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政志的交待，对突破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6年，在厂里形成了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权威。人们不是称他“老爷子”，就是叫他“老板”，若称他“老褚”，或是“同志”，他会满脸的不高兴，休想他替你解决半点问题。厂里生产的“红塔山”香烟，市场上是抢手货。各地烟草部门的业务经理和个体烟贩，成天对他围追堵截。因为只要他一句话或一张条子，就可以批到“红塔山”香烟。批到了“红塔山”香烟，金钱便哗哗不断地流入腰包。褚时健根本不把党委当回事，更不把职代会、纪检委放在眼里，厂里制订的无数项规章制度，制约全厂任何人，唯独不能制约褚时健。他是厂长、书记，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都是由他一支笔签字审批。
林政志算是吃透了褚时健，频频发起攻击，果然收效甚丰。
吃透了褚时健的远不只林政志，还有赖喜荣、刘云等人。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从1991年至1995年，褚时健利用手中权力，为这些人批烟倒烟，而他的妻子马静芬及其他亲属则从这些人手中收取了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元美金、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司法机关根据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的劣迹，及时张开恢恢法网，出兵云南，追剿广东，觅踪海南，将犯罪嫌疑人马静芬、马静芳、马建华及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外甥喻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民警刘云、汕头市个体烟贩赖喜荣等人收审归案。
打蛇需打七寸。不然，就会被蛇反咬。司法机关抓住战机，乘胜追击，对有关涉案人员的住宅进行搜索，取得大量赃证，收缴赃款500多万元人民币含存单、国库券、债券、4万多美元，近100万港元，收缴价值100多万元的赃物和价值400多万元人民币的8处房产，总价值超过1100万元人民币，其中1000多万元属褚时健夫妇共有。办案人员从褚时健夫妇的床底起获一只沉甸甸的密码箱，打开，令人目瞪口呆，里头装满了金表、金条、金佛、金项链、金耳坠、金手链及各种玉器等。林政志送的2尊金佛和带“佛字”的金戒指也在其中。真是充满了讽刺意味。玷污了佛的圣洁。世间的贪赃枉法之辈，总是利用美与善伪装其表，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办案人员手中掌握了大量赃证，就等于有了重型炮弹，足以摧毁对方坚固的防线。前些时，他们几次提审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没有一次达到目的。她是玉溪卷烟厂的第一夫人，丈夫红遍全国，她自然走红。她是见过世面的人，根本不把办案人员放在眼里，根本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倒台。她不但不回答办案人员的提问，反而把办案人员教训一顿。此次，她面对大量人证物证，不得不老实供认：她的钱都是全国各地到玉溪卷烟厂搞烟的人送的。这些人倒卖“红塔山”香烟发了大财，没有忘记给他们批烟的人。他们记得别人的好处，知恩图报。这样，就送钱到她家里。都是交给她的。是哪些人送的钱，什么时候送的，送了多少。她实在记不清了。一则时间长，二则送的人多，她又没登记，没法一桩一件的回忆。她请办案人员原谅。她不是不老实。
案件突破越深，专案组越发震惊不安：我们国家并不富有，还有成千上万边远山区群众没有脱离贫困、解决温饱，甚至还有一家三代共有一条裤子的现象存在，广大农村，甚至包括不发达的城镇在内，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无钱供养孩子上学，靠希望工程赞助接济，有青年考上了大学，因交不起学费而心灰意冷，被迫自尽；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裁员减负，一批批工人下岗，依赖国家发给的最低生活保障费艰难度日。多少科研项目无钱开发，多少危险校舍无力改造，多少公益设施等待修建。而褚时健之流却疯狂的吞噬国有资产，动辄百万元、千万元，甚至数亿元。有了褚时健之流的先富起来，就有成千上万工人、农民、战士的富不起来。有了褚时健这些耗子，一座座金山也会被掏空。
专案组背伏着压力和重托，加大对在押犯罪嫌疑人员的审讯力度，挖出了一条条新的线索。
1996年11月，南北气温相差较大。来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河南省的办案人员，都是在北国生活惯了的，往常这个时候，已穿上棉袄，坐在暖气房里，舒心惬意的工作和生活；而这时却要顶着南国的骄阳和热风，东奔西走，自然是汗流不止。他们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适，与云南、广东的办案人员协力并肩，穷追猛打，取得节节胜利。
他们根据挖出的新线索，兵分三路，奔赴广东的揭阳、普宁、广州，海南的海口、三亚等地调查取证，扩大战果。
他们又被吓了一跳：以上这些市、县烟草公司的业务人员提供，他们多次从褚时健手中得到特批香烟。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没有什么特殊本事，全靠金钱开路。舍不得金弹子，打不到金凤凰。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褚时健这类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不爱钱、不贪钱。那样，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活，就不能暴富。他们就喜欢褚时健这样的当权者爱钱、贪钱，他们什么事都好办。这些年，他们给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送钱送物，算是够大方的了。但褚映群还嫌少，时常开口索要，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办案人员统计得出：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从这些烟草公司接受和索要好处费共计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元美金。他们若不是亲自办案、亲手一桩一件地统计，绝对不敢相信这数目是真实的。
这时，专案组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褚时健有这么大的特权，其妻、其女在其特权的影子下，能得到这么多惊人的钱财，那么作为直接掌握和使用特权的人，会怎么样呢？
正当调查深入进行时，佯装平静的褚时健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他上演了逃离出境的一幕。这加速了查案的进展，也加速了他的毁灭。
【本章阅读完毕，更多请搜索看书网;http://www.kanshu4.cc 阅读更多精彩小说】查处褚时健这样一位风云人物，从京城到玉溪，层层都有阻力。
有的人怀疑，褚时健根本不缺钱花，除了高工资、高奖金，每年还享受20万元的特殊贡献奖，平时坐高级轿车，住高级宾馆，食美味佳肴，都是公家开支。他有钱没地方花。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不会受贿索贿，不会贪污挪用。要提防保守派陷害改革派。造成新的冤假错案。
有的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这种严酷的现实。认为褚时健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6年，励精图治，呕心沥血，使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迅猛发展成为名扬天下的企业集团，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上级不会因为他有一点过错，就把他一脚踢开，这不符合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有的人顾虑重重，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党政部门，都要依靠他发工资。红塔山集团不稳，全省党政干部收入不保。
等等。
因为有如此之多的阻力，所以查处褚时健，难度相当大。
褚时健在边关河口落网，转而立案侦查、监视居住、批捕，这表明了中央的决心。各种力量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阻力减小，有顾虑，有包袱的人变得勇敢起来。办案人员与涉案人员的谈话中发现，玉溪卷烟厂在厂外、境外设有10多亿元人民币和2500多万元美金的账外资金。
这笔钱是1991年至1995年玉溪卷烟厂销售“浮价烟”时，褚时健等人私设的“小金库”，分别存放在湘江、珠海的下属公司和广东的几家烟草公司。没有褚时健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任何人休想支取。工厂没有这笔账，只有褚时健的心腹、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少数人知道。褚时健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将国家的巨额资金，变到了他自己的名下。国家再富有，褚时健之类多了，也会被掏空。
专案组追查这笔账外资金的用途。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检举揭发：褚时健有严重的贪污问题。
专案组提审褚时健。开始，其态度傲慢、顽固，一举一动均表现出：舍我其谁。仿佛没有他，地球就会停止旋转。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专案人员明确向他宣布：中央领导表态，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无论是谁，功劳再大，也不能违反党纪国法。云南省委领导表示：功是功，过是过。烟草业的腐败问题不解决，早晚会把云南的卷烟和烤烟搞垮。只有把毒瘤割掉，才能保证烟草行业健康发展。
褚时健的心理防线渐渐崩溃，首先供认了自己伙同烟厂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共同贪污账外资金300多万美元的问题。
早在九十年代初，上级有关部门为解决卷烟生产辅料不足的问题，批准玉溪卷烟厂在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任务的前提下，再生产一部分卷烟，用来串换生产急需的卷烟辅料和钢材、水泥、化肥等生产资料。
批销这部分计划外卷烟的权力理所当然地掌握在褚时健手上。一把手什么都可以管，什么都可以不管，视需要而管。
当时的卷烟价格没有彻底放开，国家规定的卷烟出厂价较低，一条“红塔山”香烟，经销者从褚时健手中按出厂价批到后，拿到市场上销出，可赚50元左右的丰厚利润。“红塔山”卷烟走俏市场，经销者看准这中间的差价，都想从褚时健手中批到更多的“红塔山”。那些日子，玉溪卷烟厂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褚时健成了人们寻觅、包围、进攻的目标。
褚时健为官多年，精通权力的妙用。他没将玉溪卷烟厂生产的计划外卷烟用来串换生产资料，而是以高于国家调拨价的浮动价，批给了沿海沿边地区的县级烟草公司。
这些从褚时健手中批到浮价烟的经销者，一方面按调拨价给玉溪卷烟厂付款，一方面按玉溪卷烟厂指定的厂外其他账号汇去浮价款，前者给发票，后者不给发票。不给发票的浮价款，就成了玉溪卷烟厂的账外账。天长日久，浮价款越积越多，10万元，100万元，1000万元，1亿元，直至形成了拥有10多亿元的庞大的“小金库”。
这10多亿元，本是共和国的血液，然在共和国的账目上却找不到它的影子。
这10多亿元说得好听点，是玉溪卷烟厂的“小金库”、“小钱柜”，实际上成了褚时健的私房钱，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支出，不受任何监督。
市审计部门对玉溪卷烟厂的账目年年有审计，对这10多亿元的小金库，却长期以来没有察觉。在权力大于一切的社会，审计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形同虚设。
到了1995年7月，褚时健觉得是支配这10多亿元私房钱的时候了。因为上级考虑让他退休，新的总裁即将接任。虽然还没明确新总裁是谁，反正他在总裁位置上的时日不多了。离开总裁位置，就得交出签字权。有签字权，他就是烟草王国的国王，要什么有什么，心想事成。交出了签字权，他就是烟草王国的平民百姓，要什么没什么，心想事难成。过了此山无好店。天天对别人喊把握机遇，这下到了自己该真正把握机遇的时候了。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褚时健像许许多多患“五八”病，“六零”症的人一样，决定在退离领导岗位前夕抓住机遇，大捞一把。当他苦心经营10多亿元小金库的时候，也许就是为了这最后一刻的辉煌。
他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将国家的巨额资金据为己有，一旦暴露，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但最终他为自己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没有褚时健的惨淡经营，就没有玉溪卷烟厂的兴旺发达，就没有红塔山集团的顶天立地。他是烟草王国的君主，烟草王国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他害怕什么？他什么也不用害怕。即使私分小金库的行为一旦暴露，有人要追究他，那些曾长期从他这里得到好处的头头脑脑们肯定会站出来替他说话，千方百计保护他。
这就是为官的诀窍，这就是官场的奥妙。
有些人本来才华出众，能力一流，为什么得不到提拔重用？就因为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处理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关系。有些人犯了事，为什么能化险为夷，不受追究，而且继续委以重任，就因为利用手中的权力，处理好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关系。放了春风，定得夏雨。论功劳，论关系，褚时健都用不着害怕、担心。他要为自己退居领导岗位后的日子想想，他不能白干了一辈子。他主意已定，放心大胆地往前走，风吹浪打不回头。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玉溪卷烟厂一派亮丽。褚时健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想到自己即将失去对其主宰的地位，心里真像打翻了佐料瓶，苦辣酸甜咸，说不出的滋味。
他最后宽慰自己：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规律。美国总统的宝座那么神圣，历届总统任期一满，说走就走。他在红塔山集团总裁的位置上超期服役了这么多年，也该退了。
他的心境变得如同眼前的厂景一样亮丽起来。他对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说，弟兄们随他鞍前马后地干了这么多年，不知流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心血，从没得到过什么好处。如今他即将退了，为了对得起兄弟们，他手头还有点外汇，按平时贡献大小分配，他认为弟兄们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总会计师罗以军内心认为私分不妥，这是犯法行为。但他不敢明说。因为褚时健的权力、威信在玉溪卷烟厂达到了顶峰，他的话就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谁要与他唱反调，等于自毁前程。从厂里的副厂长到一般的工人，对他交待的事情必须办，明知不对也不敢阻挡。烟草王国国王，神圣不可冒犯。
褚时健见没有人反对，舒心地笑了。他当即决定，从华玉公司拿出一部分美元差价款，由他和乔发科、罗以军，还有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副总经理刘瑞麟共同分享。
褚时健交待罗以军：“我要100多万美元，你和乔发科各60万至70万美元，盛大勇、刘瑞麟也给一点，盛大勇多一点。”
罗以军连连点头。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褚时健又对罗以军说，他自己并不缺钱花，他是为兄弟们着想。他希望弟兄们知足，有这么多美元够了，这辈子都吃用不完了。
罗以军依然连连点头。
褚时健交待罗以军，将分给他的100多万美元，打到他儿子褚一斌的境外账户上。
罗以军还是连连点头。并说：“褚总放心，我一定按您吩咐的办好。”
接下来，褚时健签署了转款使用的空白授权委托书，让罗以军办理。
7月20日，新加坡方面电告：钱已入账。
罗以军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赶紧报告褚时健。末了，问道：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褚时健笑了，拍拍罗以军的肩，夸奖道：“只有你办事，我才放心！”
就这样，属于国家和人民的300多万美元，轻而易举地进了这伙蛀虫的腰包。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害。特权，长在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上的一颗毒瘤，不切除，癌细胞会扩散到整个机器的全身。并非危言耸听。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专案组调查发现，褚时健还有其他更加重大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的嫌疑，目前司法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调查发现的多起相关案件，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也正在继续调查。
褚时健，昔日造就“红塔山”的功臣，今日从“红塔山”之巅，坠入万丈深渊。其涉嫌犯罪数额之大，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对此，人们不敢相信，也不可理解。褚时健是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一生都在革命队伍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一生都是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熏陶，他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教育别人要公而忘私，要遵纪守法。他怎么会背道而驰呢？
他是一厂之长，他是有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他是名播海内外的企业家，他的收入高，他的吃住行都是国家包着，他要钱没有地方花。他用不着伸手捞钱，更用不着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往自己名下捞。人，生活在社会上，有吃有用有花，就知足了。能吃好用好花好，就更应心满意足了。褚时健是聪明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不会干那种要钱不要命的蠢事。
褚时健下有群众监督，上有领导管着，他不是黑社会老大，更不是土匪头目，可以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他不可能成功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他不可能私设11亿元人民币、2500万元美金的小金库。只要他有那样的企图和举动，管他的领导不可能不察觉，不可能不发现，会及时批评、制止、警告。
群众不敢相信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的理由还有很多。然而，事实无情。褚时健的确走上了严重经济违法违纪之路。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反省与深思。
【本章阅读完毕，更多请搜索看书网;http://www.kanshu4.cc 阅读更多精彩小说】专案组查办褚时健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导、云南省委的直接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协助，始终严格遵守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在保持企业稳定、职工稳定、产品稳定、质量稳定的前提下开展工作。
按照以往的做法，办案要直接找知情人了解情况，而涉及此案的一些知情人，不少是在褚时健身边工作的干部。为了不影响生产，减轻对工厂干部的压力，办案人员能不去厂里尽量不去，先从外围了解。对集团的财务、销售等重要部门的涉案人员，也是有了合格接替人选后才开始审查的。今日的玉溪卷烟厂，机器欢歌，职工欢笑，卷烟飘香，捷报飘飞，一派兴旺发达景象。
1996年，玉溪卷烟厂实现工商税利193亿元；
1997年，玉溪卷烟厂在国家计划减少4万大箱卷烟的情况下，仍然实现工商利税193.5亿元，比上年增长0.5亿元。
同时，通过查办案件，追回、扣押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2.7亿元，追回账外资金11.1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审计后为国家追缴税费1.7亿多元人民币。
另外，此案还带出多起涉烟案件，为云南烟草工业发展挖出了一批蛀虫。
反腐败，有力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只有反腐败，企业才能迅猛发展。
只有反腐败，国家才有光明前景。
褚时健严重违法违纪案件触目惊心。涉嫌犯罪数额之大，涉案人员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如果不是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发布的消息，善良的人们绝对不敢相信，会当作谣传，或是小道消息。
人们不敢相信的理由很多。
其一，褚时健是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一生都在革命队伍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一生都是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熏陶，他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教育别人要公而忘私，要遵纪守法。他怎么会背道而驰呢？
其二，他是一厂之长，他是有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他是名播海内外的企业家，他的收入高，他的吃住行都是国家包着，他要钱没有地方花。他用不着伸手捞钱，更用不着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往自己名下捞。人，生活在社会上，有吃有用有花，就知足了。能吃好用好花好，就更应心满意足了。褚时健是聪明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不会干那种要钱不要命的蠢事。
其三，褚时健下有群众监督，上有领导管着，他不是黑社会老大，更不是土匪头目，可以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他不可能成功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他不可能私设11亿元人民币、2500万元美金的小金库。只要他有那样的企图和举动，管他的领导不可能不察觉，不可能不发现，会及时批评、制止、警告。
群众不敢相信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的理由还有很多。然而，事实无情。褚时健的确走上了严重经济违法违纪之路。他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牟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元美金，妻子及其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元美金、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这是无法抹掉的事实。就像唐山大地震和深圳“8.5”大火、南海1000万元抢劫案一样无情，不信也得信。
善良的人们由不敢相信，到不愿相信，直到被迫相信。这过程是痛苦的。善良的人们经受了痛苦，清醒之后，不禁提出疑问：我们国家并不富有，还有成千上万边远山区群众没有脱离贫困、解决温饱，甚至还有一家三代共有一条裤子的现象存在，广大农村，甚至包括不发达的城镇在内，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无钱供养孩子上学，靠希望工程赞助接济，有青年考上了大学，因交不起学费而心灰意冷，被迫自尽；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裁员减负，一批批工人下岗，依赖国家发给的最低生活保障费艰难度日。多少科研项目无钱开发，多少危险校舍无力改造，多少公益设施等待修建。而褚时健之流却疯狂的吞噬国有资产，动辄百万元、千万元，甚至数亿元。有了褚时健之流的先富起来，就有成千上万工人、农民、战士的富不起来。有了褚时健这些耗子，一座座金山也会被掏空。
善良的人们值得欢呼：褚时健这只耗子终于被逮住了。
善良的人们正在深思：如何铲除褚时健这类耗子赖以生存的土壤？
加强立法，完善执法，用法律制约权力，以法律规范掌权者的行为，真正做到国家法律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严于一切。无论什么人，只能在国家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谁要以权代法，以权压法，执法监督机关可以随时取消谁的权力。现实生活中却恰恰相反。掌握人财物审批权的人，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哪怕是非常潦草的一个签名，哪怕是撕开香烟盒拟就的一张便条，哪怕是舞场上的一句表态，哪怕是饮酒时的一次通话，都可以取代神圣的国家法律。唯有小权在大权面前才显得无能、无奈、无力。以权管权，恶性循环。权力不是为国家法律服务，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而是权力之间的相互服务，相互依存。那些为了攫取权力，巩固权力、利用权力的人，便采取以钱买权的方法，在商品经济社会里，权钱交易便成了一股浊流，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褚时健向办案人员交待自己经济犯罪的起因时说：“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从这段话足以看出签字权的重要。在一些单位，都是实行一支笔审批。而谁对这一支笔实行监督呢？谁又能保证这一支笔审批的正确性呢？如果是下级、是群众对这一支笔审批的内容提出质疑或异议，那是百分之百的要倒霉、要吃亏、要受罪。罗以军曾认为褚时健私分300多万美元的行为不妥，但他不敢违拗“圣旨”，心里明白，嘴里不能说。他十分清楚提出反对意见的后果：摘掉总会计师的乌纱，甚至更惨。有这样一种现象：当权者严重经济违法违纪，财务主管人员也不例外。有的是情愿的，有的则是像罗以军一样出于无奈。一支笔审批制的弊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有目共睹的。还是褚时健手中的一支笔，他除了审批玉溪卷烟厂数亿元的资金走向外，还审批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等名牌香烟的销售。他以出厂价批给大大小小的烟贩，而大大小小的烟贩们则以高于出厂价的价格销售给消费者。大大小小的烟贩们赚了钱，肯定要送给褚时健好处费。这是人人心里都明白的事，但有谁站出来明说，站出来反对呢？不是没有人想反对，而是反对了就没有好果子吃。如果法律能对反对者加以保护，情形肯定会不一样。
由于法律不能对反对褚时健随心所欲批销“红塔山”等名牌香烟的人实施有效保护，便产生了褚时健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褚映群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元美金，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0万元人民币、8万元美金、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的严重后果。
烟草企业近年来屡屡发生主要负责人以权谋私、触犯党纪国法案件。像褚时健这样，既是烟草专卖局长，又是烟草公司经理、卷烟厂厂长，产烟、销烟、管烟的权力集于一身，均由他一支笔签字审批，他能够保证烟草专卖吗？他能不严重经济违法违纪吗？
对一支笔签字审批实施法律监督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不然，还会有褚时健、王宝森、陈希同、周北方似的当权者，将数亿元的国家资产扔进无底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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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写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我们无法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和界定。
只有当我们走进桃花源，登上岳阳楼，放舟汨罗江，伫立桔子洲头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惟有气冲九霄的笔，惟有削铁如泥的笔，惟有驱虎逐狼的笔，惟有呼风唤雨的笔，才能编织出“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美丽画卷，才能演奏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才能谱写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壮烈诗篇，才能发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呐喊。
那么，我们手头握的是一支什么样的笔，应该怎样进行真正意义的写作，自握笔30年来，尤其是越到后来，越成为思索最多的问题。
我们不敢说，我们明白了什么，我们更不敢说，我们的写作有多么的好。但我们敢说，我们已抱定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真正从事写作的人，只有一身正气，才会有满腹才气，只有时时无畏，才能事事有为，只有心忧天下，才有满纸豪情。承受一切痛苦，看透一切阴谋，指出一切丑恶，用一颗虔诚的心呼唤清风明月、阳光雨露。
我们坚持这样做了，但不一定做好了。《权与法的较量》就是我们这样做的结果。
当我们正在校阅这部书稿的时候，我们从《人民日报》〉读到这则消息。
中央纪委、河北省纪委最近严肃查处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殿武违法违纪案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决定开除姜殿武党籍。此前，中共河北省委已免去其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职务，有关机关已依法罢免其人大代表资格并撤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
姜殿武1989年起先后任河北省保定地区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保定地委书记兼白洋淀温泉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保定市委顾问等职，1995年2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经查，姜殿武的主要违法违纪事实是：严重失职，同意龙观公司在白洋淀温泉城增设赌博性质的“博彩”经营项目。这个商人注入资金并筹建姬丝汀18俱乐部赌场，于1996年9月开始试菅业。截止1997年1月查封，输赢总额达1.55亿元港币。姜殿武在1993年3月至1995年2月，先后收受贿赂4万元和价值1.1万余元人民币的金丝如意。向燕赵毛纺厂股东朱某某等人索贿15万元。1994年11月，姜殿武要求涿州市某企业出资，为其妻儿、女儿、女婿及儿媳6人安排去湘江旅游，耗资公款2.5万元。
据悉，姜殿武已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
我们每每读到这类消息时，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写作状态。我们在写作时，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有投入，自然有产出。但文人不像商人，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恰恰相反，应以最大的投入，换取最凝炼、最精细的产出。以商品价值的标准衡量，这不合算，但换一种价值观衡量，就大不相同了。
有了自己的价值观，自然就能守住一方宁静的天地。
这些，似乎与后记无关，想想又觉得关系很大。于是，便写下来了。
这是否算得上真正意义的写作呢？！
我们依然不知道。
作者
1998年7月26日于古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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