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村卫生所的医师是位原住民，大家都叫他“蕃仔医生”，爸爸因为留日的原因，对医护人员一直恭敬有加，像士兵面对将军一般，并脚、鞠躬、弯腰，谦恭地候立一旁等待医生的诊治及指示。因为我的病，我结识了这位亲切用心的“蕃仔医生”，结下了几十年的医病缘。我尚有印象，他先用酒精棉擦拭全身帮助我退烧，又吊点滴、打针，处理完后爸爸再背我回家时，天已经黑了。外祖母、妈妈、大姐、大哥、二姐，都焦急地等在家门口，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病情。妈妈伸手接过我，爸爸伸直了腰，活动一下手脚，缓缓地说：“医生说可能是感冒，明天烧若未退，就要再带去卫生所，应该没什么事！”
果然，到了晚上我的烧退了，食欲也变得特别好，一连吃了两碗稀饭，饭后还吵着要玩捡红点。爸、妈看我好多了，也稍稍放心了一点，就要大姐、大哥、二姐陪我玩一会儿，全家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那天夜里，妈妈似乎一夜都没有睡，时时注意着我有没有再发烧，在大家小心翼翼的照顾下，我度过了平安的一夜。只不过好景不长，第二天一早，外祖母要去工作前，顺手摸了摸我的头，觉得好像又烧起来了，便立刻去叫还在睡觉的爸爸。爸爸一听赶紧爬了起来，用温度计一量，“三十八度半！”立刻拿医生开的退烧药给我吃。
一看到我又烧了起来，妈妈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紧绷起来，急着问爸爸：“要再带他下山去看医生吗？”
爸爸也不知该怎么办，叹了口气，说：“先把药吃下去，再看看，不行再送下山看医生！”
还好，吃了药以后，烧又退了，下午我又有说有笑，但还不到傍晚，可能是退烧药的药效退了，我又开始发烧。这次爸爸觉得不能再拖，便要妈妈准备背巾，准备再背我下山去看医生。妈妈不忍心爸爸一个人辛苦地背我下山，要和爸爸一起轮流背我下山，本来爸爸不放心把外祖母和小孩单独留在家里，不要妈妈跟去，但妈妈坚持一定要跟，家里便交代给外祖母和二姐，不足三岁的大妹乖巧，不吵不闹，爸、妈便顶着寒风细雨背我下山去看病。
天黑了，气温也跟着下降，我伏在爸爸身上，虽然身上盖着小被子，仍直打寒战，而爸爸没走多远，就汗流浃背。妈妈提议换人背，爸爸坚持背到山岭要下坡时再换手。一路上爸、妈都没有说话，但当爸爸发现跟在身后的妈妈频频拭泪，便回头安慰她，要她放心，这时，妈妈再也忍不住地放声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喃喃地念着：“这个乞食子，怀孕时被我又摔又跌都没流产，坐月子也没坐、牛奶也没喝到，只吃稀饭……”
爸爸想安慰妈妈，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保持着沉默。
爸爸背着我正好走到分水岭，他停下来，妈妈就伸手来把我接过去，爸爸的背热烘烘的，趴在妈妈背上，我又一阵寒战，头和体内像是火在烧，身体像又泡在寒冰里。天黑的山路，细细的寒雨斜打着，每次在夜里走这段路，我都会恐惧颤抖，可是现在，我却有种幸福和安全的感觉。
爸爸、妈妈都在我身边，如此亲近，我深深地感受到爱的暖流，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想，即使现在我死掉了，我也绝不会遗憾。
漫漫的山路，风雨飘洒的山林，我半眯着眼睛，看着被半透明雨布遮掩的世界，心突然亮了起来，世界突然宁静了！
爱是心灵激烈的颤动，也是宁静的一刻，只有心跳……怦、怦的撞击声，是爸爸的，妈妈的，我的……
看见自己
每个孩子都曾拥有过父母所有的爱，但不知为什么只有生病的时候，才容易有深刻的感动，相信每个人都曾经深深地被爱过，只是我们期待得太多，漠视了这一切！
在生命的找寻历程，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那么努力，真正渴望得到的又是什么？我们遇见过它，经历过它，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已经经历过、拥有过，那就是“爱”！
活着，真好！
除了四处看医生，草药、偏方、拜神、收惊、安公妈神位、改大门、移床位，所有能做的、能试的，爸、妈都做了、试了，但我的病，却并没因爸、妈的努力而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爸、妈都慌了！
这段期间我几乎都披着外祖母最珍贵的呢子大衣，大衣口袋里塞满了各式护符，但我的发烧病情仍然时好时坏，有时还会像中邪般地惊恐吼叫。在我的印象里，我只要一睁开眼睛，就会看见一位红着脸，长得很高壮的人，穿一身绿蟒袍，手持大刀，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我就会大声地哭叫：“红面仔！红面仔又来了！”
山间一个神坛师父，告诉爸、妈，要带我到三峡恩主公庙，求关圣帝君帮忙，然而我的病愈来愈严重，清醒的时候愈来愈少，手脚常抽搐，牙关紧咬不放，根本无法出门。心疼我的外祖母只好代我去三峡恩主公庙祈神，并许愿只要我好起来，一定会亲自来还愿，甚至还求了护身符及香灰回来，但我的病情却愈来愈恶化。
能拜的神都拜了，能求的符都求了，各种草药、偏方也都吃了，面对我毫无起色的病情，爸、妈真的慌了手脚，最后决定带我去大医院试试。我们从小村到镇，最后换了几趟车，到了中坜、桃园，当时桃园地区最大的一间医院是“圣保禄医院”，挂了急诊，等了许久才轮到。急诊室里都是焦急的父母带着发烧的孩子在求诊，医生也都忙翻了，好不容易轮到我看诊，医生见我四肢抽搐、眼睛翻白，便告诉爸、妈，我很可能得的是当时正在流行的“日本脑膜炎”！要爸、妈立刻带我转诊台大医院。
根据爸爸事后的描述，到了台大医院以后，医生先为我退烧并做了一些初步的诊断与处理，足足等了三天，才被送进病房。正如圣保禄医生的诊断，我得的是脑膜炎，台大的医生说，因为我的病情被延误得太久，即使有幸救活了，也很可能会成为植物人或是重度智障，要爸、妈的心理有所准备。
当时对国语不熟的妈妈，根本弄不清楚什么是“植物人”，就用台语大声地对医生说：“是人，不管什么人都不要紧，不要是鬼就好了！”
由于家里还有老人和小孩要照顾，爸爸便要妈妈先回家，自己则找来矿场的至交好友水源叔一起轮流看护我。每天，除了吃药就是打针，折腾了一星期以后，我终于醒来，不过，醒来的我不但不会讲话，连爸爸都不认识，而且醒来不久，眼睛就翻白着又沉沉地昏睡过去。爸爸看到这种状况，更是焦急，不过医生一再地告诉爸爸，我的情况已比预期乐观，神经知觉尚都完好，只是意识不清而已，爸爸才放下心来。
当时没有电话，当然也不可能寄信，因此我清醒了的消息是水源叔坐了三四个小时的车，回家告诉外祖母和妈妈的。水源叔后来告诉我，妈妈一听说我醒了，热泪盈眶地跪地拜神。后来我常想，我的命或许是我妈求神求来的吧！
在台大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不知做了多少检查，抽过多少次脊髓液化验，才得以出院。在我出院时，医生告诉爸爸：“这个孩子能活就好，不要期待他学什么，而且最多也只能活三年！”因为医师认为延误了救治的关键时间，脑部分因发炎化脓坏死，也许会一辈子不会讲话，或不会自理生活，甚至于大小便都要人照顾，读书、上学就不用急，看情况再说！
但我看起来很好，眼睛看得见、嘴巴会吃、手脚会灵活地动；大小便原会失禁，后来也会控制，回到家，家人也慢慢都认出来了，又过了没多久，也会说一些简单的话了，爸、妈根本不认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一开始他们都能包容我喊错人或讲不出物品名称，像二姐，她根本不管我认不得她，只要我发出声音，不管是“煮”或“节”，她都认为我在喊她；外祖母也一样，不分我喊的“妈”是在叫她还是在叫妈妈，我只要说：“妈！”她就感动地抱着我哭，她哭，我也跟着嚎啕大哭，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哭。
关于我生病前后的记忆，都是爸、妈、二姐转述的，那段时间的我没有记忆，也无法思考，更别说有什么情绪了，整个人就像是中空了一样，每天只会哭。我一哭，爸、妈、外祖母，甚至全家人就会紧张起来，不是哄我吃就是哄我睡，再不然就是带我去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