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顺风顺水，赶到南京，下关码头下船，卢作孚在船上通过电报预先安排好的小车到码头来接，上车后，卢作孚只对司机说了一句：“国民政府行政院！”
到了行政院院长办公室门外，李果果与文静站下，望着卢作孚直奔院长办公室。
李果果说：“两艘专轮跑一趟，闹半天，还是奔这道衙门！”
院长办公室门开了，迎出的，是张群。
李果果问：“几时行政院长换了马？姓宋的换了姓张的？”
文静嗔道：“报上早登了！你啊。越来越不问国事。”
李果果憨憨地望着文静肚腹说：“我只问家事。”
文静把肚腹一捂，羞涩地冲李果果一笑。
张群说：“作孚兄，一路辛苦。”
卢作孚说：“岳军兄，我接到加急电报，就赶来了！”
文静忽然明白过来，“果果，快把那电报给我。”
文静再看电报落款：丘冖。“我懂了！”
李果果木呆呆地看着她一脸困惑。
蒙淑仪就更看不懂了。
文静说：“张群字岳军，这不就是岳军二字的上半截么？”
1946年，国民政府宣布张群接替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历时一年多之后，民生公司加拿大买船贷款获政府担保。
有一种说法：卢作孚命大。其人一生，总能在最需要最关键时遇上转机，化险为夷，绝处逢生。持此说法者举例论证——比如：辛亥革命后逃出成都在大足龙水湖被捕，居然在刑场前得大足士绅出手相救。又比如：上海回合川后，遭人诬陷，身陷死牢，又得合川民众联合相保。再比如：宜昌大撤退，需要四十天时间，那四十天内，近在咫尺的日本兵当真就没有直接打到宜昌而是扭头转向其他战场……
又有一种说法，说是前面这种说法不对：就说龙水湖被捕，若是面对军阀的鬼头刀，十九岁的卢作孚脸孔上露出一丝心慌恐惧心理神色，还会有大足士绅援手么？再说合川被诬，若是二十出头的卢作孚那一夜只会抓着铁窗喊天，还会有合川民众联合相救么？更不要说宜昌，若是卢作孚当断不断，不敢担当，如果卢作孚算错一个数，就是日本鬼子再“给”四十天，荒滩上的那十万吨铁，也将化作十万吨铁锈……于是这种说法认为：所谓天赐良机，就好比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这人绝不放弃生存希望，一直巴望着一个馅饼；其二，天上掉下这个馅饼时，这人一直在场，摊开双手便能接住。否则，馅饼落地，陷在泥里，也等于天上没掉。
种种说法，看人怎么说。怎么说怎么得法，要不，怎么叫“说法”？
获政府担保后不久，文静与李果果送卢作孚到机场。目送卢作孚所乘的飞机升空，文静咕哝道：“只带一块美金，出国他怎么办啊？”
李果果说：“他说，带再多也没用，出国后自有办法。”
这些日子，受到总经理情绪影响，文静也很开心，她掰着几根手指说：“能只带一块钱闯世界，回来时便拥有世界的人，这世界上能数出几个？”
李果果掰下文静竖起的一根手指，“能数出几个，我不晓得。我就晓得，我们小卢先生肯定是当中的一个。”
“你不是卢作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机场海关，一个华裔官员，用略带上海腔的汉语对卢作孚说。
“我不是卢作孚，是谁？”他对面，正要入境的卢作孚一愣。
“你是王开！”华裔官员望着手头的护照上卢作孚照片，照片依旧是当年去美国时穿民生服、留光头的卢作孚。
卢作孚顺势望护照，明白过来，一笑，“你是华人？”
华裔官员摇头一笑，礼貌，却不失公事公办的姿态，不答卢作孚的话。
卢作孚笑容不改又问：“上海人？”
华裔官员笑道：“拉老乡？国外不吃这一套。”
卢作孚依旧笑容可掬，“出来没几年？”
华裔官员反问：“问这个，有什么意思么？”
卢作孚道：“你乡音未改。上海有家老字号照相馆，王开照相馆。”
华裔官员再看照片，哑然失笑，原来照片上“王开”二字，印的是照相馆的字号。华裔官员是个称职的海关官员，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你虽然不是王开，但你还是不是卢作孚，卢作孚留的是光头。”
卢作孚说：“哦，我怕外国人把我当成和尚，留了发。入乡随俗嘛，你不也是？”
华裔官员再望卢作孚，大笑，让开了通道。只带一块美金的卢作孚一步踏上加拿大国国土。
1946年10月30日，卢作孚在蒙特利尔与加拿大3家银行正式签订借款协议。签字后，卢作孚一叹：“活生生拖了一年多，战后物价上涨，原本能造12艘轮船的借款，眼下只能造9艘了。”
卢作孚决定建造门字号江海客轮。合同规定其中6艘中型客轮于1947年夏秋交货，3艘大型客轮在1948年夏季交货。
在加拿大，卢作孚见到了民生公司派来学习造船开船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卢作孚的长子明贤。抗战打赢后，明贤从青年远征军回来，读完大学，即被父亲派往加拿大。明贤终于可以回到自己在大学本科学习的船舶机械专业。此后一生，他一直在民生公司从事这一本职工作。直到1966年，在重庆江北青草坝民生船厂，因抗战期间参加青年远征军而被戴上白底黑字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袖套，他仍始终没有离厂……
1946年8月28日，民众轮首航基隆，开辟上海到基隆航线，成为民生公司由江河驶入海洋第一船。
同年10月31日，民众轮由基隆首航天津，开辟北洋航线。
同年10月10日，梁漱溟赶到上海马思南路，与周恩来长谈，11日坐夜车返回南京，为和平奔走。上海到南京，路不远，夜发晨至。连日奔走，梁漱溟在车厢内睡着了。火车汽笛拉响，梁漱溟才醒。推开车窗一看，火车头喷出的热气与清晨火车站升腾的雾气交融成一团，汽笛刚停，梁漱溟便听得报童卖报声。隐隐听得“张家口”三个字，梁漱溟心头一紧。这正是这一年这一个月来，中国两党两军，所有关注中国的国人最关注的一处地方。9月下旬，周恩来刚通过马歇尔把一份紧急备忘录递到蒋介石手头，称：国民党军队倘不停止进攻张家口，就是中国和平的全面破裂。早在今春梁漱溟由延安返回北碚，蒋介石便已经让梁漱溟震惊，发起内战，撕毁了与毛泽东的协定。梁漱溟从车厢门的小铁梯上一脚刚踏上南京地皮，便叫来报童，读到了关于“张家口”的最新消息。守候半夜的众多记者涌向车厢门，将梁漱溟团团围住，纷纷抢先提问，问国共两党和谈有望否。梁漱溟盯着报纸，一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梁漱溟再也无可奉告。次日，中国各地的人们起床后，买到的各家报纸都登了这句话，一时间，梁漱溟的一句话成了国人的口头禅：“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梁漱溟去意已坚，他与老友卢作孚有一点共同的个性，说做就做，说去就去。同年11月6日，梁漱溟离开南京，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位，后来，甚至连盟员都辞去。国共和谈破裂后，梁漱溟便退回到老友卢作孚多年建设的北碚，在金刚坡的勉仁国立专科学院，即后来的勉仁文学院讲课，一面埋头撰写《中国文化要义》这一部“因战事、国事而时时辍笔未能及时写出的书”，“阐述我对老中国之认识”。
金刚坡在北碚城外，去北温泉公园半路上，再向上，便是缙云山。1948年底的一天，难得的晴天，斜阳将半坡染金，清风奏起满山松涛。梁漱溟没工夫去赏这山景，他忙着著述《中国文化要义》，而这勉仁学院的书斋，也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偏此时，门被敲响，一听便知不会是卢作孚，卢作孚敲门可不会这样急迫难耐。不消见面，梁漱溟便知来者是谁。果然，来访的是《大公报》记者王文彬，一个急国人之所急的难得的记者。
“蒋介石即将下野！”一进门，王文彬就说。
“换谁？”梁漱溟问道。
“蒋下李上。”见梁漱溟拂开书稿就问，王文彬赶紧答道。
“李宗仁上台主政？”尽管王文彬只说了两个人的姓，梁漱溟马上听懂。
“早知道，梁先生年轻时便是学界泰斗，可是，自年轻时起，就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者。人在金刚坡，对坡下时局变幻竟如此熟悉！”王文彬一叹。这也正是这两年来，他是新闻界跑梁漱溟家最勤的记者的原因。
“我人虽然穿往于课堂，静坐于书斋，但对打得热火朝天的内战，却仍然关注着。两年前那个春天，我跑延安去见毛泽东，问和平，问中国前途。谁知刚回来，蒋介石先生便吓了我一大跳。”
“发动内战。”
“万牛莫挽，气势汹汹，大有三月半年消灭共产党之势。但局面的发展，却事与愿违。国民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