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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从翰林院从七品芝麻官，飞快晋升为正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七年零二个月时间连升六品十一级，主要是用笔头子考出来的。“曾国藩在翰林七年……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超擢”。
当然，曾国藩升官如此之快，除了他不懈钻研学问外，还与他工于心计、善走上层路线有关。他到京师后，东跑西颠扯了不少关系，尽管他在日记中屡骂自己不安心做学问，但这些关系对他日后升官发迹颇起作用。尤其是穆彰阿、唐鉴、倭仁三人，对他官场隆升起了重要作用。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曾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担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其中十四年为领班军机大臣，是晚年道光帝的心腹宠臣。曾国藩寒士出身，与位列宰辅的穆彰阿素不相识，但因他考中进士的戊戌科，穆彰阿为钦命正总裁，拉扯起来，穆彰阿便是他的座师，他就成了穆相的门生。曾国藩很重视这层关系，从其日记可以看出，两人交往较频。穆彰阿位高权重，曾国藩有心攀他做靠山；曾国藩有才有识，穆相乐于提携、引为私党，两人互为欣赏又各有所图。但从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未受牵连的情况看，曾国藩与穆彰阿保持着一定距离。曾国藩不是光靠依附某个人升官发迹的，也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他拉关系但不唯关系，工学问不唯学问，是一个典型的“官场学者”。
曾国藩做官还有好几套本事：履行职责很投入，离家十年不省亲；做得一手桐城派好文章，大字小楷都写得有模有样。他思想的形成与学问上的造诣，受唐鉴、倭仁两人影响最大。唐鉴是湖南老乡，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当过翰院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太常寺卿，成为清廷管理祭祀事务机关的长官，官正三品，由于历史原因，这个职位权虚而位隆。曾国藩被他吸引，不是因为他的地位，而是因为此公是晚清大名鼎鼎的理学家。曾国藩师从于他，刻苦研读程朱理学，得以叩开学问殿堂之门。唐鉴告诉曾国藩，通向学问的路有三条：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之中最紧要的首推义理。唐鉴还点拨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矣！”听他这席话，曾国藩觉得自己从前读书确实不得要领，这一下豁然开朗，突然间找到了学问门径。他抑制不住激动，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另一位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倭仁，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升任詹事府詹事，官正三品，后来此公步步高升，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倭仁笃奉程朱理学，认为义理功夫最切要之处，是将自己每天思想行为中不合理义的全部记录下来，以期自省纠正。倭仁日记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裸载自己修养心得，对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士林都有很大影响。倭仁以身说法，亲教曾国藩写日课，毫不客气地要求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对他敬畏有加，读了他的批语浑身出汗，将它奉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唐鉴与倭仁，当是他心目中的好师、好友、好榜样。
受唐鉴和倭仁影响，曾国藩发誓“新换为人，毋为禽兽”。为此，立下读书做学问自律规矩——“课程十二条”：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叶（页）为率。
五、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叶（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洵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扶倾定危（5）
高冕
在京做官的岁月里，曾国藩学问渐长、修养渐进，性灵一步步攀升，俯察自己肉欲之体，也就更容易发现问题。从考中进士当上小京官起，在京城欲望的天空下，他经历着灵与肉的痛苦搏杀。
他发现自己很好色。夫人欧阳氏是个药罐子，时常闹病。青春年少的曾国藩对性生活颇不满意。家花不香野花香，曾国藩的贼胆花心，情不自禁猫爪一样伸将出来。他在日记中老老实实记载了自己的好色表现。
曾国藩父亲在京住过一段时间，耳闻目睹儿子言行，回家后立即给儿子来了一封信，告诫他在保护身体方面要遵循三条原则。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中写道：“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若不敬身，其禽兽矣。”曾父三条告诫，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含蓄地要求儿子改掉纵欲过度的毛病。
这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日记中自省说：“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这意味着，那几天里，他痛觉自己好色的猫爪子又伸出来了，赶紧在日记里将自己训斥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