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的桌子对他说，美国总统是个大混蛋！”以此看来，在下迁居美国有年，如果却不能对美国有所批评，未免对不起开国诸贤保护言论自由的苦心。
美国政治让我吃惊的第一个地方，是过度的爱国主义。我在观看民主党全国大会时，演讲者们对爱国情感的一再利用就着实让我惊讶不已，随后的共和党全国大会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来称美国，别人批评美国经济就是“悲观”，反对越战就是美奸，甚至反对增加军费的提案就是不爱护子弟兵。
美国人确实有很多可以为自己国家骄傲的理由，但问题在于，很多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不仅仅是我们所认为的“爱祖国、爱同胞”而已，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是指引人类文明前进的明灯，是拯救世界的警察，是审判世界的法官。很多人的心里，正如一部喜剧片里的总统候选人所说的：“愿上帝保佑美国，而非其他各国！”
在我看来，爱国主义如同天花，每个国家都应该出一次，不出的话则难以抵抗别国的传染，但出完之后，也就应该对它有免疫力了。爱国主义让欧洲的青年们兴高采烈地投入了世界大战，大战之后他们才醒悟过来，开始抛下国家之间的成见，相互联合起来共同发展。美国的发展历程实在太顺，他们现在如同1913年的德国那般自信，如同1839年的中国那般自大。由于没有经历过优势文明的入侵，美国人缺乏作为一个民族所应当拥有的谦虚。比如流行的好莱坞影片里，凡是入侵地球的外星人，一律都是军事原始社会的文明。他们不相信别人会有比自己更优越的地方，也不认为外面的世界还有任何值得关心之处。
这种“天朝心态”的爱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自爱爱人、自尊尊人，而是傲慢自大了。它又让美国经受不住任何挑战的刺激，一个“9。11”，立即激发出几乎歇斯底里的爱国情绪，任何逆耳之言都被方便地划为非友即敌。更糟糕的是，政客们显然深谙利用爱国主义这面大旗之道，知识分子还可以对过头的爱国主义提出批评，政客却只会推波助澜，调子唱得比普通民众还要高，因为这是他们可以用来向选民兜售自己的最有效的工具。
我觉得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弊端，候选人为了能当选，专门捡选民喜欢听的说。其他各种言论都有可能引发不同利益集团的争议，爱国主义却可以让全体选民都皆大欢喜。在人民普遍比较理智的国家里，这还不会导致严重后果，但当大部分美国人都自豪于他们的天朝大国时，以爱国主义为诉求，对外很容易变成霸权主义，对内很容易搞出个《爱国者法案》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公民权利。
我对美国政治不敢恭维的第二点，是他们对候选人个人品格的包装，有时甚至超出了对政策的讨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全国大会，都基本上开成了造神大会。两大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攻击，也有相当一部分火力集中在对手的人品上。共和党在这方面做得尤其成功。
我想这可能是由于各候选人的政纲都比较复杂，一般选民没空也没兴趣去仔细了解，因此除了几条“减税”、“反战”式的口号之外，很多兴趣就集中到候选人身上来了。所以，在这次大选中，我很喜欢那些草根政治活动，但高层的人和事，我则觉得更像一场大戏。双方卯了劲演出，争取自己的“票”房超过对手，全国大会开得像堂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辩论的娱乐效果也不在相声之下，电视里满是正面赞扬和负面攻击的广告，我觉得这与其叫选举，不如叫选秀。
我并非反对政治的庸俗化、商业化，我认为这些其实有助于使政治更加世俗化。我反对的是政客们在做一件世俗的事时，却安上一个崇高正义的理由，而全社会都对此不以为怪。当政府这个世俗机构要选举管理人员时，人们却仿佛在选举教堂的牧师。这是中世纪政教不分的心理残余。我认为我们应当让属于耶稣的归耶稣，属于恺撒的归恺撒，政府绝不可限制人民的信仰自由，人民也绝不能把政府看作我们的牧羊人。
在我看来，理想的政府应当是完全世俗化的政府，理想的选民也应当是完全世俗化的选民，对候选人的考量基本上是出于利益计算，而不应当被各种假大空的言辞所迷惑。
当然，选民手中的这一票属于她自己，她有权以任何标准来决定如何投票，包括候选人是否言辞中听、是否英俊、是否人品伟大。当选民认为人品是压倒一切的价值时，她用投票给看上去最诚实的候选人的方式，来捍卫这一价值观；或者如果她宁愿用选票来做戏票，看电视上斗猴，我也只能尊重她所作出的任何选择。
同时，我必须承认，我在参加草根政治活动，也曾多次陷于这种非理性情绪而不自知。假如我手头有这个选票，恐怕也会经常把理性扔到一边，凭感觉来投票，先过把瘾再说。这大概是人性使然吧，不能过于苛责，我想美国人民的政治智慧也绝对远在我之上。
大戏观后感（2）
我对美国政治最不满的一点，还是民主制度对个体的压迫。这种压迫体现在两方面。对于政治参与者来说，为了赢得选举，他们不可能单打独斗，必须组成联盟，而党派一旦形成，人就必须放弃部分自我。比如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克恩，必须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发言，违心地吹捧他曾经公开面斥为“无耻”的布什。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克里，为了赢得支持而说违心话，结果弄巧成拙，选票没有拉到，反倒落了个墙头草的名声。
我们这些草根层次的义工也会遇到这种冲突。比如我在为克里助选时，散发的传单上几乎毫无例外都有“反对工作外包”这一条，这违背我的自由市场信条，我只能跳过去不和选民说。就算是在我们自由党内，我仍然不同意很多观点，比如完全不干涉的外交政策。还好我这次基本没有为自由党助选，不然伊拉克问题肯定会被经常问起，我肯定也无法面不改色地说：“美国没有必要承担任何国际义务，体面地撤军就行了。”
人和人的观点总是不一样的，人们为了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愿望而组成政党，这本来无可厚非，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博弈手段。但任何组织，一旦形成，就会压迫成员的个性。组织的严密程度和个人的参与程度不同，其压迫程度也不同。西方政党是相对松散的组织，对一般的党员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但积极参与的义工或者高层操作的领袖，就必须放弃个人的部分主张甚至利益。
我比较喜欢佛门的一句话：“佛由自做，教由魔主”。《水浒传》里个性鲜明的英雄，上了梁山后就成了冲锋陷阵的符号；灵隐寺里道貌岸然的老僧，佛性又何尝能及游荡酒肆的济公之万一？诚然，集体行动是我们在社会上所必须采取的策略，但在我看来，“恶”已经潜伏其中。
从另一方面说，无论你是否积极参与政治，一旦你在选举中处于少数，就必须服从多数的意见。民主的本质就是多数将自己的意见加诸全体，包括持反对意见的少数。它毫无疑问是我们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在法律保护了少数派的基本权利不容侵犯后，已经比我们所试验过其他各种制度都要公平合理。然而，政府应当是属于所有成员的公器，在一场选举后，49％的人的意见得不到声张，要听从另外51％的人对100％的政府资源的安排，这显然是对少数的一种压迫。
比如在这次选举后，很多克里支持者无法接受失败，甚至有人为此自杀，对布什支持者的嘲笑、对共和党作弊的怀疑，不绝于耳。相比于共和党人的志得意满，民主党人的满腔怒火更让人心惊肉跳。目前，美国民众间的分裂不仅未见愈合的迹象，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在我看来，民主（democracy）当然胜过独裁（autocracy），但又比不上自主。我们的权利如同一个圈，外侧是公共事务，我们必须组织公共机构来解决，并通过民主方式来管理这个公共机构；圈的内侧是个人事务，由我们自己做主。公共事务的圈子越大，我们自己的圈子就越小。政府管的事情越少，我们才越能为自己做选择。
在大政府体制下，政府深深地介入我们的生活，掌控着我们的收入、规定着我们的权利、甚至还可以强制我们上战场。我们无法为自己做出选择，而必须听从政府的安排，这时政府的政策走向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选举是我们能唯一做出选择的机会，可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总有人会感到自己被胜者压迫，所以这次选举后会有那么多人反应过激。政治成为人们关注或参与的热门，并不是社会之福，而是给社会敲响的警钟。
所以我主张小政府。我相信个人有为自己做出选择的能力，也相信无数个人从自己利益出发所形成的合力，要远比少数官僚或专家所安排的政策能带来更大的幸福。政府保护好我们的安全就行了，其余事情让我们自己决定。
比小政府更好的是互相竞争的政府。目前政府垄断了公共事务，任何垄断必然带来劣质服务和贪污腐败，我们能够选择管理人员，却永远也不可能杜绝政治黑幕和钱权交易。只有当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政府时，自主才真正地上了一台阶。也许可以用保安公司来代替政府，使政客变为推销员，选民变为顾客，用商业合同来代替选举，让“政府”在市场上竞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人只能选择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
最后，我必须强调，美国政治复杂多元，我所批评的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与我立场相似的声音在美国舆论中也很多。或许我的这些不满，只是公报私仇，因为这三条的得利者都是布什阵营。至于民主制度，它如同科举制度，无论我们如何批评它，它肯定都比野蛮愚昧的门阀世袭制度好得多。我现在的言论，有些类似于“何不食肉糜”，很多读者可能更关心如何填饱肚子，米饭和面包到底哪个更适合我们的肠胃，对肉糜还觉得太遥远。不过我虽然自己也饿着肚子，无论米饭还是面包我都无限渴望，但我还是要说一句，其实米饭和面包都没有肉糜好吃。
后记（1）new
这本书记载了我参加美国草根政治活动的一些经历。在写这本书时，我所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最大程度地记录真实。本来，我对美国草根政治的观察就如同盲人摸象一般，绝不敢夸口面面俱到，只不过希望为读者的“兼听则明”多提供一个可听的渠道；如果我连真实都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那这本书就毫无意义了。
我并不缺少记录真实的决心，只是担心自己行文的习惯。在我看来，书写有两种方式：文言文和白话文。所谓“文言”，就是写文章用的语言，所谓“白话”，就是平时说话用的语言。与“五四”时期的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类似，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文章：用“规范的书面语言”写的，和用口头语言写的。这就是新的文言文和新的白话文。我们从小学习写作时，就是使用的新文言文，在报纸杂志上、甚至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也是这新文言文。
我对文言文本身并没有意见，相反，我热爱司马迁。在我看来，书写和口语本来就应该是不同的，书面语言应该比口语精练优美、张弛有节，对于汉语这门特殊的语言来说，最好还能富有形象上的美感。典型的例子就是诗。无论诗如何地脱离口语，我们都只能把她供奉在语言神殿的中央。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使用文言文无疑会给人一种“不说人话”的感觉。新文言文在初生时也曾朝气蓬勃，但它随后承载了太多其他东西，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迅速僵化成新的八股文。这使它更加面目可憎。
文言文通行于公共场合，白话文繁衍于私人空间，这本书是关于公共事务的政治题材，本应使用新文言文来写。但新文言文是一种斩钉截铁的文体，它的口气毋庸置疑，它的立场褒贬分明，这使我无法客观地叙述。新文言文又是一种基本僵化了的语言，我在这本书里要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希望能够在书中和读者对坐着聊天，而不是让读者在心里暗骂我装腔作势。
幸好，在我们周围，除了无处不在的新文言文外，我总还能找到其他语言来源。首先是我的家乡话，这是一样已经存在发展了几千年的语言，虽然不可避免地已经加入了许多新词汇，但那基本上是些“专有词”，语言本身的质地并没有遭到污染。其次是古典小说，尤其是《水浒传》那无与伦比的白描，使我从此不习惯感情过于强烈的文字。然后是港台小说，主要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让我看到了书面语言的其他可能。
从1995年开始，我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书写方式：网络语言。这是一种完全没有束缚、完全口语化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话语霸权”被打破，能够发表的不再只有文言文，无数和我一样的人在互联网上撒开了脚丫狂奔。正是在网络上，我第一次读到了王小波，也第一次听说了“语言狂欢”这个词。我必须感谢这些语言来源，让我可以使用彻底的白话文来写这本书。
除了语言问题外，要最大程度地记录真实，还有一个叙述的问题。显然，我无法使用任何叙述技巧，也不能采取任何预定立场。我只能做一个摄像机，把自己所看到听到的，尽量如实地录下来，转告给读者。我不能做一把剪刀，把所拍摄到的材料，按自己的意图重新剪辑；也不能做电脑特技，为了达到“美”的效果，就把画面随意加工或再创造。
所以，我采用几近于流水帐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宁可使内容显得有些乏味，也不愿把素材精心组织成具有强大感染力的故事，因为我相信，对材料的取舍侧重，已是对事实的伤害。平铺直叙虽然单调，却是传递真实的最好办法，比如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里，采用一种纯白描乃至沙化的语言风格，让读者完全失去了《在细雨中呼喊》的阅读快感，但那种不动声色的叙述却更直指人心。
我的另一个原则是，尽量使用中性的词汇来叙述，不论是在讲我支持的一方，还是我反对的一方。我相信纪实作品没有为读者做结论的权力，我所能做的只是陈述事实，结论还是要读者自己来下。当然，我不可避免地会经常提到自己的观点，那我总会加上“我认为”之类的按语，强调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并不一定就正确，更不敢把它们塞给读者。
也许会有一些读者不太习惯，因为从我的叙述，抵达一些现成的结论，有时只有一步之遥。对此，我愿意引用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后记里的一段话：“我知道，有很多理智健全、能够辨别善恶的人需要读小说，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至于浑浑噩噩、善恶不明的人需要读点什么，我还没有考虑过。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咱们国家里前一类读者够多了，可以有一种正经文学了；若说我们国家的全体成年人均处于天真未凿、善恶莫辨的状态，需要无时无刻的说教，这是我绝不敢相信的。”
于是，您打开本书所看到的，就是用大白话式的语言、平淡无奇的口气，所记下的一本关于美国草根政治的流水账。对于本书的乏味，我非常抱歉。不过，我所看到的美国草根政治也原本就是如此：质朴、自然、零乱、有时还自相矛盾。草根政治是人们争取自己利益的活动，它既不浪漫，也不丑恶，而是我们生活中平常的一部分。相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