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缓缓地掏出的是红塑料皮儿的“红卫兵证”……
她向女郎双手呈递……
女郎说：“今天我可真开了眼了！”
女郎第一次见识到“红卫兵证”——她接在手里，打开来一看，不禁地又嘟囔了一句：“还他妈是钢印！”
肖冬梅却斗胆批评道：“你满嘴他妈的，语言很不文明。女性这样，尤其不文明。”
女郎朝她瞪起了眼睛：“你别他妈教训我！你们当年那些所谓的‘革命’行径就文明了吗？”
于是红卫兵肖冬梅识趣地低下了头，保持着近乎高贵的革命者姿态，一副不与对方一般见识的模样。
肖冬梅的“红卫兵证”上，清清楚楚地填写着出生于1952年8月15日。没有任何一笔涂改过的笔画。被钢印压过了一角的照片上的肖冬梅，当然也和女郎眼前的肖冬梅一模一样，仿佛只要把她的脸缩小了，往照片上一按，就会五官吻合甚至纤发不差地复叠在一起。
女郎像格外认真的海关检查员似的，仔细地看一会儿照片，又仔细地看一会儿肖冬梅，如此数次。
三十四年前的红卫兵肖冬梅特别经得起端详地问：“大姐，您看出我的红卫兵证有什么破绽了吗？”
这回轮到女郎只有一声不吭地摇头的份儿了。
“我叫您大姐，您不会觉得我是在巴结您吧？”
“你当然可以叫我大姐，不过别‘您’、‘您’的。我不喜欢别人在我家里对我‘您’、‘您’的！”
“那么大姐，你认为我的红卫兵证是假的吗？”
女郎再看一眼红卫兵证，又摇头。
“我有没有可能是在冒充红卫兵证上那个叫肖冬梅的中学生呢？”
女郎依然摇头。
“那么大姐，我现在倒要请教于你了——红卫兵证是真的，而我正是照片上的人。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出生于1952年，而我现在十五岁……那么今年怎么会不是1967年，而是2001年了呢？”
肖冬梅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这……”
女郎一时被问得睖睁。
“我不想像你说我一样，说你神经是不是有毛病那种话……”
“可你他妈的已经这么说了！”
肖冬梅特有教养地微微一笑：“你又说‘他妈的’了，不过我想，如果你已经习惯了，我也会慢慢习惯的。”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真他妈的见鬼！”
“反正我可以肯定我自己的神经一点儿毛病也没有。”
“我的神经也一点儿毛病没有！”
女郎最后看了一眼肖冬梅的红卫兵证，生气而又不知究竟该对谁生气，迁怒地将它使劲儿摔在茶几上。
肖冬梅缓缓伸出一只手拿起她宝贵的红卫兵证，用另一只手轻轻地、反复地抚着彤红的塑料皮儿，如同那是有生命的东西，如同它被摔疼了，如同她是在怜爱它似的。她刚想重新将它揣入上衣内兜，却被女郎又一把夺了过去……
肖冬梅不禁有点儿不安地瞧着女郎，仿佛对方会把她宝贵的红卫兵证毁了似的；仿佛只要对方敢那么做，她则必须一跃而起与对方拼命似的……
女郎转身将红卫兵证放在了桌上。
她自我解嘲地说：“如果我认为咱俩的神经都很正常，显然是不怎么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我坚持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明摆着你已经出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神经并无毛病。如果我反过来这么认为我自己，我又不情愿……”
她掌心向上画了一段弧，接着说：“证明我神经正常的东西更多。这屋里各处的一切的东西都能证明。不过咱们不必继续争论今年究竟是1967年还是2001年了，我看这一点无论对我还是对你都不太重要……”
肖冬梅低声说：“不，对我太重要了。”
尽管她是低声说的，毕竟已打断了女郎的话。
女郎又生气地瞪她。
她赶紧讨好地一笑，宁愿服从地又说：“大姐，但我完全同意你的话，不再与你争论了。”
女郎由衷地笑了，摸了摸她的脸颊。
“现在，你给我站起来。”
肖冬梅表现很乖地站了起来。
“把你的帽子摘了。把你的上衣脱了。你用这么一身行头包装自己，神经没毛病，在别人看来你也是个神经有毛病的女孩儿了！”
红卫兵肖冬梅默默地摘下了头上那顶三十四年前女孩子们时兴戴的黄单帽，接着缓缓脱下上衣，一齐丢在沙发上。这么一来，她胸前仅罩着一件白底儿蓝花儿的小布兜兜了……
“裤子也脱了！”
“……”
“我叫你把裤子也脱了！我又不是男人，你脸红个什么劲儿！”
红卫兵肖冬梅一声不响地将她那条三十四年前的洗得发白的黄裤子也脱了，丢在沙发上。在2001年，要凑齐那样的一件上衣一条裤子一顶单帽，连电影厂的服装员也会犯愁的。
红色惊悸 第十一章（1）
于是红卫兵肖冬梅身上，就只剩白底儿蓝花儿的小布兜兜和同一种花布的三角内裤了。三十四年前，在她家乡那座小县城的重点中学，有一名红卫兵以大字报的形式向人们严肃提出：不得再以红布做裤衩，因为国旗、党旗、军旗、团旗、队旗和红卫兵的战旗、袖标，都是红布做的；也不得再穿黄布裤衩，因为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是黄布做的。所以一时间小县城里素花布脱销——几乎一切年龄的女子，只有穿素花布做的裤衩了。在三十四年前，红卫兵的一张大字报，差不多也等于是一条新颁布的法令，谁吃了熊心豹胆居然敢不服从呢？
而那一名红卫兵正是她的姐姐肖冬云。
“我说你可真是白！白得让我嫉妒。简直称得上是冰肌玉肤了……”
女郎以欣赏的目光望着她，情不自禁地大加赞美。
红卫兵肖冬梅窘极了。自从她上了小学五年级以后，从未穿得那么少地站在别人面前过，包括母亲，甚至也包括姐姐。她和姐姐住一个房间，姐姐睡下铺，她睡上铺。无论冬夏，往往是，她一旦脱得仅剩小胸兜兜和裤衩，便立刻爬到上铺，躺下看书了。与班级里与全校乃至全县的中学生们相比，她们姐妹是特别幸运的。因为她们家里有那么多那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可供她们姐妹俩读几年的。现在，那些带给过她们美好时光的书，绝大部分全被她们姐妹俩亲手堆在街上烧了。但她知道姐姐保留下了《西厢记》、《牡丹亭》和《红楼梦》，藏在只有姐姐自己才知道的地方了。与喜读中国古典爱情小说的姐姐相比，她则更喜欢西方爱情小说。她也偷偷为自己保留下了《简？爱》、《茶花女》、《飘》等几本名著，也藏在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地方了。姐妹俩心照不宣，都没问过对方为自己保留下了几本什么书，更不问对方将书藏在什么地方了……
是的，她也没仅穿着小胸兜兜和裤衩站在姐姐面前过，姐姐当然也从没以女郎那么一种欣赏的目光，在一两分钟内长久地望过她，更没说过在她听来那么“肉麻”的“赞美”的话。在她听来，那不是赞美，而是庸俗的话语。事实上她曾很羞耻于自己身体的白皙。姐姐的身体也和她一样天生的白皙。她清楚地知道那也是姐姐所暗自羞耻的。因为在她们想来，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的肤色，绝不应该是像她们那么白的。当然她们也不至希望自己连皮肤都是红的。她们更愿意自己的脸庞、自己的胳膊、腿是红里透黑的，更愿自己的双手不这么十指尖尖纤纤秀秀细皮嫩肉的，而应该更大些，骨节更明显些，再粗糙点儿，最好手心有茧子……
红卫兵肖冬梅只在公共浴池洗过两次澡，是上中学以后，和姐姐一块儿去的。在公共浴池那种只能一丝不挂的地方，形形色色的和她们同龄的，或她们该叫姐姐，叫“嫂”、叫“婶”的女人，都不由自主地，纷纷地将羡慕的目光投注在她们身上，使她们觉得那么望着她们的女人，肯定是些“思想意识”很不良的女人，她们的目光也不仅仅是羡慕似的……从此她们不再去公共浴池洗澡，宁可各自插了门用大盆在她们的房间里洗。而且，即使在炎热的夏季，她们也都不太愿穿裙子穿短袖的上衣裸胳膊裸腿地到家以外的地方去，更不愿穿那样的衣裙去上学。
“文革”开始后，学校里有学生给一位教政治的女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有句话是“我们不能再容忍皮肤嫩白的资产阶级的老小姐站在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课堂上讲解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资产阶级即使在肤色上也是三代都改变不了的，所以对他们的改造才是长期的！”
从此姐妹俩也不太愿在炎热的夏季挽起衣袖和裤筒了。如果二人之中谁挽了起来，暴露了白皙的胳膊白皙的腿，另一个定会暗示其放下为好……
肖冬梅不但被女郎看得窘极了，而且真的竟羞得扭捏起来了——她从沙发上扯了上衣复又披在身上，蹲将下去以很是屈辱的语调小声说：“大姐，你要是成心欺负我，那还……还……”
“还怎么样？”
女郎忍住着笑，低头仍看定她，故意板住脸冷冷地问。
“那还莫如干脆赶我走算了……”
“起来！”
红卫兵肖冬梅就犯了拗，双手交叉揪紧衣襟罩住身子，蹲着不动。
女郎毫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