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嘛。”
“为个屁以后，现在就是生活，人总是想这以后，到临死了还在为以后，一辈子什么也为不着。”
“你还研究个屁礼仪，说话这么粗陋。”
于一飞是在研究中国礼仪，但说出这样的话也并不奇怪，研究是想弄明白，这是一个纯正的的学者的心态——神秘感驱使的行动，并不一定要用它来指导生活，就向银行的人总是数钱却不能拿来花一样。所以在兄弟们中间说句脏话是很平常的，这也是他显示并不清高的一个重要方法，但他从不在女孩子面前说脏话，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绅士风度，而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到女孩子面前就被吓住了。他也不是为了寻找世风日下那些是古非今的证据，事实上他根本就不认为那群做人下葬时的主持人或吹点丧曲的人所讲的那些话是造就中国古代辉煌的原因，恰恰相反，他认为是这些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从而导致了今天的落后。
他从“人道经纬万端”到“故厚者……大者……高者……明者……”把这篇文章读了个遍，也没弄明白中国古人的礼仪是个什么样子。又把诸葛亮骂死王郎的那段话反复读了好几遍，也觉不出一点生气来，反而觉得“皓首匹夫，苍髯老贼”这样的词儿挺有气势，甚至觉得有点好笑，奇怪王郎为什么就死了，莫不是诸葛亮当时用了什么妖法。当然他知道自己觉不出来是因为羞耻感比古人减少的原因，也便感叹自己已经远离了中国礼仪。
但他不认为自己错了，便继续寻找证据，无如图书馆的资料太少，能找到的几本和礼仪有关的书也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结论，就象一个函数已知点太少了，他不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画一条清晰的礼仪曲线以观其全貌。最后他终于从《史记》中找到定公十年春，孔子曾因歧视狄夷之乐而大开杀戒与其仁义道德不相符而认定其不好，从而原谅了自己的越礼也原谅了世人。
但他却奇怪那些老师好像挺重礼仪，按说传统的变化也不至于这么快，从老师到学生仅仅一代人功夫便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如好多老师看到学生在课堂上讲话总想靠委婉的批评“等你们说完了我再讲”来制止，但学生一般都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即便老师大发雷霆也不在乎。有的老师误了课或迟到总要给学生道歉，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对很多学生来说老师讲课就象只能收住一个频道的电视上的广告一样不听也不行，听完了讲谢谢才是应该的。曾经真的有一次一个老师说自己的病又犯了，还没来的及讲对不起时有一个学生已经大声叫出好来，弄得哄堂大笑，那老师恐怕从此对自己的课失去了信心。
于一飞并不因为古今中外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先例而说其不好——他还是十分推崇创新的，但不论怎么说在别人——即便不是中国的老师——生病时大声叫好确实是一种不友善的行为，这是于中国人还在炫耀的礼仪之邦不相符的。但毕竟现在已换了人间，现代人不能理解那时的人的心态，他也不想再深究什么，也就说是一种适应。
就比如有一个老师讲“举案齐眉”这个典故出自阮籍和孟光是大家都不愿意听——现代人关注的是比尔。盖茨，胡雪岩，牟其中这样的有钱人和罗纳尔多那样能踢球的人，对这样已经死了几千年的人当然不感兴趣，那老师便随便说了下去。讲到阮籍“常驾车而出，遇深沟鸿壑乃大哭而归”时李满朝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告诉于一飞估计这就是“阮籍的穷途之哭”了，见他还不明白，便又补充说：“就是《滕王阁序》里的‘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于一飞也点了点头，却有清晰的听见有人说了声“有病”，他抬起头看了看，那个声音连个源都没有。
二十二
张开一直都没有想明白那次邂逅老学生会主席在他的大学生活乃至整个生命中是一福还是一劫。其实他不认为一个好的结局就说明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对的——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歪打正着，就象一个好人也总会有缺点一样；同样一个坏的结局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过程都是错的——只要有一个环节错就足够了，就像中国落后了不能归过于酒文化一样。但这肯定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他成为第一个没有人推荐的学生会副主席，走上了历届学生会工作的顶峰；但同时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引以为荣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伤痕累累的躯壳。
他干工作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为了积累经验，他认为社会在不停地变化，人也总在社会中变换着地方和角色，经验总是等你总结出来再拿去用的时候已经过时或与环境不相适应了，就象一个村长在六十年代的大寨得出结论只要给人们说是为共产主义，大家就会好好干活，但拿到现在的大邱庄就不好使。所以解决“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不是说他就认为这样很好，这只是个权宜之计，但既然变与不变都不能赶上时代，那就懒得再费神了。
而如果后来不辞职的话——他对这事一点也不后悔，从未这样想过，尽管他也认为自己的失败在于辉煌的一面没有走到底而悲剧的一面又无法更改。
遇到老主席是在一同去上课的路上，要一起走一段时间，不好打个招呼就走，只好再说两句，三句话不离本行，他问今年的工作计划怎么样了。
“还计划什么呢，咱们这届学生会已经结束了，现在正在产生下一届。”
张开对这一部之长无声无息的便被解了职深感不满，所以一上台就计划换届时把老干部召来聚一聚，搞个合影留念或其他形式的离职形式。这种不满的同时还有一种好奇，这使他继续往下问下届干部的产生办法是不是还和原来一样，老主席却认为他是想继续干下去，说找机会给他详细讲。
张开拿了好酒，又叫了很贵的菜——在没搞明白老主席是哪儿人之前他只好用双保险，不过请客的钱只能算作一半，因为有一半是自己吃了。这是他第一次吃不管闲事的亏，却也没有因此而悔改，这个习惯源于他对人们总问“上哪儿去”的深深反感和抵抗。
老主席讲他的希望——既然有希望就不应放过，不到黄河就不能心死，这是一种进取精神——不在于那次活动受表扬，学生会从来不记这种事，而是因为后来他交那两份调查报告落在了团委的二当家手上，“而这二当家的是……记住在聪明人面前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这显然是废话，说到底还是要人说实话，但也要这么论证一番，着实让人伤心。
然后他又说了其他几个关系张开前程的人的脾气和对付方法，老主席如此坦诚令张开大为感动。而他也不必为自己的酒后失言而懊悔，根据他的酒量张开判断他酒量不深，对那瓶酒深为惋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对两种人坦诚，一种是讲什么都不会怪他的人，这里面分不愿怪他——这是由恋人变成的爱人或会变成爱人的恋人和不能怪他——这指下级，即不能拿他怎么样的人；另一种是说了之后不会记起他的人，比如在火车上坐对面的人或网上的聊友。张开一开始属于第一种第二类的人，后来则是把他忘了。KKK
回去后他找于一飞和李满朝商量，李满朝甚是热情，还翻出《史记》中韩非子的《说难》给他看。张开古文还算有一点水平，读了两遍便明白了“所说出于名高者也，则……为厚利者也，则……”这些罗嗦而又难懂的句子所要表达的无非就是投其所好，避其所恶；而“在知饰所说者所敬而灭气丑”则是见风使舵了。看来韩非确实生的年代过早，没能知道这些由国人在千百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简练而又明白的经验。
毕竟不是系里推荐的，就象一个在皇帝面前争崇的妃子，却没有显赫的娘家，尽管张开使出浑身解数也只弄了一个副主席，但也还是个不小的收获。这回他没忘了给辅导员说一声，辅导员显然更加恼火，但既然木已成舟他也就顺水推船了，把恼火暂时的化为笑脸，直到最后他辞职后才一股脑儿的发了出来。
新的学生会组建完成后立即召开了一个部长级会议，会上新主席发表了和去年那个老主席差不多的讲话，号召大家创业，一改学生会毫无作为的历史，成为划时代的一届。其实就是不用号召他们也会创业的，因为每届学生会都没能给下一届留下什么可以守的基业，他们只好另起炉灶。
这时候学生宿舍里装上了电话，刚一开始他们为之欢呼过一阵，但很快他们感受到了电话带来的麻烦。电话刚一装上那段时间，大家似乎个个童心大起，相互打骚扰电话以示庆贺，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个宿舍都能在早上六点之前，晚上十一点之后或午休时间听见一阵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拿起话筒来却只能听见“嘟嘟”的盲音或一句笑话。大家对此玩的不亦乐乎，有人曾以此为戏；把一个二十块钱的201卡全部用于此项开支，而有的骚扰者则能准确的判断对方提机的速度和开始计费的时间并在此之前挂掉，这样他便可以不花费任何物质代价来感受这种快感。这些骚扰电话常常占满了接口，正经的电话反而打不出去，有的人听见了内线的电话铃响便以为是骚扰电话，拿起来就挂了，这也耽误了不少事。与骚扰电话相伴生的还有一系列的反骚扰方法，一些人为练习这而大大增加了电话机的磨损。
正如每一项新技术的产生和投入使用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革一样，电话促进了学生求爱方式的改变，不敢当这面讲喜欢她而只好写情书的小伙子现在可以通过电话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电话用处最大的还是那些碰上了一个害羞的女孩子或人家有点不大想理他，只要他知道了她的包括专业，年级等详细资料，甚至只知道她的名字，他就可以对她进行地毯式搜索，管教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女生接到陌生人电话的概率远比男生大。但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被这些锻炼的极cool，遇到这种情况常常是边讲“打错了”边挂机。后来曾有人写文章批评过此事，说这是电话不文明现象之一，于一飞却认为既然电话打错了说的显然是废话，耽误对方时间才是不文明，而说这不文明则是中国人心灵生活的体现。
同时电话增加了老同学之间联系的代价从而减少了它并导致了关系的疏远，而一些处在热恋中的男生则象恨外面的花店一样恨它，因为它常常得花费大量的钱和女朋友谈一些本可以叫下来到楼下说的话。而张开那次打电话显然不是这种性质的，对方是薛霞，它满是娇笑的声音让王绪刚产生了误会，便也凑过来听。张开看着他反穿了拖鞋，两手在大腿处提着裤子，光着膀子，弯着腰，张大了嘴，欲听不能，欲罢不忍的样子非常生气，狠狠的瞪他了一眼，他却浑然不觉，就差口水没流出来了，气的张开忘了听薛霞说什么，只好说见了面再说。
他找薛霞是想和她合计一下工作上的事。按理说他对学生会不应那么陌生，但他过去只是一个小部长，从没参与过学生会一些决策性的事情，因而实质性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他以为学生会在学生组织中就象国务院一样，最起码领导的了那些校级的学生组织。但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学校科协，大学生文工团，记者团这些组织都和他们平起平坐，还有固定的经费。这也难怪，这些组织里的都不是平常人，而这年头重视人才，就象以前宣传的铁人王进喜是个工人而现在宣传的王启民和秦文贵都是领导一样。况且这些组织还有用处，科协和文工团可以为学校争光，记者团是民之喉舌，唯独他们的人没有用处，领导人便是废物，连固定的经费都没有，只能用的时候再申请。
所以他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抓权，但要么他们的要求自己也觉得没有能力管，比如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脾气特别坏，说话又特别罗嗦，同学们的意见很大，他们就给图书馆提了这件事，但人家是有人事制度的，他们当然管不了。要么就是他们没有理由管，就象餐厅问题，餐厅承包了以后就是经理的，谁觉的不好可以不去吃——就象工人总说资本家剥削他了，但不想去干活他可以不去——他们不会去求任何一个人，所以这些活动无一例外的都以失败而告终。
唯一的收获是在各个餐厅的墙上钉了一个木质的小盒子，让学生把对工作人员的意见投到里面，他们整理后交给餐厅，想让餐厅把这作为决定员工奖金的一项指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合计好了对付经理奖励打菜少得而惩罚打菜的多的员工的办法——把这一项的内容都写的含糊其词，让他们看不出什么来，然后把学生反对的人别的方面的毛病写得多一些 。他们还担心餐厅的主管不理这些意见，便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在员工的奖金中考虑了这些因素，学生会就会在卫生方面对他们放宽一些。
后来的事实消除了他们的担心，因为即便他们把开箱时间变为一月一次，也只能收到几份很少的意见，很不全面，根本无从对每个员工打分。但他们有常听到学生对工作人员的非议甚至咒骂，却没人骂他们学生会，这使他们更为伤心——在学生眼里这些事他们也管不了。后来张开把一个餐厅的意见箱取下来给朋友寄东西用了这也没有引起任何议论，也许他们认为是因为它有碍风景。
学生会主席团内部对这次活动的总结在一家饭店的一个雅间里举行，这绝不是公款吃喝——他们没有可以用来吃喝的公款，由于都是认识没多久的工作关系，实行的是AA制。至于后来他们常到办公室里喝酒，打扑克，张开甚至把李玉琴带到那儿做爱，可能算是他们以权谋私的地方。喝酒时规矩历来如此，先是人人平等，接着是能者多劳，它们先碰了几杯酒，讲了几句客气话，然后便开始发牢骚。他们分别表达了当初进学生会的活动和活动过程中的劳累，最主要的还是失望——也许一切都由此而起。这些话随着酒把他们之间的隔膜融化使他们越谈越深，这些深入的迭加使他们最终成了莫逆之交，这才是最团结的领导班子，是无权可争，无心可斗和一种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失望和伤感成全了他们的团结，又使它毫无意义。
讲完牢骚后张开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学生团结一下，这样也许可以弄到一些权力。他们纷纷觉得这是很好，可又觉得像一群耗子商议给猫脖子上挂个铃铛大家便可以平安一样无法实现。“不对。”主席立即反驳说，大家精神一震，以为他有什么高招，他却说是这个比喻不当，耗子往猫脖子上挂铃铛是不敢，他们又不是胆小，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觉得应比作如果找一只长犄角的驴子大家一定会觉得好玩却不能找到一样。
后来还是张开想出了个主意，说它可以策动一个各系主席联合会之类的东西，“我想那些主席一般也想在外系出个风头，不会太不给面子，”他说，“关键就在于这个联合会的组织，我想他们谁也不会愿意在同一个级别的代表着别的系的利益的人中产生一个可以领导自己的人，你们便可以……”然后他们真的组织了各系学生会主席联合会并如愿抓住了其领导权，但这一样毫无用处，那些主席各自代表一方互相不听节制，他们也没有办法，就象北阀胜利后的蒋介石一样，虽然是全国的总裁，但说谁谁都可以不听，甚至有时候连协调一下他们的关系也不能够，他们之间发生根本性的冲突还要和过去一样靠实力来决定一切——让纠纷诉诸决斗是法官无能的表现，这让他们感到失望。这也让他们深刻的体会到了权力的背后是利益，有权力就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