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的片子上有一个男孩在酒吧里吸毒，然后瘦得象周杰伦手里的三截棍，这让我恶心。”
“那很好。”
“你看，现在是侦探追强盗。今后你要一个人为你开车逃命，我闭着眼睛都干得到，自然，如果我有一辆04款的悍马，他们永远也别想抓到我。”
这时候，吴先生的朋友，初中生的爸爸跺进了房间，吴先生转头对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是娱乐，难道他们就不能拍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出来吗？”
“你知道的，由于进口电视剧不得在黄金时间播出，而古装剧的制作成本又偏高，投入小、拍摄快而收视率又有保证的言情警匪片便自然成了抢手货。”吴先生的这位朋友对电视行业看来还有点熟悉，“可如果一部片子里没有一点独家的绝活，现在的观众会放过你吗？”
陪初中生看警匪片的乐趣（2）
“每天播出这些乱力怪神的东西，孩子们看了到底会受到多少有益的公共教育，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来提高电视台的收视率吗？”吴先生知道自己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幼稚，但还是忍不住要这样说。
“喂，你们要侃事情出去侃好不好？”初中生没有在意他们说什么，他只关心的是电视上即将端出的刺激大餐。“再等15分钟，就会播出一个新的电视剧，据说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劫机事件改编的，绝对惊险冒汗。整个故事都是在一架被劫持的波音747飞机上进行的，受伤将死的机长将花短短的两分钟时间教会一个孕妇怎样驾驭飞机。我很想知道，这种飞机好不好开。”
编剧的秘密
有一天，吴先生在一个酒吧里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娱乐圈人士有过一次深谈。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关于当今火得不得了的警匪片。也许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奇怪，为什么电影院里放的警匪片都是那么地雷同，打打杀杀，了无新意。现在吴先生终于率先知道答案了。
“你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吴先生向那位资深人士请教。
“这里有一个秘密：全国只有一个人在为警匪片写脚本。”
“他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名字，有时候他管自己叫006。最早他住在香港，后来曾经去台湾，现在他几乎包揽了大陆所有的警匪片脚本编剧。”
“为什么制片商不找别的人？”
“你知道的，大凡警匪片都逃不出英雄救美、浪子回头、黑帮火拼、兄弟情仇这四大主题，既然006已经如此轻车熟路了，谁还愿意冒险去寻找新的作者？”
“看来他真是神通广大了。”
“那也未必。你知道，所有警匪片的对白都不允许超过片长的十分之一，其他的时间演员们便是在汽车或摩托车上追来杀去。006最富创造性的工作便是设定演员在哪里追杀。”
“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他每周至少得想出一种新办法把汽车摔入深渊哩。”
“他确实是这方面的天才。”这位人士也承认说，“有一回，大概是十年前了，006把一位警长描述成了黑社会的幕后老大，就是这个获得巨大票房价值的细节，救了警匪片的命。后来，他几乎是每隔一个月要在一部片子里使用一回。”
“他一定是忙得要死了。”吴先生不无同情地说。
“那有什么可忙的。”这位知晓内情的人士说，“006把每一个用过的情节都制成了卡片，当他写新的剧本的时候，就一边嚼口香糖，一边随手抽出一叠，然后像发扑克牌一样发出几张，再抄写一遍，一切就都成了。”
“他会不会感到江郎才尽？”
“对006来说，写一部警匪片最大的困难是，为自已想一个恰当的笔名，这件事困扰了他十多年。”
“难道这么多年，警匪片就没有一丁点的进步？”
“那你是小觑006了。九十年代警匪片出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那就是：006瞄准了世界体育运动的最新动态，从高原雪橇、水上滑板、悬崖飞人到潜水寻宝。正是这些运动构成了新警匪片的最新卖点。”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英雄和匪徒，是最新流行的体育运动的倡导者和爱好者？”
“可以这样认为，006从不讳言他的灵感全部来自体育杂志。”
“不瞒你说，我有点崇拜起006了。”
“也许他真是无与伦比的，不过，现在已经有一个叫‘医生’的人开始抢他的饭碗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的，在当代西方警匪片中，精神分析成了最流行的一个剧本模式，从潜意识作案，到精神变态，到意念操纵，没有这些要素，便算不上是九十年代的凶手和侦探。而对此，006显得得无知。”
“那么‘医生’呢？”
“他是一个精神分析学的博士，他花十年时间收集了数千个变态病例，这已足够他写两千个剧本了。”
“看来006很快就要失业了。”
“那也不一定，只要他能弄到更刺激的精神病病例。”
向不文明抽税
有一天，吴先生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对策委员会。
有消息报道说，有关部门正在拟定一个方案，以消灭当今银幕上的不文明现象，如抽烟、殴打妇女、暴力杀人、说粗话等。但几乎所有的导演和明星们都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困惑：如果不让抽烟、打人、讲粗话，又怎样来表现中国男人的男子汉气概呢？
现在，吴先生参加的这个对策委员会，就是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在所有的方案中，吴先生的意见显然得到了多数委员的赞同。
“我们可以用抽税的办法来过渡一下。”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如果有演员在银幕上抽一根烟，他就得像在公共场所吸烟一样，交纳一定的罚金。”
“那么一根烟应抽多少税呢？”
“这可以视情节而定，如果仅仅是叼在嘴上的，交五千元就行了。如果优雅地吐出了一个很圆的烟圈，就得一万元。如果出现一只堆满烟头的烟灰缸，每个烟头两千元。”
“说粗话呢？”
“也是一样，如果是自言自语，交一万元；对着妇女叫嚷的，交两万元；两人对骂的，每句五千元。”
“那么杀人呢。对电影、电视上的杀人镜头如何抽税？”
“这是一个重点抽税项目。对于向鼻血直流、人头落地、鬼怪骷髅等残酷镜头，都要抽重税。而一些用电脑制作出来的特技恐怖镜头，起码应当抽取与设计费用同等的税金。”
“你的意见是，对于越是具有创意的杀人情节，就应该抽越多的税？”
“是这样，如果哪位导演发明了一种从来没有在银幕上出现过的杀人镜头，他就应当交纳二十万元的发明税。”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道理就是这样，要使制片人减少不文明镜头，唯一的办法是让他感到肉痛。与此同时，文明和反暴力的影片应该受到奖励，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把抽来的税补贴给那些干净的影片。”
委员们显然被吴先生的空前设想给吸引了。但也有人担心说，“如果有制片人不在乎你的这点罚款，甚至实行这个政策后，有人因此大肆制作不文明镜头，那该怎么办？”
“这不是问题。我们可规定一个数额，比如十万元，任何一部电话或电视片的不文明税一旦超过了这个极限，其超过部分将采取递增抽税的办法。”
“但是，如果还是有人不在乎你呢？”
看来吴先生早已胸有成竹。他说，“刚才所说的；都是一种交定额税的办法，而另一个更好的办法则是按收视率或上座率来抽所得税，也就是说，一部片子越是卖座，它的不文明镜头的污染面就越广，抽的税就越多。”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部很卖座的电话，它最后的一个镜头是这样的：男主角正对着银幕，大声地说了句‘傻X’。如果观看了这部片子的观众达两千万人次，按每人一元钱抽税，制片人应为这句话交税两千万元。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数字，因为每一位观众都被那位演员无辜地骂了一句‘傻X’。”
“天哪，两千万元，如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