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点点头，不安地看着周围。
“再晚一点，你就活不过来了。你到底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的呢？”
病人只是瞟了医生一眼，不肯开口。
“你记得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病人点点头。两只眼睛继续心神不定地转动着，病态地直眨巴。
“你的头伤得很厉害。最好要到大医院去拍X光片。”
“拍X光片？”
病人以惊讶的口吻问道。他用两只手捂着头，痛苦地皱起了脸。
“对，拍一次X光片吧，看看有无异常情况。”
“有异常情况怎么样？”
“得做脑手术。”
病人从床上下来，大声嚷道：
“不能做手术！”
“这样也许会有后遗症。”
“我不高兴做手术。”
说话的神情活像孩子。叫他躺在床上保持安静，他却要求结帐出院。病人十分慌张，好像背后有什么人在赶他似地忙活着，医生哭笑不得，既然病人说是要出院也无法可施。总务接过医药费，冷不防地问道：
“你是美国侨胞吧？”
瞬间病人的眼睛好像一亮。
“你怎么知道？”
“完全可以知道。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接受病人。如果病人是清醒的，那就是另一回事……”
总务的话还没说完，病人就瞪了他一眼：
“翻过我的口袋了？”
总务显出蔑视对方的表情回答说：
“没有办法。病人神志不清，要跟家属联系，怎么个联系法？结果只好看身分证。我们只看了身分证，其他东西连碰也没碰，所以你放心好了。”
“还有谁看了这张护照？”病人瞪着总务问道。
“院长和我看过。”
病人好像要说什么，又没吭声，霍地转身走出医院。
总务看着病人的背影，等到他的身影消失了，马上拿起话筒给警察局打电话。
“请给我找一找侦察科的姜民植先生。”
“还没有上班。”
总务请他转告姜民植，请姜民植一上班，就打个电话来，然后放下话筒。
一个头上缠满了绷带的男人走了进来，邮电局的女职员吓得支起身来。
“能打长途电话吗？”头上缠着绷带的顾客问。
“打到哪儿？”
“汉城。
“唔，行。”
顾客掏出一张五千元的纸币，要求全部换成一百元一枚的钱币。
“你打算把五千元都用掉？”
顾客只是默默地看着她。女职员觉得顾客的样子很可怕，不想再跟他多讲话，数了五十只一百元的硬币给他。
顾客把钱币装到一边的口袋里，然后朝自动电话亭走去。他先拿了几枚钱币投进去，然后按了号码。他是用左手按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罗莱克斯表，金光闪闪的。
“喂”
“是我。”顾客连忙说。
“怎么样了？”对方是女的，用平静的、但是很着急的腔调问道。
“失败了。”小伙子用压低了的声音说。
“失败了？没能把他干掉？”
“哎。看起来没那么容易。”
“傻瓜！我说过几次了，不能让他活着。让他活着是不行的。”
“知道。不过我反而差一点死在他手里。现在我的头伤得很厉害，刚在医院里看了急诊出来。医院说头部要拍片子，而且不住院不行。我觉得没法住，又跑了出来。这样下去会死的。你得帮帮我。”
“傻瓜！怎么这么不顶用！你怎么对我交代。”
“你得来一趟把我带走。现在我头上缠满了绷带，而且医院里的人看过我的身分证，好像是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看的，怎么办？”
“你不知道我不能动吗？”女的光了火。
“知道。不过，现在我一个人活动……”
“别说这种话。不管怎么样，都应当自己解决。我不能离开此地。今后我们不能一块儿走。警察的监视很严密。把看过你身分证的人一概干掉！”
“办不到。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而且现在我一点没力气。这样下去不知道会闯什么祸。”小伙子浑身颤抖，绝望地说。
他是情急求援，而对方却冷若冰霜。
“傻瓜！现在说死有什么用？叫我怎么办？我又不能分身！我在这儿动弹不得，一步也不能动！”
“别撒谎！你现在是嫌弃我、躲着我，想一个人逃走，对吗？”小伙子几乎是大嚷大叫。
“别说傻话！我在等你，快来吧！”
“来不了。钱丢了，也没有力气走路。千万请你救救我！”
小伙子用拳头捶着放电话的木头架子。坐在办公桌旁边看早报的女职员惊讶地看着他。尽管是密封的，电话亭里的喊叫声还是多少传了一些出来。
“我要死了。你不帮我一把，我就要死了！你尽量利用了我一通，现在装傻，叫我怎么办？还不如把我杀掉呢！叛徒！我不想死，决不死！你以为我会放过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去死吗？我绝对不死！”
电话已经挂断了，可他依旧在喊叫。外面的女职员不听也听见了，觉得非常紧张。他一出来，女职员就吓得站了起来，尽管想装着不知道，但脸上还是无法掩饰地显出警戒的神色。小伙子瞪了她一眼，踉踉跄跄地朝门口走去。女职员鼓起勇气开口说道：
“喂，你怎么样？”
时间还早，除了她，谁也没有上班。小伙子一愣，霍地转过身来瞪着她，把行将跌倒的身子靠在墙上。女职员又问了一遍：
“没关系吧？”
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切事都以《圣经》为基准来考虑决定，而且认为这是人生的最大喜悦。哪怕自己只有一点点钱，她也会拿出十分之一献给教会。但她也不是真正从心底里去爱某一个人，因为《圣经》里写着要受敌人，所以她也就去爱了。她是个二十九岁的乡下姑娘，属于大年龄的老姑娘，连没有结婚她也认为是上天的恩惠，所以全心全意地干工作。
在她看来，这个年轻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