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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暗问自己：肖冬云啊肖冬云，你究竟是怎么了呢？从前你是一个多么好性情的初三女生啊！别人成心气你，故意逗你恼火起来，都是不容易做到的事，现在你怎么动辄想啐人想骂人想扇人耳光呢？你的两名当年的红卫兵战友，怎么竟成了最惹你心烦的人了呢？他俩在长征途中是多么关怀你和妹妹，多么照顾你和妹妹呀？怎么他俩的每一句话你似乎都不爱听了呢？你其实是动辄想啐他俩想骂他俩想扇他俩的耳光呀！难道在你看来他俩竟是一无是处的两个人了吗？那么你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比如在乔博士心目中，就不是和他俩一样的人了吗？乔博士……你为什么在乎你在乔博士心目中是怎样的人呢？……
肖冬云不禁呆呆地坐着，低垂着头，陷入了自己对自己的迷惘与困惑。因为乔博士在，仅仅因为他在，她竟打算一直不抬头了。
乔博士说他刚才去了赵卫东的房间，亲自请赵卫东去打预防针。而赵卫东闭着眼睛仰躺在床，似睡非睡的，根本不理睬他。
李建国说：“我也刚从他房间出来。他肯定正生我气。”
乔博士就问为什么。
李建国再次将自己对赵卫东说过的一番话重复了一遍。
乔博士连连摇头道：“你不对，你不对。你怎么可以说那些话呢？那样说多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啊！”
李建国只得连连认错：“好好好，算我不对，算我不对。”
乔博士又望着肖冬云试探地问：“冬云，我的想法是，你看你能不能去劝劝他呢？他不听我的，但也许会听你的话吧？”
肖冬云终于抬起头，望着乔博士为难地说：“他肯定也生我的气。我在院子里扇了他一耳光，这您是看见的呀。”
乔博士说：“是啊是啊，我当然看见了。你那样对待他，也太冲动了。对亲爱者，尤其要有雅量……”
肖冬云的脸倏地一下子又红了。她打断乔博士的话，低声而态度明确地说：“我不是他的亲爱者，他也不是我的。”
李建国口中“友邦惊诧”地“咦”了一声，眯起眼瞧着肖冬云大摇其头，那意思是进行着无言的谴责——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肖冬云随着他那一声“咦”，迅速将头朝他扭过去，目光很是严厉地瞪着他，显然在用目光进行警告：你“咦”的什么？我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尤其我在说我和赵卫东的关系时，你少插嘴！
李建国识趣地低下了头。
肖冬云随即又将目光望向乔博士，仿佛也在用目光对乔博士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原则问题上我可不是一个态度暧昧的人！
那时的她嗔而不怒，羞而不窘，尽管脸红着，但红得并不尴尬。目光坦坦率率的，脸也红得煞是好看。
乔博士迎着她的目光微笑了一下。他歉意地说：“既然你表示反对，那么我承认我用词不当，收回我的话。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去劝劝他。我对你两个都讲了打那种预防针的重要性，你两个也都打了。如果他不打，对他意味着什么，你两个都清楚。”
肖冬云又低下了头。
乔博士接着说：“你有考虑之后再决定的权利。但我的责任要求我必须等着你的答复。而且，只能容你考虑五分钟。”
博士说完，就抬起手腕低下头，看手表。
毕竟事关赵卫东的生命。李建国听“老院长”讲了，那种预防针是对付一种腐蚀人的肉体的凶恶
病毒的。它们进入血液，药力对它们还能起杀灭的作用。而它们一旦进入人脑，药力就拿它们没办法了。它们会在一小时内裂变为千万，将人的大脑噬食得千疮百孔。那么人只有一个下场了——成为
植物人。
李建国虽然是县长的儿子，也没有一块手表的。他曾为他们四个从家里偷出过一只叫“马蹄表”的闹钟。其实就是表壳之上有自行车铃那种双铃的闹钟，响起来特别扰耳。但在长征路上遗忘在一个村子的一户老乡家了。所以他望着乔博士的脸，一手按着自己的脉搏判断时间。
一会儿，他说：“过了一分钟了。”
而乔博士眼望着手表说：“一分半了。”
又一会儿，他问：“过了两分半了吧？”
乔博士说：“已经过了三分钟了。”
李建国大为急躁，猛地站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肖冬云，你如果不去，你就等于见死不救了。赵卫东要真成了植物人，我也会替他恨你的。”
李建国赌气而去后，乔博士不看手表了，抬头看着肖冬云了。
他以请求的口吻低声说：“好姑娘，我知道你是特别仁爱的。也知道你是特别懂事的。别再怄小孩儿气了。快去吧，啊！”
肖冬云并非在怄气。她实在是觉得为难。在院子里扇了赵卫东一耳光，这事儿过去还不到一小时，她觉得简直没勇气面对他，也不知出现在他面前后该怎么劝他，万一他更加轻蔑地对待自己，自己可如何是好呢？但博士的催促，不容她再顾虑下去了。从前她觉得赵卫东一开口对她说话，她就被催眠了似的。甚至今天上午他的话语对她还有那样的魔力。但此时情况变了，似乎博士一开口对她说话，她就被催眠了。她觉得博士的话语，才是她所熟悉“文革”中又渐忘了的一种话语。一种在异国听到了久违的乡音似的话语，一种属于人类的话语。博士除了在讲解他们的命运时，对她所说的话语外，句句都像糖水滴进干渴的口中。其实博士并没有企图通过自己的话语向她表明自己是一个温柔多情的男人。他基本上是以很平常的语调和她说话。只不过有时为了安慰她，必须把话说得温柔一些罢了。在博士，那一种温柔是责任，是义务，是起码的道义的要求。而在肖冬云，他的话语仿佛是天堂之国的语言，使她听了有一种受感动的感觉。因为，自从“文革”一开始，另一种话语成了时代的主流话语。它一出自“造反派”们之口即咄咄逼人，强硬得具有明显的霸悍的意味儿。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冷漠的，目空一切的。在不一般的情况下，则便是呵斥的，气势汹汹的了。相对应的，产生了另一种话语。它是卑怯的，忐忑不安的，甚至是惊慌失措的，低声下气的。更甚至是罪人认罪式的，它是普遍的“文革”之革命对象们的话语。他们明智地那样说话，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一点儿。他们若逞一时之勇不那样说话，那么他们所沦的境地就更悲惨了。即使在革命“造反派”们之间，以及红卫兵们之间，只他们所配的话语，亦即第三种话语，也是表演性的。戏剧台词式的，起码不是自然的，是刻意的，甚至是矫揉造作的，装腔作势的。仿佛彼此那样说话，乃是一种语言特权。好比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只有贵族才配才有资格说法语，哪怕说得语法蹩脚，也是一种身份的荣耀。成分问题，政治立场，划清界线或者“同流合污”，使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亲戚朋友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乃至同校同班同学之间，以及街坊邻里之间，都不能再操他们出生以后所惯用的日常语调说话了。
是的，乔博士的话语，对肖冬云而言，确乎是一种久违了的，更喜欢听的话语。相比之下，赵卫东的话语怎能不失去魔力呢？她一想到就在今天中午，赵卫东还曾以从前那种话语关心自己的灵魂，就不能不因自己对他的话语的入迷而暗羞。
多么装腔作势的话语啊，自己怎么竟会对那么一种话语入迷呢？
但是她又不免的内疚——才几个小时过去，自己与自己所一度暗暗崇拜的，也明知暗恋着自己的人之间，竟彼此嫌恶起来了。不，不，不是彼此嫌恶起来了。他并没有嫌恶自己，他只不过是妒火中烧。而是自己嫌恶起他来了，连他的话语都不能再忍受了……
这么快的感情的背叛，难道是道德的吗？
她又不由得在内心里审问着自己了。
乔博士的手臂不横贴在胸前了。那自然意味着五分钟过去了。他脚步无声地走到她跟前，又一次将双手轻轻按在她肩上。而她扭向一旁的头转正了，不但抬起，而且微微地后仰着了。她知道那样他们的目光是会注视在一起的。她忽然非常渴望那样。非常渴望被他注视着眼睛，听他用温柔的语调说话。哪怕是告诉她关于她命运的无法改变的劫数。
“考虑好了吗？”
她本想说“我去”的，却没说，点了点头。不吱声是为了听他对自己多说一句话。
“那么，去，还是不去？”
“……”
“即使你还是不去，我也不会对你不满的。确实，你刚刚扇了他一耳光，你有理由在乎自己面对他时的感觉。”
“……”
“只是，连你都不去劝他，我会很失望的。那么谁劝他，他还听呢？他不打那种预防针不是等于不想活了吗？”
她终于开口说：“李建国认为，他精神错乱了。我不许李建国在背后这么议论他，可我心里，也……也不由得这么想……”
乔博士慢言慢语地说：“我可以保证他的神精并没有错乱。你禁止李建国是对的。精神错乱四个字是不可以随便往别人头上安的。”略作沉吟，又说，“面对毫无心理准备的现实，每个人的思想状态是不同的。受教育越高的人，思想转变过程往往越痛苦，越长。他是高三生，他在‘文革’中的思想陷入的激情投入自然比你们三个要深要多。即使三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也仍有某些人的思想固定在三十几年前的‘文革’时期。只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跟着时代了，适应着时代了，没有他们聚合思想的空间了，所以他们明智地沉默着了……”
这一点是肖冬云怎么也想不到的。
她忍不住问：“真的？”
乔博士说：“真的。以后我们可以找时间长谈。谈‘文革’，谈现在，谈政治，谈爱情，谈毛泽东，谈蒋介石，谈谁谈什么事都行。但这会儿，我们必须解决如何让赵卫东打预防针的问题。”
“博士，您再允许我发问一次。”
“此时此刻的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