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碗接过来一看，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那是热腾腾的一大碗挂面，里面卧着两个鼓鼓的鸡蛋，面汤上浮着厚厚的一层香油，绿的白的葱花点缀其中，香味扑鼻。我呆呆地看着这碗面，舍不得下筷子。
我们住在老乡家，知道他们平时吃什么，也知道做这样一碗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从一家是很难凑齐这些东西的，必是这家奉献出准备招待亲戚的挂面，那家拿出珍藏几年的香油，再从篮子里掏出自己从来舍不得吃的鸡蛋，那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换钱的东西。
大妈温和地笑着：
“吃吧，吃吧！唉…， 你们城里的孩子哪受过这苦哟！”
我这个“城里的孩子”真没想到，在农村人的家里能得到如此的厚爱，能消受这样的福。
农校的学制是四年，四年级时有半年的时间下乡实习。实习的内容一是搞田间实验，二是访贫问苦，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农校体力劳动多，为劳动力易于分配，是男女分班，但实习小组是男女生搭配的。一个村是一个实习组，男女组长各一，我被任命为小组长，实习的地方是房山县的周庄。
我们组有二十来人，分几处住在老乡家里，除田间调查记录外，和社员一起劳动，在社员家吃“派饭”。所谓吃“派饭”，就是由生产队指派到各家去吃饭，一家轮一个星期，当然必须是贫下中农家。每天给四毛钱，饭菜由各家自行料理。朴实的农民会拿尽可能好的饭菜招待我们。
好，是指能吃“干”的。六五年的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中午能吃上棒子面贴饼子、窝头，早晚有棒馇子粥喝，即“两稀一干”，就很不错了。如早晚还能搭配点干的，那就是非常的不错了。如果运气好，碰上劳动力多，粮食分配得多的人家，也会招待你一次白面烙饼；要是碰上困难的家庭，三顿饭可能都是以稀的为主，那也没办法。至于菜，是以自制的咸菜为主，等地里能见绿了，便有拌葱，拌黄瓜之类。
农村的生活艰苦，这我们有思想准备。
我们和老乡相处和谐。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劳动之余还要帮老乡挑水，推碾子，喂猪。晚上分头到老乡家走访，聊一聊解放前的生活情况，今昔对比，叫做“访贫问苦”。
有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劳动间隙回住处拿东西，在院子里就闻到一股香味。一进门，就看见房东老夫妻俩在紧张地吃着什么，锅里还有冒着热气的粉条和几块肉皮。见我们进来，他们很尴尬，也有些慌乱。我们意识到撞上了不该看到的场面，拿了东西赶忙离去。
以前也听说过“派饭”的人家吃“偏食”的事，没承想真让我们遇到了。
那“肉皮炖粉条”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可那一对老人的神态，却像印章一样，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我无法忘记他们那惊慌的眼神，那眼神中包含着辛酸，也包含着歉仄和羞愧。
其实他们完全不必那样，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东西，何错之有。那是物质紧缺的年代，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分享。
可他们在现实的无奈中还是感到了不安。
多么善良忠厚的一对老人！
后来有一天，在村头分派农活的地方，生产队长站在高处，对社员们大声训话：
“咱们队里，有的人，学生分到家里吃派饭，可他们没良心！自个儿吃一样，学生吃一样！留着干的，好的，不给学生吃，留着自个儿吃！我告诉你们说，这可缺了大德啦！赶明儿养活孩子没屁眼儿！也不好好想想，要是你们自个儿家的孩子，出门在外的，能这么待他们吗！……”
生产队长荤的素的一块儿抡。
但他讲的，却是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圣人之道。
我当时就想，真该让家里那几个“缺了大德”的人也来听听。
有几家“访贫问苦”的对象因为经常去，与我们关系很熟。靠村东头的一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个子高，性格开朗，老人家天天到队里干活，推起小车跟小伙子一样。不论他的儿孙怎么劝，也不肯在家里闲呆着。他跟我们说：
“我一天不干活就非得病不可，他们不让我干活，简直就是盼我死！”
后来有一天他病倒了，我和同学去看他，他躺在炕上，伸出粗糙枯瘦的大手握住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颤巍巍地说：
“常无敌，下辈子见啦！…”
没有悲戚，他说得很从容。
第二天他就过世了。
我们全组同学到他家里去吊唁。按当地的习俗，他的长子披麻带孝，在门前施叩拜的大礼。
我们在他的棺材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可敬的老人！终生劳作，死而后已，这就是养育我们的农民。
从农校毕业至今，我对农民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们中间，我能感受到人间最淳朴善良的情感，那是在我父母的家里一丁点儿也感受不到的。
七． 毕 业
实习圆满结束。我的实习总结作为典型之一在全校宣读。我也成了一个后进转变的样板。
但在我的入团发展会上，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发展会通常要邀请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参加。当程序进行到自由发言时，有积极分子提出异议，说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理由是我说过贫下中农 “有油水”。
原来是“访贫问苦”时，越是解放前穷苦的家，材料就越多，我就说 “有油水”；而一般的家，我就说“没油水”。当时没在意，还自以为很幽默，现在一上升到阶级立场问题，我还真不知怎么解释。团支部书记让我表态，我承认了这个说法不妥当，但声明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虽然十一名团员最终表决通过，我成为毕业前班上发展的最后一名团员，这件事还是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随便讲话可是要惹麻烦的。
毕业前爸爸和妈妈到学校来看过我一次，在床底下的一堆脏衣服中，妈妈挑了一两件说拿回去帮我洗，这真是破天荒的事。表示善意总是好的，只是一下子还真有点不适应；随后不久的一次“谈话”，才让我明白了他们这么做的用意。
毕业分配的时候到了，在“一切听从党安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召唤下，我们个个慷慨激昂。
校领导在大会上郑重地公布了分配方案。我们那一届多数是分配到农业局、农科所、
农场，还有一部分人留校。出人意料的是，居然还有分到教育局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这部分大约有六七十人，到北京市教育局报到。老局长亲自接见并给我们讲话。我们听过他的传达报告，知道他是教育界很有威望的专家。他告诉我们，北京市的农村中学开设了“农业基础”课，缺少这方面的师资，才把我们分配了过来。为打消我们的顾虑，老局长风趣地说：
“不是师范毕业不要紧，哪个老师都是从第一节课过来的。我还是个科班出身，第一节课慌里慌张，在讲台上没站稳，一脚踩到痰桶里，那个笑话可大喽！”
后来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还真注意地看了看墙角的痰桶。
局长讲完话后发给我们一个意向表，让我们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选择远近不同的区县，供组织参考，我选了最远的密云。
一九六五年秋，我奔赴密云，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四年的农校生活，努力回忆，也找不到什么浪漫的色彩。这似乎让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
我们那时没有“早恋”的称谓，对此有另一种说法，叫“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没有人会表露自己“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所以即便有，也极为秘密。毕业后虽有几对同学间的婚姻，他们也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