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案情有所突破的希望很快便破灭，因为札拉千科从未在瑞典执行过任务，对这个国家毫无所悉。不过他倒是听说过俄国间谍“红色跃行者”的传闻，可能是某个替KGB工作的瑞典高官或其他北欧国家的政治人物。
古尔博列出一串与帕尔梅有关的人名：卡尔·黎波姆、皮埃尔·肖里、史坦·安德森、马里塔·厄夫史考等等。终其一生，古尔博一再地追着这份名单，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古尔博转眼间成了大人物。他在杰出战士的专属俱乐部受到礼遇，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不仅彼此熟识，交情也建立在私人情谊与信任之上，而不是通过官方渠道与官僚体系。此外他还见到安格顿，并在伦敦某间秘密俱乐部与英国军情六处的首脑共饮威士忌。他成了精英分子。
他永远无法将自己的丰功伟业告诉任何人，即使是死后的回忆录也一样。而且他无时无刻不担心敌人会发现他的海外之行，担心自己引人注意，担心自己可能无意间引领俄国人找到札拉千科。如此说来，札拉千科倒是他的最大敌人。
第一年里，这个叛逃者住在小组名下一间不为人知的公寓，任何记录或公开数据上都没有他的名字。“札拉千科小组”成员以为还有充分的时间来计划他的未来。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他才拿到一本名为卡尔·阿克索·波汀的护照和一段费心设计的个人经历——这个伪造的背景却有瑞典档案记录为证。
但那时已经太迟了。札拉千科已经搞上那个原姓休兰德的蠢妓女阿格妮塔，而且还漫不经心地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古尔博开始觉得这个俄国叛徒脑子不太对劲，还怀疑他是故意想暴露身份，仿佛是需要一个舞台。否则他如此愚蠢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
一会儿是妓女，一会儿是酗酒，一会儿又和保镖等等发生暴力冲突惹麻烦。札拉千科曾三次因酒醉闹事遭瑞典警方逮捕，还有两次则和酒吧斗殴有关。每次“小组”都得谨慎地出面保释他，并确保相关文件从此消失，记录也得加以修改。古尔博派毕约克二十四小时守着札拉千科，这不是简单的任务，但别无他法。
本来一切都可以很顺利。到了八十年代初，札拉千科冷静下来开始适应。但他始终没有抛弃那个妓女阿格妮塔，更糟的是他还生了两个女儿卡米拉和莉丝。
莉丝·莎兰德。
古尔博不悦地念着这个名字。
这两个女孩九岁或十岁时，他对莉丝就有不好的感觉，不用精神科医生诊断也看得出来她不正常。毕约克的报告说她对父亲很凶恶、有攻击性，似乎一点也不怕他。她话不多，却有上千种方式表达她对事情的不满。她将会是个麻烦，但古尔博做梦也想不到这麻烦竟会如此巨大。他最害怕的是莎兰德家里的情况会导致社会福利人员写出一篇提到札拉千科这个名字的报告，因此他一再力促札拉千科与家人断绝关系，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札拉千科每次答应后又总会食言。他还有其他妓女，他有无数的妓女，但几个月后偏偏总会回到那个阿格妮塔身边。
那个王八蛋札拉千科。只要情报员让那话儿支配人生的任何一部分，显然就不是优秀的情报员。那个人似乎自以为不受任何正规约束。假如他只是和妓女上床也就算了，偏偏却一次又一次地凌虐女友。这么做好像是为了激怒看顾他的“札拉千科小组”组员，并引以为乐。
古尔博知道札拉千科毫无疑问是个病态王八蛋，但叛逃的GRU探员也不是他能选择的。他眼前只有一个，而且此人很清楚自己在古尔博心中的价值。
“札拉千科小组”扮演起清洁大队的角色，这点无可否认。札拉千科知道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一切问题他们都会解决。对于阿格妮塔，他更是任性到了极点。
其实并非毫无警讯。莎兰德十二岁那年，曾刺伤札拉千科，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他还是被送到圣约兰医院，组员们要收拾的残局更胜以往。古尔博于是向札拉千科挑明了说，要他绝对不能再和莎兰德一家有来往，札拉千科答应了。这个承诺他遵守了六个多月后，又再次出现在阿格妮塔家，把她打个半死，她最后被送进一家疗养院度过余生。
莎兰德家那个女孩竟会制造汽油弹，倒是古尔博始料未及。那天简直是一团混乱。眼看就要接受各式各样的调查，“札拉千科小组”——甚至于整个“特别小组”——的未来危在旦夕。万一莎兰德说了什么，就会危及札拉千科的掩护，而过去十五年来在欧洲各地布置的行动恐怕也得解除。除此之外，“小组”也可能受到正式审查，这是不计代价都得避免的结果。
古尔博满心忧虑。如果“小组”的档案公开，外界将会发现有些行动不一定符合宪法的规定，更遑论他们多年来对帕尔梅与其他重要社会民主党员所作的调查。帕尔梅才遇刺几年，这还是敏感议题。紧接着当然免不了要起诉古尔博与其他几名“小组”成员。更糟的是，有些野心勃勃的三流记者八成会散布“‘小组’是帕尔梅遇刺的幕后黑手”等言论，进而引发更不利于他们的臆测，调查工作也可能更紧锣密鼓地进行。然而最令人担心的还是秘密警察的人事变迁太大，就连现任的国安局局长也不知道这个“小组”的存在。所有与国安局的联系都只到新任秘书长为止，而他已经在“小组”里面待了十年。
组员们陷入极度惊慌，甚至于恐惧的情绪中。解决之道其实是毕约克提出来的。精神科医师泰勒波利安是因为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案子，和国安局反问部门拉上关系，当时该部门正在监视一个有嫌疑的工业间谍，而他正是关键的顾问。调查到一个重要阶段，他们需要知道调查对象若遭受极大压力会有何反应。泰勒波利安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建议。那一次，国安局人员成功地防止了自杀事件，并让该间谍成为双面间谍。
莎兰德攻击札拉千科后，毕约克偷偷地聘请泰勒波利安担任“小组”的外部顾问。
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可以让波汀因接受康复护理而消失，阿格妮塔也必须消失在某个长期照顾的疗养院。所有相关的警方报告全都集中到国安局，由秘书长转交给“小组”。
泰勒波利安是乌普萨拉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的副主任医师。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张合法的医疗报告，由毕约克与泰勒波利安联手撰写，接着还要一份简要但毫无争议的地方法院裁决书。问题只在于案件的呈现方式，无关宪法。这毕竟涉及国家安全。
何况莎兰德确实很明显是疯了，让她到医院待几年有益无害。古尔博批准了。
许多问题一并解决之际，“札拉千科小组”也正好面临解散。苏联已经不存在，札拉千科的确愈来愈没有利用价值。
他们从秘密警察资金当中取得一笔丰厚的资遣金，于是安排他接受最好的康复治疗，六个月后送他坐上飞往西班牙的飞机。那时他们便和札拉千科摊牌，他与“小组”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