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后，博勒给这些妇女寄了另外一份工作计划，向她们解释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她试图让她们做好准备，因为这一阶段将比其他任一阶段更具侵犯性。〃审判时，我们必须证明的一个问题是，在埃弗莱斯矿工作给你们的精神和感情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为了向法庭提供最有力的证据，我们将请像克莱尔·贝尔这样的心理专家检查你们的就医记录并与你们谈话，以形成一份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你们的专家意见。被告方也会请一位心理专家检查你们的就医记录、与你们谈论你们的感觉问题。〃最后，博勒说：〃我们将尽量保护你们的隐私。〃但即使是她也不能预见将来究竟会如何。
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一案的争论焦点已经由工厂是否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转为女矿工受到了何种程度的损害。1991年以来，《人权法案》第七条和明尼苏达州法律均规定性骚扰的受害者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联邦法律规定的最高赔偿数额是三十万美元，但明尼苏达州法律却没有做上述限制。因为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是同时根据州法和联邦法律提起的，因此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最高额的限制。
但问题不是她们可以主张多少赔偿额，而是可以证明什么，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是法律一直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如果损害还包括可以计算的物质损害，情况将有所不同：若两辆汽车追尾，则很容易计算对被追尾汽车的损害或修理费，这将取决于汽车或服务的市场价格；若被追尾的汽车司机在这次事故中断了一条腿，情况则稍微复杂些对人身损害的赔偿额相当于司机的医疗费及其误工期间的收入。
法律还允许司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数额比较不容易确定，现在对痛苦还没有精确的计算办法。但普通人都知道什么是痛苦，也曾亲身经历过，所以会对因摔断腿而引起的痛苦的〃价值〃有大致估算。
当仅存在情感或精神损害时，数额则更难计算。首先，律师必须证明存在着伤害。情感或精神伤害并不表现为失血、肿胀或骨折，也无法通过拍摄或照X光来取证。经验能判断身体损害之存在，却往往不能感觉到精神损害的存在。精神伤害只能通过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样的主观科学来诊断，而这些还不为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
其次，即使人们能证明精神或情感伤害的存在，也很难证明行为和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人们可以证明若不是因为车祸，腿就不会摔断；但要证明若不是因为车祸，这个人就不会沮丧、不会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不会紧张、妄想或失眠等就困难得多，因为他情绪低落也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如孩子生病、丈夫辱骂或父母过世等，他也可能多年前就受过很严重的外伤，精神只是在最近才受到伤害。
此外，即使能证明精神损害的存在，也能证明损害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还存在损害〃价值〃多少的问题正常的情绪、积极的心态及良好的睡眠的市场价是多少呢？
如果医学只能粗略回答上述问题，那么，受证据规则及法律职业者无情的怀疑态度阻碍的法律就更无从对之做出精确回答了。最后，赔偿的数额只能依赖〃专家〃的大概猜测，他们往往凭借稍微多一点的学术知识和能力说服其他〃专家〃及法官、陪审团。
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案目前就陷入这样的困境中。借助于她们的心理专家的证言，女矿工们将试图证明：在恶意的环境中工作使她们受到了可以计算的精神或情感伤害。〃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则试图证明：在矿上工作并未对女矿工们造成情感伤害，如果她们真的精神或情感失常，那一定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在这一论证过程中，妇女们将受到更大的伤害。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三章 噩梦的开始（3）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要挖掘妇女的过去，这很令人讨厌，但若这样还不能赢案子，那无疑是太玩忽职守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各种残忍程度不一的事情，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麦克纳尔蒂和凯尔是怎样允许公司破坏女矿工们的名声，而〃斯普伦格尔＆兰〃又是怎样成功地保护客户免受不必要的伤害。
〃斯普伦格尔＆兰〃很快就发现〃费格尔＆本森〃是多么急于挖掘女矿工们的私生活。一月中旬，公司给每位要求赔偿者送来一份被称为〃讯问〃的问题清单。第一个问题是每位妇女的曾用名。第二个问题是：〃列出在任何时候、出于任何原因，曾为你做过检查或治疗的每位内科医生、精神病医生、心理医生、顾问、临床医生、按摩师、整骨医士、身体治疗专家、职业康复顾问、医院、诊所等其他健康服务人员或机构的名字、地址，并列出做检查或接受治疗的日期及形式。〃〃费格尔＆本森〃还详细询问了每位妇女的背景、童年、社会关系、婚姻及孩子等问题。
〃斯普伦格尔＆兰〃把这些问题挡了回去。律所只提供女矿工们受雇于埃弗莱斯矿期间接触的健康服务机构的名字及去这些地方的原因。他们辩称对方的询问范围过于广泛、给女矿工们的压力过大，而且不太可能被当作证据，他们也谈到〃集团一方不能回忆起她们见过的每一位医生及健康顾问。
即使是将时间限定于受雇期间，女矿工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还是打印了十六页之多，其范围包括普通的疼痛、怀孕、分娩、堕胎、洗牙、胃部的毛病、抑郁、婚姻咨询、僵住症检查、关节炎、疣、焦虑、眼部检查及足部问题。
1994年2月15日，麦克纳尔蒂召集双方开会确定调查和开庭日程，开庭日期被定为1994年11月1日。他还命令所有调查质询、采集证人证言、复印医疗记录及不健康心理测试必须于六个月内完成，其截止日期为8月15日，这确实太苛刻了。
麦克纳尔蒂还拐弯抹角地解决了医疗记录问题。由于〃斯普伦格尔兰〃不同意〃费格尔＆本森〃提出的请女矿工们提供她们自出生以来的医疗记录的要求，后者则请麦克纳尔蒂命令女矿工们签署授权书，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从其医疗记录的提供者那里拿到记录。
麦克纳尔蒂认为他无权强迫女矿工们签署授权书，但他却说在关涉到情感伤害的案件中，〃很显然〃，〃广泛的调查〃是必要的，他鼓励但不命令〃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提供上述记录。
提交上述记录的最后期限2月28日，但那天，斯图默没收到这些记录，于是她就给女矿工们提到的健康医疗中心、甚至还给女矿工们并没有提到的矿山其他健康医疗机构发了传票，广泛收集原告的医疗和精神健康记录。她给了医生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准备。
斯图默直接发放传票让〃斯普伦格尔＆兰〃很恼火。首先，他们不认为被告有权利获得原告自出生时起的医疗记录；其次，即使他们可以那到这些记录，斯普伦格尔也希望记录能直接寄给他们，以便他们先行审查，给它们标上〃机密〃，如果必要，他们也会拒绝提供某些记录。他们还想和客户一起翻阅这些记录，以便对这些历史有更深切的了解。〃我们希望妇女们能审查每一份记录，这样在诉讼过程中，她们可以不公开那些她们想保密的东西，并能掌握主动，〃博勒后来说。
根据保护病人隐私的原则，医疗服务机构也不认为他们不经每位病人的授权就可以把记录交给〃费格尔＆本森〃。同时，〃斯普伦格尔＆兰〃对斯图默的传票提出反对，其根据是奥格勒比·诺顿没有权利得到女矿工们自出生时始的医疗记录。
作为回击，〃费格尔＆本森〃向仍然在负责案件的凯尔提交申请，请求他命令各诊所遵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