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总理啊！党中央啊！
我向您们保证：我的确不是特务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特务活动，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特务的授意和参加任何特务组织。我跟随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实际斗争中，我未做过一件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勾当。如果查出我是特务或做过任何反革命勾当，我甘愿接受任何严厉的制裁！
可是，总参已把我监禁7个月了！真是苦恼极了！我请求释放出狱，到任何艰苦危险的实际中去长期考察和改造，以期赎我所犯的罪过。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待罪人张爱萍
1968年7月13日狱中
可谓哀鸿之声。
专案组批示：张爱萍主动写了一个企图翻案的材料。
我不知道这些信最后会送到哪里，但我相信，无论送到哪里都改变不了父亲的命运。就在3月24日的大会上，林彪说：“……比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账，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这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
林彪终于把事情的缘由说清楚了。没有更高层的默许，仅凭着同级党委的能量，是没有可能扳倒像我父亲这样数量级人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上报材料时一定是要通过叶群这条线了。至于林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和他本人几乎没有什么宿怨和瓜葛，我想，答案很简单：你不是他圈内的人。你不仅不赞同，起码是不积极，和他一起反对他的政敌；反而还对抗，起码是蔑视他的亲信，那些替他掌控军队各个领域的看管码头的小兄弟们。因此，你不是基本力量，也不是依靠力量，而是异己！所以，即使小兄弟拿掉了，你，张爱萍的案，也休想翻！
可怜的是，父亲当时是不可能听到林彪这个讲话的。当然，也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深刻地洞察和领悟“文革”中党内这些复杂的政治背景，虽然他身居高位。
就像深埋在矿井下的人，黑暗中隐隐透过一阵清新的风，希望之火重新燃起。他以为自己看到了一线生机。
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只是幻觉。命运为什么要捉弄他？这种毫无希望的幻觉比绝望来得更加残酷。
“三二四”事件后，专案组成员有了调整。新来的专案人员不再审讯父亲了。
“文革”中，我哥哥也坐过牢房，他说，审讯是痛苦，一种被侮辱被损害的痛苦。不审讯也是痛苦，是被丢弃、被遗忘、被判决的痛苦；在时光的煎熬中，你就慢慢地等死吧！
这种中世纪遗留下来折磨政敌的方式，想起来叫人毛骨悚然。毛泽东说过，党内斗争，我们一个不杀。这或许是一种进步。囚于斗室，无人对话，无人问津，精神和肉体在无声无息的黑暗和死寂中被慢慢地吞噬，生命之火渐渐地燃尽。
生和死，其实只是时空的转换。无怪林彪即使摔死，也要出逃，因为他知道，那时，他将生不如死。
父亲在偷偷递出的信上写道：
“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都不是党员，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了。”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
“他们说……是院长把我拉入特务组织……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和日本人交谈过。”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或其他反革命组织。”
当一个人没有了水和食物，他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就被打破，生命在消失前会产生幻觉。精神的幻觉要更加可怕，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迷失、自残和自闭。
“近一年来再没有审问过，要改变是很难了，这是天命！”
“时代坎坷，生明济灭，悔没有早死。”
“早知今日，何不当年战死沙场！”
“今古奇闻称绝，强加之罪，坐任鬓如雪。”
父亲不断地写下这些让人肝肠撕裂的诗句。他，万念俱灰。
一个声音救了他。他说：
“一天夜里，突然听到牢房外传来哭喊的声音，声嘶力竭，毛主席啊，你饶了我吧，我没有反你啊，我给你老人家下跪了……”
哭声、喊声、深夜、牢房，是谁？还有谁和自己关在一起？父亲说：“我听得出来，是陈外欧的声音！他怎么了？难道他疯了？”
陈外欧，湖南人，和父亲同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国家测绘总局首任局长，中央军委测绘局局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
“我一下子清醒了！我不能这样下去，无论如何不能！我不能疯，我必须活下去！像正常的人那样活下去。”
“自己现在这种状态是危险的。精神被整垮了，疯了，人就彻底完了，与死无异，而且更加屈辱。”
“我必须从痛苦中走出来，为了自己，也为了你们。”
我在他夹带的字条上看到，那是一张写在报纸边角上的纸条，上面写着：
“咬紧牙关，战胜屈辱，自力更生，顽强磨炼，奋发图强，方成好汉。”
“站着死不跪着生！”
下笔的用力，把纸片上戳得满是窟窿。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当参照系改变后，时间和空间就改变了，质量和数量也改变了，人的一切习惯了的感知和经验也全都变了。“文革”就是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天体中的黑洞，它会吞噬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物质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