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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暗自诅咒自己的性别与身材。如果她是男的，谁也不敢攻击她。她始终未曾试着去解释自己为什么踢诺格兰的鼻子，因为觉得试图向穿制服的公务人员解释什么，根本是白费工夫。当精神科医师想了解她的精神状态时，她基本上也是拒绝回应。幸好，有其他几名乘客目睹一切经过，其中包括一名来自海呐桑德的非常固执的妇人，她刚好是中央党的国会议员。妇人作证指出爆发暴力冲突前，诺格兰先非礼莎兰德。后来发现诺格兰曾有两次性侵害的前科，检察官于是决定不予起诉。但这并不表示社会福利部的报告就被搁置一旁。不久之后，地方法院便宣告莎兰德失能，她也开始先后接受潘格兰与毕尔曼的监护。如今这一切机密的隐私细节全被放到网上供大众消费。除了她的个人资料还附加了多姿多彩的描述，说她如何在入学之初便与周遭的人发生冲突，以及她如何在十来岁便进入儿童精神病院。媒体对莎兰德的诊断根据版面与报社而异。有时形容她是精神病患者，有时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偏执狂。不过所有报纸都认同她有精神上的障碍－－毕竟她没能完成学业，也没有考试就休学了。她情绪不稳定且有暴力倾向，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莎兰德与女同志米莉安的情谊被挖掘出来后，几家报纸更掀起一阵狂热。米莉安曾经在同志光荣日的活动中，参与贝妮塔·柯斯塔秀的演出，在这场煽情的表演中，她被拍下穿着吊带皮套裤与高跟漆皮靴的裸胸照片。此外，她为一份同性恋报纸写过的一些文章，以及她为各场表演所接受的访问内容，也都被广泛引述。涉嫌连环杀人的女同志与香艳刺激的施虐受虐性爱的组合，显然创造了销售奇蹟。由于在戏剧性的第一周，警方并未追踪到米莉安，便有人猜测她可能也遭到莎兰德的毒手，或者可能是共犯。然而这些臆测多半仅出现在单纯的网路聊天室“流亡”中。反观几家报纸则提出这样的看法：既然已知米亚的论文与性交易有关，这可能正是莎兰德的杀人动机，因为－－据社会福利部的说法－－她是个妓女。
那一星期结束时，媒体又发现莎兰德还跟一夥卖弄撒旦主义的年轻女子有关，她们自称“邪恶手指”。有一名年纪较大的文化专栏男作家因而撰文评论无所寄托的年轻人，以及从平头族文化到嘻哈这当中所潜藏的一切危险。
若将各家媒体的论点拼凑起来，警方正在追捕的似乎是有精神病的女同志，而且曾加入某个有性虐待倾向的撒旦教派，专门宣扬施虐受虐性爱，却痛恨社会，尤其痛恨男人；加上莎兰德去年出国一整年，恐怕在国际间也建立了某些联系。
在媒体的种种喧嚣当中，只有一件事让莎兰德产生颇大的情绪反应：
“我们很怕她！”
她威胁说要杀我们，老师与同学们说。
说这句话的是昔日一名教师，名叫比莉姐·米欧斯，如今是织品艺术家。
该事件发生时，莎兰德十一岁。她记得米欧斯是个不讨人喜欢的数学代课老师，一次又一次地要她回答某个问题，其实她已经给了正确答案，只不过和课本里的解答不同。其实是课本写错了，在莎兰德看来，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米欧斯愈来愈坚持，莎兰德则愈来愈没有讨论的意愿。最后她乾脆赌气地撅嘴坐着，直到米欧斯完全没辙地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摇晃，以便引起她注意。莎兰德随即拿起课本砸向米欧斯的头，立刻引起一阵骚动。当同学试图压制她时，她不断地吐口水，双脚乱踢。
这篇文章是某家晚报的特别报导，还腾出空间补充了一些引述和一张昔日同学在母校门口拍的照片。此人名叫大卫·古斯塔夫森，如今自称是财务助理。他声称学生们都很怕莎兰德，因为“她有一次威胁要杀死某人”。莎兰德记得古斯塔夫森是学校里最大的恶霸之一，是个只有蛮力、智商却跟狗鱼差不多的家伙，在学校里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对他人辱骂与拳打脚踢的机会。有一回午餐时间，他在体育馆后面攻击她，她也一如往常地反击。若纯粹就体形而言，她根本是输定了，但她却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后来情况更加恶化，因为围了一大群同学，在一旁看着古斯塔夫森一遍又一遍地将她打倒在地。事情到某个程度还算有趣，谁知道这个笨女孩似乎不明白怎么做才是为自己好，说什么也不肯退让，甚至没有哭也没有求饶。
片刻过后，就连同学们也看不下去了。古斯塔夫森的强势与莎兰德的无力招架实在太过明显，他开始觉得丢脸，自己起头的事竟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他狠狠地挥出两拳，把莎兰德的嘴唇打得皮破肉绽，让她几乎无法呼吸。同学们将痛苦得缩成一团的她丢在体育馆后面，笑着跑开了。
莎兰德回到家后疗伤止痛。两天后，她拎着一支棒球棍回来，直接走到游戏场正中央，朝着古斯塔夫森的耳朵便挥击。当他受惊吓倒在地上后，莎兰德弯身用球棒抵住他的喉咙，在他耳边低声说，他要是再敢碰她就死定了。老师们发现后，将古斯塔夫森带到学校医护室，而莎兰德则被送往校长室接受处罚、在记录上多加了一笔，社会福利部的报告也更厚了。
莎兰德至少有十五年没有想起米欧斯或古斯塔夫森了。她暗忖，等哪天有空再去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受到媒体如此关注的结果，就是让莎兰德在所有瑞典人民心目中，成为既大名鼎鼎又恶名昭彰的人。他们将她的背景制成图表、仔细检视并公之於世，从她小学时的情绪失控到她被送进乌普萨拉郊区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待了两年，钜细靡遗。
当泰勒波利安主任医师上电视接受访问时，莎兰德竖耳倾听。她最后一次见到他已是八年前的事，是为了她的失能宣告上地方法院公听会。他双眉紧锁，搔搔稀疏的胡子，面有难色地转向摄影棚里的记者，解释自己有保密的义务，因此不能谈论特定病患。他只能说莎兰德是个非常复杂的个案，需要专业的照顾，而地方法院却不顾他的建议，决定让她进入社会接受监护，而非给予她所需要的入院照顾。真是匪夷所思，泰勒波利安宣称。他很遗憾如今这项错误判断的结果，竟夺走了三条人命，接着当然免不了又对政府这几十年来强行删减精神病照护预算一事大加挞伐。
莎兰德发现没有报纸披露，在泰勒波利安医师主管的儿童精神病院的安全病房，最常见的照护形式就是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送进一间“没有刺激”的房间，房里只有一张配备有约束带的床。教科书的解释是，难以管束的孩子不能接受任何“刺激”，以免情绪失控。
长大之后，她发现这还有另一个说法，叫感觉剥夺。根据《日内瓦公约》，剥夺囚犯的感觉可视为不人道。许多独裁政体常常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洗脑实验，并且有证据显示在一九三○年代的莫斯科审判秀①中，坦承自己犯过各种罪行的政治犯便遭受过如此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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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九三六至三八年间，史达林政权对涉嫌与西方势力合作，密谋暗杀史达林以瓦解苏联的多位资深共产党领袖，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公开审判，审判过程并通过广播发送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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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电视上泰勒波利安的脸，莎兰德的心忽然结成一小块冰。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用那种恶心的须后水。他说，他曾经负责过所谓“对她的照护”，她显然应该接受治疗，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莎兰德很快便明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指的其实就是质疑泰勒波利安的理论与专业的人。
不久之后，她发现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圣史蒂芬医院还在施行一五○○年代最常见的精神治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