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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渊现在考虑如何治理台湾。
想了很久，还是决定一步到位，派人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然后设置一个省，置台湾巡抚。至于上面的管理方式则是做了一些变通，不按照大明王朝固有的方法管理。
朱常渊的想法是，直接就在台湾本土施行土地革新政策，将台湾地区所有的土地丈量一遍，按照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至于本土的那些贵族，则是全部打到，按照太祖爷爷的方法，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斗地主。
然后，名义上土地是国家所有，租给农民耕种，当然了，土地的所有权一旦落入到国家手中，个人也就失去了买卖土地的特权。
这样，土地兼并现象将不复存在。
想法是好的，但是朱常渊也知道，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首先就要面对无数台湾本土的固有地主势力，一般人还真不一定能支撑下来。
本来想把自己的便宜妹夫吴伟业放任台湾巡抚，可是思前想后，觉得吴伟业不过是一介文人，而且也太过年轻，不一定能够担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
最终，他的目光放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洪承畴。
这货不但以前就干过巡抚，而且还带过兵，是个名副其实的人才。最为关键的是，这洪承畴没有读书人的酸腐，做事雷厉风行，手腕也够狠！
换句话说，洪承畴其实是个狠人，虽然当年在辽东栽了跟头，但那是多重原因造成的。
而狠人正适合干这种得罪人的活。
朱常渊亲自将自己这位老下属喊到宫里来作任命前的试探和谈话。
洪承畴是比较郁闷的人，之前带兵巡抚陕西，后来督师蓟辽，再后来兵败被满清擒获，再后来又投降了朱常渊。
朱常渊对他还算宽厚，不但没有责怪还委以重任，可是最近他却有种深深的危机感。身边的人，一个个高升。
严宏和朱常宁是朱常渊的老下属不错，在他登基之后混个尚书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刘为民这货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在日月岛只是个谦和的医务主任，一下子变成了医疗部的侍郎，而李保和原本只是保和堂的院长，现在竟然让人发指的晋升为了尚书。
还有罗汝才那个莽夫二货，竟然混了个王号！额，虽然他的王号还没实现，但也遥遥在望了啊。
可自己，以前手握四十万大军，更是率领五万步卒投降朱常渊的功臣，现在还是没有捞到半分好处。
洪承畴安能不郁闷？
但是郁闷归郁闷，碰到了这么一个千年不出一个的主子，他连说郁闷的胆子都没有。
今天，洪承畴的心有些起伏，因为皇帝召见他了，而且，凭借着他的聪明才智和人脉关系，也很快得知自己即将赴任台湾巡抚。
官虽然和他崇祯年间的不相上下，可这也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干得好，他相信升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而，当他面见朱常渊的时候，却被朱常渊抛出来的这一大套治理理论吓尿了。对，确实是吓尿了，因为聪明如他，肯定知道这么玩的政治后果。
必定会有御史源源不断的弹劾他的所作所为，必定会和当地的那些豪强势力分庭抗礼，进行一次水与火的碰撞。
搞不好，自己尸骨无存，搞得好的话，两者玉石俱焚。
洪承畴看着朱常渊递给他的文件，仔细的寻思上面的条目、内容还有处理措施，不知不觉间冷汗涔涔而下。
“怎么样？洪大人看的懂么？”朱常渊的整个计划都是用现代化的形式写成，他不保证每一条洪承畴都看得懂。
“臣明白了！”洪承畴将文件放回到桌子上，微微皱了皱眉头，有些不甘心的下跪推辞，道：“如此行事，臣恐难以完成重任！”
开玩笑，在洪承畴的眼中，朱常渊这一竿子打下去，整个台湾就特娘的没有富人了，也没有地主了，所有的人都回到最初的起跑线上。
这种阻力有多大，想想都可以知道。
第40章长安科技大学
“难在何处？”朱常渊微微皱了皱眉头，如果连洪承畴这种狠人都说按照自己的方法治理台湾比较难，那么确实是难了。
洪承畴拱手说道：“陛下让臣去台湾，臣万死不辞，但想要完成陛下所说的任务，无异于难如登天。陛下试想，那些土著地主，手中握着大量的土地不错，可那些土地名义上都是合法的，即便是朝廷也不能无故动用，否则的话，国将不国，法将不法！”
洪承畴说的也是事实，朱常渊现在面临的境况和毛爷爷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想要将地主和诸王手中的土地拿回来，可是缺少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用强自然是可以，但是那是最后一步。
“洪大人！”朱常渊亲自拉出来一张椅子给洪承畴，洪承畴口称不敢。
“朕知道这其中的难度，说句实话，如果不难的话，朕也不会用你洪承畴！”这句话就把洪承畴抬的非常高了。
洪承畴激动莫名，差点脱口而出答应朱常渊的要求。
“你身为崇祯皇帝时的股肱之臣，朕有个问题想问你！”朱常渊眼睛异常明亮，严肃的看着洪承畴，缓慢的说道：“你说，前明时候，你们手中那么多军队，为什么和满清屡战屡败？大明无论国力、政治力量、舆论力量还是文化力量，都死死的压着满清一头，为何就是赢不了呢？”
洪承畴沉思不语。
朱常渊继续说道：“是我大明军队的战斗力弱么？显然不是，朕记得李如松、李如柏、李成梁时期，大明军队所向披靡，无人能挡。”
“可为什么到了崇祯年间，一切都变了呢？”
洪承畴依然不语。
朱常渊问了个更加直接的问题，“松锦战役，你手中有四十万大军，为何会败给仅有十万军队的建虏，事后你可想过？”
洪承畴这次说话了，先是哀叹一声。而后道：“非是我大明军士战斗力不如建虏，当时臣的抉择也没有错误，只是军中无饷无粮，朝廷没有银子。臣不知道如何打仗。”
“若是当时你有足够的银子，你可有把握打赢那一仗？”朱常渊又问道。
“自然，臣有十足把握，若是军中有饷银，军队无哗变。臣四十万大军只需死守辽东，不出一年建虏必乱，三年全辽可复！”洪承畴信心十足。
“对，朕也是这么想！”
朱常渊的口气蓦然凌厉了起来，“太祖皇帝时期，国家每年的赋税有四千万石之多，而到了崇祯末年，每年的税收仅仅只有四百万两银子，不足太祖皇帝时期的二十分之一，你可知为何？”
“崇祯末年。税收实际上并不少，可是就是收不上来！”洪承畴是大明帝国的高官，对于这些是了如指掌的。
“为何收不上来？”朱常渊又问道。
“农民破产严重，家中尚无余粮供养妻子老人，如何能承担朝廷赋税？”洪承畴是实话实说。
明朝的税收制度，沿袭历朝历代的作风，并不是按照全国的土地面积来收税，而是按照人头来收税。
举个例子来说，某农民家里有一百亩地，家中有八口人。
那么他交税的标准不是一百亩。而是八口人。他要负担的不是一百亩地的税，而是八口人的税。
这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如果每个农民都有土地自然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某一家破产。家中的一百亩地全部都卖了出去，从此就没有了收入，可仍然要担负八个人的赋税，这就有问题了。
反过来说，那些大地主，比如河南康家。动辄占地十八个县，可是他们家又能有多少人？算你一百个人好吧。
可是十八个县交一百个人的赋税，这不是开玩笑么？
不是，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事实。
这是明朝中期之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