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伙儿，能顺手捡走的东西就拿着！太沉的东西一概不要！”刘仁义似乎也觉得这些军械丢了实在可惜，想了一想。命令道，“法国人丢下的大炮，能找到驮马的话就拉走！找不到的话就炸了！不要耽误功夫！”
“是！”
傍晚时分，黑旗军全军撤回了大营。这一次河内之战。就此落幕。
夜渐渐的深了，但躺在床上的今野岩夫却丝毫没有睡意。
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白天战斗时的情景。
这是他从来到越南之后，第一次参加的大规模战斗。
这场战斗的结果，可以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这次进攻河内之战。看似打败了法军，但对于黑旗军来说，损失要远远的大于收获。
在这次战役中，黑旗军一共有732人阵亡，168人受伤，而杀死的法军，却仅有84人，并且打下河内城的目标并没有达到。
黑旗军最大的收获，便是法军丢弃的5门65毫米大炮和4门40毫米哈乞开斯五管机关炮、4挺加特林机枪，以及战死的法军留下的未损坏的52支格拉斯步枪了。
由于担心法军援兵的追击。刘仁义急急忙忙的下令撤回大营，但穷惯了的黑旗军士兵不肯放弃战场上的物资，杨著恩所部黑旗军执意的将战场打扫了一下，并且将战死的法军官兵和自己人的尸体都给运了回来，并未遭到法军的攻击当然这也并不等于刘仁义的撤退命令是错误的，事实上，黑旗军的斥候已经发现了到达河内城外的法军援军2000余人，只是因为外围堡垒的丢失，担心黑旗军突破河内城已然没有多少防御作用的城墙攻进城内，因而同突围的法军会合。就地转入防守，没有发起进攻，留在战场上捡破烂的黑旗军官兵们侥幸躲过了一劫，并且满载而归。
但这一仗下来。本来前来支援的滇军却给吓破了胆。
而乾国地方部队的作战能力之低下，也的确超出了今野岩夫的想象。
相比法国在越南的少得可怜的兵力，大乾帝国至少在纸面上维持着一支亚洲最为庞大的陆军力量，但是这支纸面上最庞大的陆军中，却并没有多少可战之兵。
据今野岩夫来越南前在日本陆军省情报课了解到的情况，当时乾军的正规军编制分两大部分。其一是被渤人统治者视为根本的渤人八部兵，人数为30万。剩下的就是由中原人构成的青旅兵，人数多达60万，这两类武装力量共同构成了当时大乾帝国正规国防军的基干力量。这两支部队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职业化军队”，从军官到士兵都可以实行“世袭制”，也就是说，父辈年迈不能再战的时候，子辈可以“子承父业”、顶了老子退役留下的缺额继续服役、拿军饷、领俸米（放到另一时空，就是十足的终身制“铁饭碗”，一辈子都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更有甚者，担负地方守备任务的青旅兵就把一家老小都安顿在守备处附近，每到日出三竿的时候扛着刀枪出门去上岗，到日落时分就拖着“家伙”回家，搂着老婆、抱着孩子一起热炕头，真正做到了按点上班、到点下班。省掉了去军营报到点卯的“麻烦”，当兵成了彻头彻尾的“生活”和“职业”。也就是说，八部青旅不过就是勉强能够充当维持地方治安的角色，其战斗力早就沦丧殆尽。而其存在关乎大乾帝国的国本和“祖宗旧制”，因此这支多达90万人的部队无论如何是一个人都裁撤不得的。更有甚者，为了养活如此庞大的两支军队，乾国政府每年要花费超过2000万两白银的巨款给他们发放薪饷。
可是到了后来，就算是维持治安这样的工作他们也干不好、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去干，宁愿花钱雇佣穷人去顶他的名额服役当差，而自己却开小店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或者赚点外快。八部青旅的花名册上的勇丁放在现实中有可能是小贩、有可能是混混、更有可能是花花公子，甚至早就成了坟冢里的枯骨世上已无此人（此人已死、有事烧纸），真正在营中像模像样操练的很有可能是顶替者；真正的兵不想当兵，只想拿饷银；顶替的兵只想着拿辛苦钱，不会想着上战场。时日既久，在八部青旅军中拿饷银的往往不一定是士兵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军官手下的管家、仆役、轿夫、吹鼓手甚至丫鬟、厨娘、仆妇都能顶士兵的名额拿饷银，外国观察家们甚至有极端的说法：60万青旅兵中真正的士兵不过几万人！虽然有夸张之嫌，但是顶空名、吃空饷的情况在八部和青旅中早就泛滥成灾、积重难返了。歌舞升平的时代倒也能粉饰太平，一旦到了国家危难的时刻，决计成不了擎天之手、国之柱石。
今野岩夫现在还记得，一个落第的可能有点精神疾病的广西穷书生靠着半本《圣经》，竟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召集起一支乱兵，裹胁千万民众，纵横东南各省，最后割据江宁，和大乾朝廷分庭抗礼达十余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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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九十章远距离遥控
在长毛教匪气势汹汹的紧逼之下，疲于奔命的八部青旅早已糜烂而不可用，却又事关几十万人的福利，绝对裁撤不得。乾国政府不得已打发京官（比如曾伯函、吕先及、李绍泉之父李玉川）回乡办团练以抗发匪。朝廷给优惠政策，但是户部不出一个子的招兵费，完全由这些返乡的京官“绿林化”的翰林靠自己的关系网，依靠亲情、友情甚至姻亲的纽带拉起的队伍起先被称为“团练”，其后称为“勇营”。曾伯函拉起了湘军，后在其基础上又派生出了左季皋的楚军，鲍春霆的霆军，以及李绍泉在安徽拉起的淮军，最终依靠这些勇营，乾国政府才勉强将各地的暴乱逐步地镇压下去，而当天下重新归于平静的时候，勇营这种地方武装力量就开始自觉不自觉的履行起“国防军”的重担大梁来。
由于勇营的招募全赖于亲情的纽带，朝廷并不出一文铜钱供养，所以军队的所有权仅仅归于招募者所有，“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很显然，这种勇营不是国家供养的军队，地位类似于民兵。
虽然从长毛教匪之乱后，勇营就成了大清帝国国防实质上的主体和柱石，可受到的对待根本无法和八部青旅相比。危急时刻需要招募勇营的时候，国家只是给部队编制和政策，但是根本不负担勇营的军饷和福利，一旦乱事毕了，那么临时组建的应急部队自然是首当其冲要裁撤的对象，原因再明显不过，勇营没有正式的编制，朝廷是说裁撤就能裁撤的，就算朝廷不说裁撤，一旦战事结束，维持一支听命于个人的地方武装无异于给言官御史们一个极好的参劾靶子。曾伯函的湘军全盛时期曾达到过240余营12万之众，可是在天京被攻克，北有绺军、南有教匪军余部的情况下。曾伯函为躲避猜忌，避免尾大不掉、引火烧身，毅然决然的将大部分的湘军裁撤，只留下湘系的长江水师。可算是保全了其“中兴名臣”的名声。如果动作稍稍迟疑，那就不是“忠臣”而是“贰臣”了。李绍泉偏偏不急流勇退，反而让他的淮军顶了国防柱石的重任，还在淮军的体制内，建起了继船政水师之后的又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结果使得言官和御史们就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满脸通红地将弹劾李绍泉的折子往军机处送。
这些人所代表的士大夫阶级对“私人武装拥有者”的态度是如此的恶劣，那么对“私人武装”的态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和不中用但是吃穿不愁的八部青旅不同，不论是湘系还是淮系，最初的募兵、操练、军火等产生的一切费用都是曾伯函、李绍泉靠老脸和地方上百般扯皮、四处筹措所得。朝廷宁愿把银子花在白养八部青旅这些酒囊饭袋身上也不肯对真正的中流砥柱下一个铜板。但到后来湘系、淮系的“勇营”转变为当地驻防的“防营”，成了大乾帝国野战和守备各地的中坚力量的时候，朝廷总算转变了态度。首先，各勇营的领头军官们有了国家编制，成了吃皇粮的人。但是，编制只能借用与其驻扎地毫不相干的缺位来填补。所以勇营的提督和总兵大量出现了驻防地和任命地差之千里的奇怪情况。其次，朝廷也终于肯在勇营的建设和装备的更新上使银子了。不过却不是直接拨款，而是采用报销的方式，即所需花费募兵大佬们先垫上，然后统一列个单子按月或者按季度上报朝廷，军机处审核报请皇太后、皇上批准后由户部给银子。由于户部经常以“饷绌”为理由拖欠或是拒付报销款，结果严重的限制了防营的发展，导致其战斗力愈发低下。
在大乾帝国，老百姓参军只是为了吃饭拿饷钱，并不是什么“保家卫国”的理念。既然是为了吃饭而参军的，那么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不畏生死地作战呢？对于个人来说，最宝贵的是生命，走上战场的他们。如果碰到的对手战斗力不强，凭一时金钱的诱惑，还可能让他们出力作战，但如果碰到的是战斗力强大的对手，那么结果就很容易想了。
象这一次的河内之战，率先投入战斗的滇军在遭到法军的伏击之后没有立即崩溃。可以说已经是奇迹了。
但这一战之后，如果再要他们进行一次激烈程度差不多的战斗，就不要想了。
想到大乾帝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军队，今野岩夫的思绪不由得转向了另外的方向。
对于福泽谕吉的真知灼见，他也越来越佩服了。
乾国如此，真乃天予日本啊！
若不趁时攫取，难道要等待西方列强“重新发现”乾国，掀起瓜分乾国的狂潮吗？
日本可不可以在西方列强行动之前先行一步呢？
想到这里，他的内心充满了期盼和渴望。
突然间，那个今天和他并肩作战的日本女人的身影又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想到她助自己成就了河内之战的头功，今野岩夫的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
今野岩夫将李维业的首级和军帽送给了刘仁义，刘仁义见到今野岩夫砍下的李维业的首级后，一度曾欣喜若狂，现在李维业的首级已经被单独的装在了一个盒子里，和割下的其它的法军官兵的首级一并送往顺化，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