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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1 / 2)

>三民村卫生所的医师是位原住民,大家都叫他“蕃仔医生”,爸爸因为留日的原因,对医护人员一直恭敬有加,像士兵面对将军一般,并脚、鞠躬、弯腰,谦恭地候立一旁等待医生的诊治及指示。因为我的病,我结识了这位亲切用心的“蕃仔医生”,结下了几十年的医病缘。我尚有印象,他先用酒精棉擦拭全身帮助我退烧,又吊点滴、打针,处理完后爸爸再背我回家时,天已经黑了。外祖母、妈妈、大姐、大哥、二姐,都焦急地等在家门口,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病情。妈妈伸手接过我,爸爸伸直了腰,活动一下手脚,缓缓地说:“医生说可能是感冒,明天烧若未退,就要再带去卫生所,应该没什么事!”

果然,到了晚上我的烧退了,食欲也变得特别好,一连吃了两碗稀饭,饭后还吵着要玩捡红点。爸、妈看我好多了,也稍稍放心了一点,就要大姐、大哥、二姐陪我玩一会儿,全家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那天夜里,妈妈似乎一夜都没有睡,时时注意着我有没有再发烧,在大家小心翼翼的照顾下,我度过了平安的一夜。只不过好景不长,第二天一早,外祖母要去工作前,顺手摸了摸我的头,觉得好像又烧起来了,便立刻去叫还在睡觉的爸爸。爸爸一听赶紧爬了起来,用温度计一量,“三十八度半!”立刻拿医生开的退烧药给我吃。

一看到我又烧了起来,妈妈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紧绷起来,急着问爸爸:“要再带他下山去看医生吗?”

爸爸也不知该怎么办,叹了口气,说:“先把药吃下去,再看看,不行再送下山看医生!”

还好,吃了药以后,烧又退了,下午我又有说有笑,但还不到傍晚,可能是退烧药的药效退了,我又开始发烧。这次爸爸觉得不能再拖,便要妈妈准备背巾,准备再背我下山去看医生。妈妈不忍心爸爸一个人辛苦地背我下山,要和爸爸一起轮流背我下山,本来爸爸不放心把外祖母和小孩单独留在家里,不要妈妈跟去,但妈妈坚持一定要跟,家里便交代给外祖母和二姐,不足三岁的大妹乖巧,不吵不闹,爸、妈便顶着寒风细雨背我下山去看病。

天黑了,气温也跟着下降,我伏在爸爸身上,虽然身上盖着小被子,仍直打寒战,而爸爸没走多远,就汗流浃背。妈妈提议换人背,爸爸坚持背到山岭要下坡时再换手。一路上爸、妈都没有说话,但当爸爸发现跟在身后的妈妈频频拭泪,便回头安慰她,要她放心,这时,妈妈再也忍不住地放声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喃喃地念着:“这个乞食子,怀孕时被我又摔又跌都没流产,坐月子也没坐、牛奶也没喝到,只吃稀饭……”

爸爸想安慰妈妈,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保持着沉默。

爸爸背着我正好走到分水岭,他停下来,妈妈就伸手来把我接过去,爸爸的背热烘烘的,趴在妈妈背上,我又一阵寒战,头和体内像是火在烧,身体像又泡在寒冰里。天黑的山路,细细的寒雨斜打着,每次在夜里走这段路,我都会恐惧颤抖,可是现在,我却有种幸福和安全的感觉。

爸爸、妈妈都在我身边,如此亲近,我深深地感受到爱的暖流,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想,即使现在我死掉了,我也绝不会遗憾。

漫漫的山路,风雨飘洒的山林,我半眯着眼睛,看着被半透明雨布遮掩的世界,心突然亮了起来,世界突然宁静了!

爱是心灵激烈的颤动,也是宁静的一刻,只有心跳……怦、怦的撞击声,是爸爸的,妈妈的,我的……

看见自己

每个孩子都曾拥有过父母所有的爱,但不知为什么只有生病的时候,才容易有深刻的感动,相信每个人都曾经深深地被爱过,只是我们期待得太多,漠视了这一切!

在生命的找寻历程,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那么努力,真正渴望得到的又是什么?我们遇见过它,经历过它,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已经经历过、拥有过,那就是“爱”!

活着,真好!

除了四处看医生,草药、偏方、拜神、收惊、安公妈神位、改大门、移床位,所有能做的、能试的,爸、妈都做了、试了,但我的病,却并没因爸、妈的努力而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爸、妈都慌了!

这段期间我几乎都披着外祖母最珍贵的呢子大衣,大衣口袋里塞满了各式护符,但我的发烧病情仍然时好时坏,有时还会像中邪般地惊恐吼叫。在我的印象里,我只要一睁开眼睛,就会看见一位红着脸,长得很高壮的人,穿一身绿蟒袍,手持大刀,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我就会大声地哭叫:“红面仔!红面仔又来了!”

山间一个神坛师父,告诉爸、妈,要带我到三峡恩主公庙,求关圣帝君帮忙,然而我的病愈来愈严重,清醒的时候愈来愈少,手脚常抽搐,牙关紧咬不放,根本无法出门。心疼我的外祖母只好代我去三峡恩主公庙祈神,并许愿只要我好起来,一定会亲自来还愿,甚至还求了护身符及香灰回来,但我的病情却愈来愈恶化。

能拜的神都拜了,能求的符都求了,各种草药、偏方也都吃了,面对我毫无起色的病情,爸、妈真的慌了手脚,最后决定带我去大医院试试。我们从小村到镇,最后换了几趟车,到了中坜、桃园,当时桃园地区最大的一间医院是“圣保禄医院”,挂了急诊,等了许久才轮到。急诊室里都是焦急的父母带着发烧的孩子在求诊,医生也都忙翻了,好不容易轮到我看诊,医生见我四肢抽搐、眼睛翻白,便告诉爸、妈,我很可能得的是当时正在流行的“日本脑膜炎”!要爸、妈立刻带我转诊台大医院。

根据爸爸事后的描述,到了台大医院以后,医生先为我退烧并做了一些初步的诊断与处理,足足等了三天,才被送进病房。正如圣保禄医生的诊断,我得的是脑膜炎,台大的医生说,因为我的病情被延误得太久,即使有幸救活了,也很可能会成为植物人或是重度智障,要爸、妈的心理有所准备。

当时对国语不熟的妈妈,根本弄不清楚什么是“植物人”,就用台语大声地对医生说:“是人,不管什么人都不要紧,不要是鬼就好了!”

由于家里还有老人和小孩要照顾,爸爸便要妈妈先回家,自己则找来矿场的至交好友水源叔一起轮流看护我。每天,除了吃药就是打针,折腾了一星期以后,我终于醒来,不过,醒来的我不但不会讲话,连爸爸都不认识,而且醒来不久,眼睛就翻白着又沉沉地昏睡过去。爸爸看到这种状况,更是焦急,不过医生一再地告诉爸爸,我的情况已比预期乐观,神经知觉尚都完好,只是意识不清而已,爸爸才放下心来。

当时没有电话,当然也不可能寄信,因此我清醒了的消息是水源叔坐了三四个小时的车,回家告诉外祖母和妈妈的。水源叔后来告诉我,妈妈一听说我醒了,热泪盈眶地跪地拜神。后来我常想,我的命或许是我妈求神求来的吧!

在台大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不知做了多少检查,抽过多少次脊髓液化验,才得以出院。在我出院时,医生告诉爸爸:“这个孩子能活就好,不要期待他学什么,而且最多也只能活三年!”因为医师认为延误了救治的关键时间,脑部分因发炎化脓坏死,也许会一辈子不会讲话,或不会自理生活,甚至于大小便都要人照顾,读书、上学就不用急,看情况再说!

但我看起来很好,眼睛看得见、嘴巴会吃、手脚会灵活地动;大小便原会失禁,后来也会控制,回到家,家人也慢慢都认出来了,又过了没多久,也会说一些简单的话了,爸、妈根本不认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一开始他们都能包容我喊错人或讲不出物品名称,像二姐,她根本不管我认不得她,只要我发出声音,不管是“煮”或“节”,她都认为我在喊她;外祖母也一样,不分我喊的“妈”是在叫她还是在叫妈妈,我只要说:“妈!”她就感动地抱着我哭,她哭,我也跟着嚎啕大哭,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哭。

关于我生病前后的记忆,都是爸、妈、二姐转述的,那段时间的我没有记忆,也无法思考,更别说有什么情绪了,整个人就像是中空了一样,每天只会哭。我一哭,爸、妈、外祖母,甚至全家人就会紧张起来,不是哄我吃就是哄我睡,再不然就是带我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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