份的日期。
“合同上你做了修改吗？”旁边的年轻人提问。
“由于信用证是从香港开除，开证人与合同的买方不同，所以为保险起见，我在征得工厂的同意后在合同上加入第一买方和第二买方，从而使合同完善起来。”
“你这是擅自更改合同。”年轻人又说。
“我所修改的合同全部由工厂同意的，并非我擅自更改合同。再说，我这样作对工厂是有好处的，否则出了问题，工厂都不知道向谁追索。”
“你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香港公司不同意付款。”
“它想回避法律地位是不行的。”
“香港公司回复讲，他们只是负责开证，其它法律责任不承担。而且他们讲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客人检验证书和没有在合同第二买方上签字。”
“还是那句话，他们无理由回避自己的所作所为。”
“签字是香港公司签的吗？”
“我认为是，至少是国外商人替香港公司签的。”
“你认为谁是最终的买方？”欧阳警官接过问题继续问。
“国外的商人。但相对而言，香港公司是工厂的最终客人。”
“你跟工厂是什么关系？”
“我司只是与工厂签订了佣金协议和佣金协议修改。这里面确定了我司在这个合同中的地位。”
“看来你对合同研究得很透。”年轻人带着讽刺的意味说。他突然又高声对我说：“既然如此，你应该了解这个合同是有风险的。”
“我是考虑过风险，但我认为还是可做的。”
他像欧阳警官呶呶嘴，意思是让他记下来我刚才的回答。
“今天先谈到这里，我们过两天再谈。”欧阳警官收起笔，将厚厚的一打纸交给我看一下签字按手印。
年轻人先出去了，我问欧阳警官：“他是你们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