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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20世纪，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基督教神学、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科学研究以及崇尚自由、民主的个人主义思想而发展的。这种发展始于欧洲，最终在美国达到巅峰。学校的任务，就是通过教学使这种传统延续下去。教师当然在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早在60年代校园动乱以前30年左右，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文化道德相对论就已经风靡校园。这些思想体系对学校教育产生了令人感兴趣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在历史课上越来越多地探讨阶级利益、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上着课上着课，就会有人惊叹：你看，马克思是对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宪法不再是人类自由的丰碑，而不过是制定宪法的那些有产阶级捍卫自身阶级利益的产物。英国的内战标志着无产阶级的觉醒。而法国大革命是中产阶级捍卫自身利益的结果。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到工人阶级是如何发觉和发展自己特有的阶级意识和世界观上来。
60年代以后，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研究，这种历史观有所加强。如果国王和其他领袖们与常人一样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傀儡，那么他们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贡献，同说“因为公鸡打鸣，太阳才升起”也没什么两样。对这些人的研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他们背后的东西。如果哲学家和艺术家反映的只是他们时代的特征，如果说先进的思想并不能推进历史，那么与其像以前那样研究历史，还不如具体研究一下农民意识的形成及其与他们生活环境的关系。不是说这种研究不重要，但这些真的就是问题的全部吗？
弗洛伊德学派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教授们写了大量著作描写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应该如何看待世界上的事物。举例来讲，哈姆雷特被说成是有强烈的恋母情结，而莎士比亚书中的爱情、罪恶、人物行为、伸张正义的困难、复杂的家庭关系等等，都被精神分析家们抛到脑后。
文化的毁灭贪婪与残暴
这些教授们可能忘了文学作品的力量和吸引力之所在，即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下是如何表现他们的个人意志以及道德选择的。在文学作品中，抽象的心理、道德和社会问题是通过具体的人物来体现的，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一样。作为读者，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无时不在揣摩书中人物的心理和行为逻辑。通过对书中人物行为的判断，我们也在丰富我们自身的道德观和思维方式。有一位教授写了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他根据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的描写而推断狄更斯年幼时可能看到过他父母做爱。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方式，与我们上面讲的文学作品阅读实在差得太远。
教授们对弗洛伊德的误解导致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曲解。例如，在分析劳伦斯的作品时，教授们常常过多注意书中大量性行为描写，而忽略了作者追求男女之间完美结合的愿望。
目前，文学课讨论的最多的除了沃尔克的《紫色姊妹花》以外，就是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康拉德在他的伟大作品中谈到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以及关于文明的古老的定义，但教授们大加曲解，使学生们得到几乎相反的印象。
在康拉德的作品中，作者通过主人公库尔兹先生的行为表明性与暴力如果不加以节制，会产生多么大的破坏。库尔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欧洲人，参加了比利时对刚果（利）的帝国主义式的掠夺。他从当地原始部落夺取了大量的象牙，然后运回欧洲贩卖，结果本人过着帝王般的生活。在权力的影响下，库尔兹也使当地人产生了贪婪与残暴。他们的行为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康拉德在作品中也没能做过细的描写。
虽然库尔兹在作品中是以一个具有自由派思想的欧洲人的形象出现的，但自由主义并没有给他克服贪婪的力量。对康拉德来讲，如果库尔兹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克制的话，那也是出于习惯及他所处的欧洲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与他对人类本性的理解和他的文明价值观风马牛不相及。
在《黑暗之心》这部书的结尾，库尔兹患热带病死了。临终前他还在喃喃地说：“真想杀光那些野蛮人。”即便到死，他也没弄明白文明的真实含义，以及他和他的同伴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把文明带给非洲大陆。
但在文学系教授中间，流行的说法是库尔兹是“精神上的英雄”。他战胜了社会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压力。作为一个开拓者，他在心理上达到相当的深度，正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人类所能达到的那样。
文学系教授还告诉我们社会是产生地缘政治和个人压抑的根源。看吧！他们说，比利时在刚果（利）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行为吗？他们奴役和屠杀当地的人民，掠夺该国的财富。因此，康拉德的作品实际上是在鼓吹全球解放运动。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康拉德并不认为比利时的帝国主义行为是文明的象征。比利时的帝国主义与罗马帝国不同。罗马帝国把文明带到当时还是野蛮社会的英国，而比利时代表的是腐败了的文明。正是这种文明使库尔兹堕落了。库尔兹的思想变化告诉我们，人类必须在自己的思维深处把握库尔兹未能控制的自我克制。
70年代初，校园里关于道德相对性的讨论甚至影响到纽约警察局。我认识一位在大学里的工作人员。她为人恬静，思想中有自由派倾向。有一次她在邻近纽约哈林区的一个公寓中租到一套房间。除了一件事，一切都令人满意。在她窗户对面的哈林区的大街上，每天直到后半夜黑人的音乐声还是不断。她为此向当地警察局多次抱怨，但没有结果。当她后来打电话再一次责怪时，一位警察在电话那头耐心地说：“太太，这是他们的文化习惯。”人家都得按你的习惯来？你当你是谁！
按这种逻辑，对事物作出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穷人有穷人的活法，法律和警察也不能干预。
这对学校里的教授是一个打击，因为科学需要有确切的答案，不能什么事都是相对的。与基因研究等相比，人文学的答案远不那么确定。有时教授们难免有这样的想法：可能他们教的东西算不上科学，只是个人意见而已。
60年代，随着学生、妇女和反战运动的开展，教授们的上述意识达到高潮。大学纷纷放弃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教学，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一批新的名字出现在教科书单里，俨然与柏拉图和法国哲学家蒙田分庭抗礼。他们包括古德曼、布朗、马尔库塞、法农、福柯、波尔德温、马尔科姆。后来甚至达兰的抒情作品也被当成教材。大家普遍认为，西方文化代表的是压迫阶级的意识，宣扬的是对穷人、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的掠夺和剥削。
西方传统被认为不仅仅失去了意义，而且压根就错了。它所反映的仅仅是少数自私的有闲阶级达官贵族的思想。现在到了彻底清算这些东西的时候了。是的，如果人类进化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过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还有什么用？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亵渎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越南战争被认为是美国殖民主义的产物（就像康拉德笔下的比利时一样）。在美国国内，黑人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可以说是一种内部殖民行为。妇女是被压迫的少数，虽然她们从人数上讲并不少。水门事件表明，美国政府根本视公正为无物。而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整个是一套阴谋。这一切与我们先辈所设想的正义社会格格不入。
60年代这类思想弥漫校园。随着当年的学生自己成为教师，这种思想持续了近二十年。米德尔伯雷大学的英语教授帕里尼说：“越战结束以后，我们这些反战的研究生回到校园。有一段时间，我们变得默默无闻。后来执掌了教鞭，大家都认为到了对大学进行好好地改革的时候了。”
帕里尼是60年代校园学运的领袖，人数更多的是那些学运的参与者和同情者。而学运也不仅仅是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和对教学楼的占领。重要的是校园里的风气发生了变化。法农和冯考尔特的著作成了教科书。《纽约书评》成了必读的刊物，而正是这个刊物详细介绍了如何制作汽油燃烧弹，连篇累牍地刊登乔姆斯基和威达尔的反美文章，以及玛丽·麦卡锡关于美国政府在政治上如何不如越共纯洁的言论等等。
文化的毁灭种族主义者
这些主张被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其内在逻辑的严谨，而是人们有追求时髦和崇拜名人的天性。
到了90年代，这种对西方文化的针砭渐渐固定下来。其核心思想是认为西方或美国文化、社会、机制、标准和价值观是压迫除了白人以外所有其他人的东西。土林大学校办在一篇公告中说：“种族主义和性行为在美国所有的机构中都呈泛滥趋势。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一社会环境中长大并生活的。”如果你是一个白人，特别是男性白人，那么你注定要压迫别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的所有职工必须参加的“关注种族主义研讨会上”，主讲人讲，在美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所有的白人无一例外都是种族主义者”。
在这场斗争中，西方传统本身的生命力最强，因此政治改革派们就下大力气对它进行诋毁，特别是和学校有关的那部分，如年级的划分、打分标准、教科书、人员的雇用和提升等等。总之，一切对白人和男性有利的规章制度都要重新审理。
杜克大学的英语教授费什认为，什么是优良呢？那得看你的政治标准是什么。密歇根大学的一位黑人学生社会活动家表达了一种目前十分流行的看法：“一般来讲，考试中得分高低与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
对标准的争执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对现实生活也有很大影响。有一所大学由于所谓的标准问题一度没有通过审查。1990年，在对纽约的巴鲁奇学院进行调查时，评估委员会认为学校的黑人教职员工人数太少（尽管该校的少数民族教工达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一），退学的学生比例太高。委员会认为：“学校过于强调传统的学术价值，没有适当地考虑社会公平与平等。”在这场运动中被迫辞职的前校长西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他们要求的是学生要有同样的成绩。少数民族的学生的毕业率必须与白人学生相等。不论表现如何。”
尽管美国教育部发现这一问题后暂时停止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但全美各大学的教职员工都在思量这种事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头上。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标准降低以后，白人和少数民族学生同样受害。
至于西方传统的教义，那更是压迫者的专利。布朗大学的文学理论课教员斯格尔司认为压迫和西方传统形影不离。他说：“皇帝走到那里，规矩也跟到那里。”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统统有罪。这些“死了的欧洲白种男人”都以种族主义、性行为、阶级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为其特征。就拿《圣经》来说吧。评论家库勒认为，《圣经》不是一部史诗，也不是叙事诗，而是一部有硕大影响的种族主义和性行为的教科书。斯坦福大学的文学教授鲍尔森说密尔顿“是一个只知道搞女人的蠢猪”。不久前刚去世的颇有影响的现代语言协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学系教授贝克认为，美国宪法是一部种族主义文件，一部“哥特式的罗曼史”。杜克大学的神学教授豪尔瓦斯说：“所谓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道德规范，不过是上层的白色蠢驴们自己社会生活的体现罢了。”
为了把“死了的欧洲白种男人”中最著名的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亚维利和莎士比亚等人打翻在地，校园里的政治革新家从打击西方贬低黑人和妇女的旧观念入手。凡是赞成这些人的观点的人，都不是真的在捍卫西方追求自由和崇高等目标的传统文化。黑人思想家杜波伊斯在阅读西方经典著作时这样描述他的感觉（连我这样一个政治上保守的人也有几分被感动了）：“我觉得自己正和莎士比亚坐在一起，他丝毫也不讨厌我。打破了肤色的界线，我和巴尔扎克及大仲马在一个金色的宫殿里并肩而行，周围充满了笑容可掬、殷勤好客的男男女女。我同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打招呼，他们应声而来，没有任何嘲笑和屈尊的意思。相信真理吧！我觉得自己真是生活在天堂。”
当斯坦福大学把西方文明史作为必修课时，引起了学生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活动像野蛮民族的晚会似的。大伙跟着杰克逊牧师喊：“嘿、嘿、哈、哈，西方文化去他妈的！”一位示威者说：“这门课不只是教种族主义的东西，简直是在教唆。”1988年，校方被迫取消这门课。
不只在斯坦福，几乎全美国的大学里人文课的教学都有类似情况。西北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格拉夫说：“我是一名左派人士。很想修订教学大纲，使它为社会改革出力。”如果不能全改，修改他自己的也行。弗吉尼亚大学颇有影响的哲学家罗迪表示：“美国文化中的新左派将把大学中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系当成政治改革的舞台。”60年代伯克利大学抗议活动的干将、现任亚利桑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克罗德尼自豪地说：“现在，我把我的学术研究看成是政治生涯的继续。”
斯坦福大学新设置的课程，就是由这种人教授的。学生们至少被授以一门非欧洲文化课；注意种族和性别的搭配；引进非白人、女性和欧洲以外的人如法农、赫斯顿、曼楚等人的作品，使他们和亚里士多德、尤里庇底斯以及莎士比亚平起平坐。新的课程名为“文化、思想与价值观”，有明显的相对和多元倾向。各种文化、阶级、性别或性方式都被赋予同等地位，说是为了使学生获得完整的知识。
文化的毁灭更深的迫害
这些课程的共性是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对文明的受害者的歌颂。以上面提到的曼楚为例。她是一名没有文化的危地马拉人。经她口述，法国巴黎的一位女权运动家为她写了一本自传。书中记录了她所受到的所谓种族主义迫害、性侵害和殖民主义迫害。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成员，她在自己已经受到迫害的国家中又进一步受到更深的迫害。德苏查认为，“她是左翼批判西方文明的喉舌。其重要意义在于，她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后来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同样，对西方文明巨匠的批判旨在使他们失去头上的光环。前面提到，密尔顿被说成是性变态者。对莎士比亚的名剧《暴风雨》的研究重点放在剧中如何表现新大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其他许多大学对类似作品的教学也进行了同样的曲解。在杜克大学，一位教授在布置作业时要学生“说明17世纪时妇女、劳动人民和少数民族受到的迫害”。
人文学教授常常自夸说他们所进行的工作是“颠覆性的”。他们这样说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把西方价值和标准从天上拉到地下，给它们贴上阶级的标签，抽去它们的客观性，从而使它们变得一无是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