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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的听证会举行期间，洛伊斯和其他四百五十名矿工刚好被暂时解雇占埃弗莱斯矿矿工总数的一半六个月。对她来说，裁员可以〃挽救优雅。〃这段期间，洛伊斯得到的失业救助虽仅够日常开支，但却使洛伊斯得以摆脱使她的工作成为恶梦的谣言和指控，而得到暂时的休息。和其他三千万美国人一样，洛伊斯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地坐了三整天，她宁肯叫外卖的比萨饼也不愿错过一秒钟。她在各频道之间搜索，寻找最中立的评论员。有时，她会兴奋得坐不住，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还不时回头和电视机对话。休息时，洛伊斯打电话给帕特、米歇尔和她的医生克莱尔·贝尔，和她们交流看法。
在看着希尔回答十四个白人男议员的问题时，洛伊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和洛伊斯一样，希尔也羞于描述上司克拉伦斯·托马斯对她赤裸裸的性诱惑〃科尔〃罐头上的毛发，以及托马斯夸张的描述他阴茎的尺寸。和洛伊斯一样，希尔的性格和可信度也成了问题：在一个保守的、信奉基督教的乡村社区长大的希尔整洁而得体；和洛伊斯一样，她很容易被与性有关的谈话冒犯；严重的压力使希尔得了胃病并因此而住院，自从与吉恩·斯卡亚的事发生之后，洛伊斯也得了胃溃疡。
〃她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与我有关，〃洛伊斯说，〃我完全相信她，她的眼睛说明了一切。托马斯一点也不诚实，这一点也能从他的眼睛中看出来。他的恼怒和身体语言也是我所熟悉的。〃
那些议员也使洛伊斯对埃弗莱斯矿的管理人员有了更深的了解。洛伊斯很熟悉他们对性骚扰或〃性骚扰这个东西〃就像艾伦·辛普森议员所抱怨的那样的无知和漠视，同时也感到毛骨悚然。洛伊斯同样熟悉的还有这位议员诽谤希尔的热情辛普森提醒说：〃我能找到各种人到这里来证明她不是什么好人〃。辛普森拿出夹克衫胸袋里的纸说：〃我已经收到传真，她以前的法学教授、认识她的人、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人都说：'提防那个女人'。〃
安妮塔·希尔的生活遭遇简直就是洛伊斯的翻版，惟一的区别是它是在电视的黄金时段播出的。感谢希尔，全国人民在不经意间上了一堂关于本来非常晦涩难懂的词性骚扰的课。〃人们对性骚扰的理解在一夜之间向前迈进一大步，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爱德华·肯尼迪在上议院里说，〃那些冒犯女性的行为再也不能轻易逃脱。〃
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一位妇女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到安妮塔·希尔一直保持镇静并一直相信被告必定会承担法律责任时，黛安·霍奇感到自己的良心受到了谴责，同时也觉得耻辱。如果这个女人能以名誉和舒适、默默无闻的生活为代价，勇敢地站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人面前，〃如果她能这样做，〃黛安想，〃我也能。〃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1）
1991年12月16日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是关于性恶意的工作环境的第一起集团诉讼案，罗森鲍姆的裁决是“斯普伦格尔＆兰”所赢得的一次巨大的胜利，他的意见成为全国一个重要的先例。它第一次确定，公司应该因恶意的工作环境的存在向所有雇员，而不仅仅是向某个雇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法庭没有签发要求公司制定性骚扰政策的禁令；无论原因是什么，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再一次准备战斗了。
沿着中央处理室和颗粒工厂之间长长的用水泥砖
砌起来的走廊走过去是一扇玻璃门，再往里去是一些小房间，这就是工厂的图书馆。在最前面的一间大屋子里，一些灰绿色的铝架钉满了一面墙。中间那个屋子的中央，是用来测量铁燧岩在各个阶段的纯度的试管、塑料盆以及两个水槽，这间实验室相当于指挥中心。埃弗莱斯的女矿工们都喜欢在这里工作———这是矿上最干净、最安静的活。在帕特不能上班之前，她在那里工作了十二年，而洛伊斯也在年初时得到了这份工作。1991年12月16日，她正在上下午班，这时帕特打电话来告诉她一些消息。
“集团诉讼资格被通过了！”帕特在电话里大叫，“集团诉讼资格被通过了，我们赢了！”洛伊斯的心紧张得快要跳出来了。“我们得到禁令了吗？”她问，她记得律师们曾说罗森鲍姆有可能在书面裁决中签发禁令。“哦，禁令，”帕特说，“我忘记问了。”
帕特太激动了，琼·博勒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罗森鲍姆裁决的第二部分，她就挂断了电话。帕特对洛伊斯说她先问一下博勒，然后马上给她回电话。
洛伊斯就在电话旁等着。她一直认为集团诉讼资格会被批准，但她还希望法庭能签发要求公司制定性骚扰政策的禁令——她认为这是能改变埃弗莱斯矿状况的惟一途径，也是能保护她免遭进一步的性骚扰和报复的惟一途径。
对洛伊斯来说，等待罗森鲍姆裁决的这六个月漫长无比。当罗森鲍姆说如果她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给他打电话时，洛伊斯觉得罗森鲍姆非常真诚。因此，当她发现公司的布告栏上她的工作时间表被弄得破烂不堪时，她给博勒打了电话。“这事值得给罗森鲍姆打电话吗？”博勒很平静地建议洛伊斯回去工作。又有一次，当洛伊斯在仓库的工作被人莫名其妙地剔除后，洛伊斯又给博勒打了电话。“我们给他打电话吗？”她问。
“洛伊斯总是处于戒备状态，”斯普伦格尔后来说。她把上班时听到的所有谈话都记下来，然后寄给律师；她也把当地报纸上关于矿井和铁矿工业的文章剪下来，寄给律师；平均每个星期，她都会给律师写一些或长或短的信。频繁的联系使博勒和斯普伦格尔渐渐地对洛伊斯的事情不再那么关心了。
现在，洛伊斯每隔一星期就去见克莱尔·贝尔，她看狄巴克·乔布拉的录像，听轻音乐，练习深呼吸，读自我缓解压力的书。她对贝尔说她想辞职，却总不能迈出最后一步———在与公司的斗争中，她付出的太多了，太固执。“洛伊斯认为她若辞职，那他们就赢了。”贝尔试图帮助洛伊斯，但矿上持续不断的压力使贝尔保护洛伊斯心理健康的工作变得尢为艰难。
“我的感觉就像是用一把茶匙在大风雪中铲雪，”她说。
1991年10月底，当洛伊斯在被裁员六个星期后重新回去工作时，她的压力突然加剧。她患了妄想症，而胃溃疡也更厉害了。她经常做恶梦，经常梦到史蒂夫·波弗罗兹尼克。乔·比约格刚从明尼阿波利斯搬到墨西哥，在那里与他的兄弟合伙经营一个生意。他带着洛伊斯飞到圣路卡斯休假，并与她每周通三次电话，但他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使他们逐渐疏远。正当她准备回去工作时，埃弗莱斯矿宣布其净收入降低百分之七十二点四。当时，矿上和矿山的酒吧里谈话的主题就是另外一轮的裁员，甚或关闭矿厂。钢铁工业衰落的每一个坏消息都使洛伊斯觉得自己越来越脆弱。电话铃又响了，帕特不再那么兴奋。“我们没有得到，他没给我们禁令。”
这个消息使洛伊斯的胸口觉得憋闷，她几乎不能呼吸。洛伊斯坐在桌子旁边的一条长凳上，把头埋在手里开始大哭。“当时我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经历了龙卷风或飓风之后，”她说，“你很高兴你还活着，但房子没有了，猫也死了。”对洛伊斯来说，没有法律保护的胜利是最糟糕的。“我需要听到‘禁令’，这样我就能跪下说谢谢你，”洛伊斯说，“实际上，根据书面裁决，我们获得了集团诉讼资格，每个人都知道谁参加了诉讼，但我们却得不到任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