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忐忑地抬起头，却见廖主任依旧温和地笑着，与她目光相对的时候，廖主任伸手拍了拍她肩膀，“一定不容易。比自己想得更难一点，对吧？”
苏纯愣怔了一会儿，然后点头，惭愧而沮丧地说道，“一上来，我就犯了很多不该犯的错误。”
“不该犯的错误。”廖主任听了这话，竟然出了神，过了好一阵，叹了口气，“做医生，所有的错误，都是不该犯的错误。但是我还没有听说过一个人，没有犯过错误。这一生都难免要为了避免错误而如履薄冰，但是在如履薄冰的同时，却还必须不断地告诫自己，要解放思想，大胆尝试，不要因为谨慎而畏手畏脚。要真正地考虑患者的需要。平衡点究竟又究竟在哪里呢？”
听到这几句听上去极熟悉的，被从前的老师感慨多次的话，苏纯才要点头，却见廖主任的神色并不象在对新人教诲，嘴角竟有一抹涩然的苦笑，一时间倒是怔了。
廖主任摇摇头，望着苏纯，“不管你真的准备好没有，这就开始了。”
廖主任的语调很柔软，但是这种柔软，让苏纯觉得有点恍惚和伤感。
楼道里很安静，廖主任身后，巨大的玻璃窗外，暮色已经悄没声儿地送走了黄昏，外面很暗，楼道里的白亮亮的灯光照得廖主任的脸很苍白。她鼻侧和嘴角的皱纹异常的明显，跟鬓角花白的头发一起，让她显得苍老而憔悴。
4周前面试的时候，苏纯曾经觉得廖主任并不象个近60的女人，那种柔和的优雅高贵，似乎跟传闻中以诊断精准，手术干脆利索的妇科肿瘤专家的形象并不太搭配。而此时，这样的伤感，似乎更不该属于传说中的廖克难。
苏纯并不知道，此时，与此间不过4层楼的距离，院长办公室里，第一医院才上任不到半年的青年院长凌远和另外俩个副院长，书记，院办公室主任，围着会议桌坐着，桌上散放着若干诉讼文件，报纸报道，甚至是还没播发的电视专题节目的通稿。
四年前由廖克难主诊主刀手术的28岁的早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行清除肿瘤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术后恢复良好；8个月前，该患者正常妊娠，而6个月前，产检时发现肿瘤复发，再次求诊于廖克难。廖克难经与家人讨论，在患者本人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引产，化疗，行根治手术，但是手术后3个月，癌细胞多处转移，2个月前，患者因肿瘤脑转移死亡。1个月前，患者的母亲心脏病发作去世，半个月前，死者的父亲与丈夫将廖克难告上法庭的同时，将两尸三命的悲惨故事记录下来，连死者照片一起，通过家里关系发送至各大媒体。
诸多类似‘专家还是砖家？该以患者生命为优先考虑时候，错误判断，造成复发隐患；该考虑将为人母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刻，简单粗暴，以花费不菲的无效治疗剥夺了小生命的生存权利，最终两尸三命，造成对家人不可弥补的伤害。’的文章如雪片般起。只是采访虽多，经医院办公室周旋，几个重要媒体却都尚按下不发，等待医院方的态度。
“为35岁以下的早期卵巢癌患者行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本身已经被广泛接受，从统计学上，保守手术和传统根治手术并没有明显的愈后上的差异，”，出身妇产科的业务副院长程秀云沉声说道，“而妊娠妇女肿瘤复发之后的处置，我相信廖主任一定遵寻了如今被大多数学者公认的方式。医学没有绝对，在这种状态下医生最终只能做出自己的判断。没有哪个专家能保证判断的一定正确。至于不正确是否等于医疗疏忽，只能等专家组做判断。”
“这会是一个冗长的过程。”书记皱眉轻轻敲着桌面，“那些专题节目，未必肯等专业判断出来再开始报道。而就算他们秉承客观报道的原则，只把事实陈述出来，就光两次不正确的判断，2尸3命的事实……”
“什么叫做不正确的判断？”副院长不满地打断他，“生命科学，不是所有‘正确’的判断的结果就是痊愈。至少，不是所有我们从医学教科书上学的，如今的医疗纲领所认定的‘正确’判断就能带来痊愈的结果。如果因为并未痊愈就来推出临床医生做错了判断，那么我们一线临床医生，集体下岗，我敢说没有一个人，职业生涯中做的都是正确判断。”
“老程，你不用欺我不是学临床的出身，来跟我咬文嚼字。”书记略微不满，“我怎么也在医院工作了33年。多少也是有了解的。可是你要知道，看报纸看电视的人，绝大多数不是学临床出身，而且也没有在医院工作33年。”
“那又能怎么样？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这些年哪个月我们没有医疗纠纷？”程副院长一推跟前的报纸，“报来报去骂来骂去，我们的患者还是那么多。我一个该限量20人的门诊总要看40多，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
“这次不太一样，一是确实太惨，二是，”书记再度苦笑，瞧了凌远一眼，“老寥第一个手术是在柳树街医院做的。不是在本院。大部分报出来的，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少数跟我们暗示这个问题的，我们都通过各种关系拖住了。死者家属倒是没有特别提出这方面的说法，只集中在错误判断，专家不专上…………这些，报就报，其实我们不怕。但是时间拖长，我们不做出让患者家属满意的处置，他们会不会想到这个关键，可是难说。把问题扯到这上面，可就纠缠不清麻烦没完了。这不只是媒体写写谴责文章，老百姓骂骂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这些年来，各大医院的王牌科室，从来人满为患，更尤其是知名专家的手术，如在本院进行，往往会要排到几个月后。而一些名气不大的小医院，却经常病床利用率不到一半。最先是若干专家私下在休息时间去其他医院手术，后来兴起医疗中介，再后来，各个科室本身就跟许多本地甚至外地的医院有了合作，会介绍住不进来本院的病人到‘合作’医院就诊。而专家，也会定时去该医院出诊。自此，这种‘合作’就不再仅仅限制于专家的业余时间，成了在院务会上不用提起的常规。而这部分收入，也成了医院创收的很大一部分收入。
而不同级别的医院之间合作，本身就有各种形式，有类似这样主要以专家本身和医院创收为目的的合作，也有支持当地医院基础建设的，由国家，卫生部下达任务的合作。前者在客观上也提高了下级医院的水平，而后者，在上级医院已经完成了国家安排的任务之后，也不乏有与下级医院，继续进行类似前者那样合作的可能。
这是一笔被上头默认的，却没有明确批文，不太禁得起追查，放大，明细的账。
而随着近年来医患关系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种种不足够符合名文规定的医疗行为，尤其是与医院创利相关时候，一旦出现类似属于医学科学局限，难以避免的不良医疗结局，都是媒体揭露报道的焦点，报道并不会集中在讨论临床诊断和医学科研上，而是集中在以这样的例子，来证明医德沦丧就是如今医患问题尖锐化的原因上。而随着近年医患矛盾的越发尖锐，被认为是代表着全国医疗单位临床水平，科研与医德作风的高端水平的几家大医院，一贯被各类媒体密切关注。
尤其是自２年前，凌远任行政副院长之后，管理改革自他所在的大外科起，逐渐在全院范围内全面开展，改革注重效率，尽力优化一切冗杂程序，凌远提出‘拿钱来买员工那些可以分流给清洁工，保姆，计程车司机的精力时间，而让他们做他们更专长做，而清洁工，保姆，计程车司机无法做的事情’这个让一部分人拍案叫好，另一部分人斥责傲慢，甚至提升到‘破坏社会和谐’高度的理念。
叫好与叫骂的声音都甚高，叫好的人将这位十四岁上大学，２４岁拿到博士学位，２８岁在德国进修器官移植同时修满卫生管理学学分，在德国考下行医执照，却在３１岁上应邀回国主持第一医院大外科工作，同时在肝脏移植，纤维血管外科专业上的成绩让诸多前辈称赞，３２岁任行政副院长，同年底，成为系统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的人赞为不世出的奇才，中国医疗界未来的希望；而叫骂的，则指责他满口铜臭，满脑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势力恶俗念头，毫无妙手仁心，冲高奉献的白衣天使的情操。
无论叫好与叫骂，都没有影响凌远一点点一步步将管理改革进行下去的步伐，凌远主持工作之后，第一医院医生们的单位工作量变得更大，但同时，收入几乎翻了一倍。而这让收入翻倍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