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促成他俩此刻相聚的原因，一出由当地一个戏剧团体演出的舞台剧，剧中他俩分饰主角。他们讨论今晚要排演的戏，高兴彼此看法投合，觉得对方敏锐而思虑周密。他看看表，他俩相聚已一个小时，得赶去排演了。
打从他俩堕入情网三个月来，他俩的关系仅止于此，只有在遐想时逾越界线。两人均出身古板而崇尚传统道德的家庭。尽管彼此均承受着渴望对方的煎熬（最苦的是夜里躺在各自的配偶身边，辗转难眠），两人也常谈起什么时候要如何完成这份爱，但是因为害怕、内疚，也因为想到目前为止两人并没做过”错事”，所以始终未曾有所行动。起码，直到最近都一直如此。但是上个月，他曾三度试着与妻子做爱却办不到，他深感惊慌。他开始考虑应该对妻子坦白一切，指望她会有所行动，替他做出决定、帮他解决问题，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结果。
一个鬓发泛灰但年纪尚轻的生意人，独处郊区家中书房内，取出今天寄到办公室的一封信，重新读了一遍。这样做不会出问题，因为工作时妻子是从不打扰的。这封信是住在千里之外的一位离婚少妇写来的，内容摘录如下：
……你知道，亲爱的，写这封信并不是因为我愿意，而是不得不写。大概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圣诞之前发生的事，我俩相聚之后我回家，从内心盈满深挚柔情一下子面对一无所有。泰雄，亲爱的，我迫切需要去爱一个人；我有满脑子想法、满腔感情，要是没有一个给予我满足的对象，我会枯萎。但是我不能通过邮局、电话公司和每年跟你相聚两三个星期来满足我所要的一切。我们必须改变这段关系的立足点。只要你到此地来出差，或是我去那边探望父母，咱们就见面愉快地玩一玩，就保持这样的关系。我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会发疯。
界定”婚外情”
程超泽
前述例子约略呈现的”婚外情”这个轮廓，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涵盖的意义和经验是多么广阔。但是要明确划分这个范畴并非易事。”婚外情”一词的含义因人而异，有些人用来形容的行为在另一些人看来并不适用。显然，女性较为倾向将婚外情界定为一种具有感情深度的关系，把自然发生的婚外性行为视为拈花惹草或是红杏出墙。甚至”不忠”这个看似明确的语词，定义也不一致。在男性中，有半数觉得在外地出差跟应召女郎发生性关系，并不算是真的不忠。在他们看来，”不忠”的定义是喜爱别的女人，经常与她约会，把部分家庭收入花在
她的身上。这些定义上的暧昧不明，部分原因是对于我国婚外情的频率，以及对于最常见的婚外情形式，缺乏一致的专业意见。有些社会学家认定，偶发的性关系是最典型的婚外经验。而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则认为，投入较深、持续较久的关系，才是最典型的婚外情。
迄今，针对婚外性行为所做的健全的统计资料，仍然只有一个主要来源，即印第安那大学性学研究所的艾福瑞·金赛（Dr。 Alfred Kinsey）和他的同事们撰写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金赛性学报告（The Kinsey Institute New Report on Sex）。撇开金赛方法论和采样过程的缺陷不谈，批评者称，他的样本充斥太强烈的意愿，这个样本群的自我选择性超过了随机抽样性。这两份报告却是以相当大规模、近乎全国性的采样，指出了曾经有过婚外性关系的男性及女性人数。简单扼要地说，这两份研究报告的结果是：在每隔五岁的已婚男性年龄层中，大约三分之一（27％至37％不等）起码有过些许婚外情，也就是起码有过一次婚外经验。而累计的事件数字，男性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经有过婚外经验的百分比总数则相对大得多。该书作者在其著名的估判中如此写道：
”根据这些实际的资料，同时考虑那些隐而未宣的人数，大概可以说，大约半数已婚男性在其结婚期间曾经与妻子之外的女性有过性交。”
至于女性，从二十六岁至五十岁每隔五岁划分的年龄层中，各年龄层大约六分之一到一成的女性曾经有过至少一次婚外经验。累计事件数字估计有四分之一的女性有过这样的经验。不过根据该书作者称，由于考量隐而不宣的人数，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这些坊间可取用的最佳数字也几乎是最可行的。但是，1948年《人类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以及1953年《人类女性性行为》（Sexual in the Human Female）两书中，作者保罗·吉布哈博士（Dr。 Paul Gebhard）觉得前述数字有继续增加趋势。这里引述吉布哈博士的话：
”如果要我就1968年累计事件数字做估计，我想大概男性有六成，女性有三点五成到四成。这是转变，不是革命。有人认为过去一二十年间发生的性革命，原因来自于社会允许我们言论和出版自由发展得太快。这跟行为上的实际转变是两回事。但是出版和言论上的自造成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的确会改变下一代的公开行为。”
但是改变会有多大？这些改变对男女性的婚姻是利是弊，则无法做出科学预测和判断。不过细审我国现今婚外情状况，我们觉得有资格对未来做一些合理的估测。
与现实背离现象（1）
程超泽
”婚外情”一词的暧昧不明，一般人对这种关系有好恶相斥的矛盾情结，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尽管我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社会上相关”婚外情”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剧增，在社会上乃至舆论上却仍存在着一股强势的性规范：不赞成婚前性行为，责难不合法婚姻、私生子、堕胎，当然还有私通。
但是，社会毕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开放，今天，我们可以到处听见那些公然挑衅上
述这条规范的少数人的行为，大学生公然发生性关系，甚至同居，娱乐圈名人畅谈他们的艳史，表明他们的性倾向。更重要的是，社会上继续存在着为数众多表里不一的人，他们在公开场合热衷地接受甚至拥护这项规范，但在私底下却大相径庭，甚至违犯了这项规范中的一部分。
在《美国要人》（The Significant American）这本书中，美国社会学家约翰·丘伯（John F。 Cuber）和他的共同作者佩姬·哈洛夫（Peggy B。 Harroff）称，传统规范是一项依据”集体伪装”和大多数人故意讹造自己的性想法和行为，所建立的”巨大虚幻”。提出这项发现的人不只这两位作者。维琴尼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知名家庭临床医学家及”艾沙林学会”（Esalen）共同创办人，1967年在”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报告称，”几乎所有现今对已婚者性行为的研究均指出，许多夫妇并未奉行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是神话。高频度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则是事实。”
规范与现实背离现象在社会上比比皆是。
无论大多数人对婚姻不忠表现出怎样的不赞同态度，但是电视、电影、小说和戏剧一再将它当作永恒的主题，印证了人们对婚姻不忠的普遍着迷。近年来在我国各省市晚上黄金档时间争相播放池莉的《来来往往》、《口红》，皮皮的《渴望激情》、《让爱做主》，著名导演冯小刚拍摄的《一声叹息》，以及新世纪以来突然席卷文坛的系列如《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冷唇》、《有毒的婚姻》、《妹妹梦去，姐姐梦来》等文学作品，都集中探讨了当代中国的婚外情现象，虽然颇多争议，却还是引发了观众趋之若鹜的迷恋之情。
值得玩味的是，传媒往往又将婚姻不忠表现成一种刺激而美丽的经验，甚至在电影上，这种行为已不再非得以不幸收场。美国伊力·卡山的《调解》（The Arrangement）描写一对私通恋人最后快快乐乐结了婚。
人们对婚外情的态度，有点类似他们对于交纳所得税的态度。很多人欺骗造假（有的人少些，有的人多些）；多数不作弊的人想这么做，但是不敢。无论是实际作弊或想要作弊的人都不承认实情，也不为自己的看法辩护（除了对少数心腹至交是个例外），而几乎所有人都拿传统规范来教育子女，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传统规范，也不指望子女长大后奉行不误。
下面就是规范与现实相背离的一个鲜明例证：
一名有着数家小厂商的业务代表说出他经过整整十二年的幸福婚姻生活之后怎么会在而立之年开始对妻子不忠的。
我从未想到过要拈花惹草。我不懂这种事。据我所知，我周围的那些邻居也都是一些极为本分的人。在开始当自由业务代表之后，我得以第一次认识庐山真面目：每个人只要一有机会就到处乱搅和。跟我做生意的人来到城里，不是指望我替他们安排休闲场所，就是要我陪他们上酒吧找女人。我学到了人性，看到了幕后的一切，而且大家似乎都玩得很开心，没有人受到伤害。
一天晚上，我跟我代理的一个厂商一起喝酒，他传了一张字条给坐在另一角落的两个女孩，接着四个人就坐在了一起，有意思极了。之后，我带着其中的一个女孩坐的士回家，在车上，我顺势搂住了她。就这样我开始一星期跟她玩上三四次，而且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