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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不到五点，而最早的车是六点半，所以尽管我们困得要命，却只得强撑着，没谁敢睡觉。到了快六点，我们都饿了，相互之间的聊天也越来越没劲头，于是我起身去买口香糖，岂料小店找了我好几枚假一元硬币。本来我对他们找我一把零钱就不太满意，又见他们居然用假币糊弄我，当然就要他们把假币给换了。面对讲普通话的我女老板不大乐意，可男老板见到如北方壮汉的我已面露愠色，怕等会儿真把这家黑店给砸了，只好忍痛换了钱。接着我招呼那位汉川仁兄去吃早饭。
包子很香，可我不敢多吃，怕待会儿肚痛，坐车或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方便场所，大为出丑。那个汉川人倒吃得挺香，面条、粥什么的大碗大碗往肚里灌。我的Call机叫了起来，我明白时间不早了，就连忙招呼他。这小子还在喝粥呢！但见我催他，马上放下了碗。我们做了做准备工作，就一起去寻大巴了。检票口修得相当豪华，不愧为江浙的富裕之乡，银光闪闪的护栏，和电子装置衬得武汉的车站十分陈旧。这些设备，武汉不是没有，但都使用了好长时间，已变和灰蒙蒙的，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说明这些设备使用的更久，倒显得武汉到底是个大都市了。
上车后，我们开始欣赏影片，但那个上海女人突然又上车门口探出了头，她问这车什么时候出发。售票的女人用常熟话回答马上走，她这次倒没划价，但却要求车停一会儿，让她把货搬上来。女售票员凭经验就知道这个女人肯定有不少东西，就说货要是多了可不行，要收超重费。上海女人气愤之下，说又不是没车子。突然她看见了我俩，欣喜的叫了起来，让我俩帮帮忙，我们只好不情愿的下车了。原来她要我们帮忙搬货，这个女人带动三个长、宽近两米，直径近半米的大包，我们帮她搬到了停车的地方。我考虑到衣冠须保持整洁，就和上海女人一样只用手提这玩艺儿，包挺沉，不知装些啥。汉川人没这么多顾虑，他弯下腰背起包就跑，那样子挺滑稽，个子不高的他活像过去战争片里偷粮食的鬼子兵。
等包一抬完，我就上了车，上海女人也没道声谢。车上映的影碟出了问题，老板又换了部片子，这片子是台湾拍的催的眼泪的玩艺儿。讲的是水污染和苦命孩子的故事，那受人歧视的小孩最终溺水而亡了。连自来水都安不起和用不起的人家使用我们对台湾的富裕产生了怀疑，尽管这是讲70年代的事，可仍让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憾。我不喜欢看这类玩艺儿，因为我本身过得就不是很痛快，再看这种悲惨的影片不仅达不到娱乐的功效，反而会给我的思想增加负担。真到现在我想起这片子还难受，真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放这部片子，难道是因为这部电影便宜么？
路上车又停了几次，因为车没装满，老板就中途揽客。这就是客运公司与私家车的区别，一般客运公司的豪华车是不准中途带人的，但私人承包的就不管这些。有几个人大概是置了货，蛇皮袋里的鱼发出浓烈的腥气，这种东西的间簧和调节装置坏了，压迫着我的双腿不能动弹，我只好用力往前推，可又推不动，应说推不胜推更为精确。我的双眼由于疲劳开始打架了，卧铺车上由于颠簸的厉害，我一直没有休息，加上这乏味悲伤的影片终于把我催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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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再次睁开眼时，已到了上海，那个汉川人已经下车了。悲情影片也放到了结局，打出了序幕。车子进站了，这好它是停在市区。我快步迈出车站，拉住个警察问他到延安西路怎么走，可有公汽直达。他说还是做的吧！公汽还得转车呢！我又问有地铁吗？他说地铁这段还没竣工吧！蓝色的的士在这条并不繁华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可我刚到上海，并不急着将口袋里不算太多的人民币为上海经济发展做贡献，我想能省就省。
所以，我想走出这条街道再说，看看候车点的站牌上有没有直达延安西路的。走了一条街，问了几家开店铺的，他们都大摇其头。突然，我发觉前面就有个地铁站。我连忙跑进去，里面早已竣工了。那个警察纯粹是老外，莫不是个车站保安冒充的？不，只能用他歧视我们外地人，或他在郊区，对这一带不太熟解释了。进了地铁站，我的心情有些激动，老实说，我是第一次坐这玩艺儿。我先去买了票，买票时我问小姐到延安西路怎么走，可小姐愣说不知道。售票员大概也是刚招的工，对上海不太熟悉，但她挺热心，帮我问了问那个年长点的。被问的那位也摇了摇头。我想：先不管它，到了市中心再说，还怕没有公汽到延安西路么！
没想到地铁的电梯坏了，我只好走上去。有个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向车站的工作人员投诉，当知道这玩意儿是日本产品时，她们声讨了番小日本，转而又大赞德国货好。有个手拿小红旗的人注视着地铁轨道，当地铁呼啸而来时，他开始通知大家准备上车。人们鱼涌而入，刚刚打开的地铁车厢似乎会被这么多人撑破。两个拿着钢化杯的警察走了进来，他们闲聊着什么。我问他们这趟车是否可到延安西路，他们点点头，但等我问出版社的地址他们就黄了。
我只好自己盯着车上的地铁路线图。那些腰挂手机的人们大多捞着了个座位，而我却不得不站着。我想待座位上的人到站下车后歇歇，却一直没等到机会。知道在延安西路站下车，在这边的检票口，我又把车票交了出来。当我走出站口时，看见两个小孩踢足球，我一面为这些无忧无虑而高兴，一边为自己怎样找到出版社而担心。
这时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走到我面前，他刚才一直站在我背后，这时他向我指明了如何去出版社，原来出站过人行天桥再左转就可以找到了。马路这边是双号，那边是单号，我高兴的向他道了谢，就直奔出版社去了。可到了出版社我才发觉楼拆了，真见鬼！有个守门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了编辑部的名字。他说早搬走了，不过不远，他告诉我怎样走，怎样找那标志性建筑物。可惜他的普通话太不标准，我听不太明白。但我不知怎么竟稀里糊涂的点了头。走来走去，也没找到那幢大楼。于是我先找家旅馆住下，可问一问价钱都太贵。我只好先跑进澡堂子洗个澡，想待澡洗好了再想办法。
第十二章上海的爱情
那该死的澡堂还没开始营业，我只好先等了半个小时，待澡堂刚一开始待客，我就进去洗个痛快，谁知洗到一半竟停了电。我只好咬牙切齿的摸黑走回自己的床位，好在我没带香皂，要不就掉的大了。好在很快来了电，我又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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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清爽后，我问澡堂老板，这里的电话能不能打，我付钱，当老板问清是市话后，就免费的让我打了个。不过这里洗一次收6块，比武汉的快贵一倍，再怎么着他也不亏本。当和编辑接通后，他让我马上过来，我问清了大厦的门牌号和名字特征。再次去寻时，很快就找到了。
原来我刚来时就从这里走过了，由于我过分拘泥于看门人不甚标准的普通话，而没对谐音和音近的招牌进行仔细搜索，以致于白白错过了。编辑在一咯接我，我们乘电梯上九楼时，我以为到了个大CALL台，其实是这家出版社临时租赁的办公用地。可从外面看的确有点像，忙忙碌碌的人，和用木板隔起来的桌子让我产生了错觉。坐到办公室里，我们说了会话，我的肚子就饿得呱呱叫了。编辑大概也听见了我的腹鸣之声，就带我去吃饭了。他是个子不高，但很精干的中年人。
上海的饭菜香味太浓了，我有点吃不惯。可周围的人们唧唧喳喳的说着话，男编辑又不停的向我问寒问暖。尽管这是顿盒饭，我并不介意，但他仍不停的向我道歉，并保证活动完后，有顿大宴。事实上，我有点受宠若惊了，当然我还是有点害怕这表面的客套后有个圈套，比如要我交会务费什么的。我手头的钱不多，要这样我就惨了。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办公室，他让我待一会儿，有个编辑安排我的住宿问题。在领我参观了他主编的另一种杂志后，我坐了起来。回忆两个编辑室有何不同，同时品味着他所赠送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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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负责安排住宿等事的编辑终于来了，他把我引到了长教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我来过，但因为价格太贵，我走开了，现在又进来。那两个招待员又上海话嘀咕着“他来过了”。我的脸一红，生怕编辑看出我的窘态，后来一想：我有什么好害羞的，本来这机器个太贵，咱住不起，难道还没权走开吗。住招待所要交押金，这个编辑身上没带钱，让我自己先掏钱先交上。他们把钱叫做“钞票”，听起来怪怪的。我掏出张百元大钞递了进去。
那个编辑安慰我：“钱会给你，结帐时押金退给你。”我笑了笑：“没什么。”待我到房间后，编辑向我介绍了上海的主要景点，并给了幅地图给我，就告辞了。我马上拨通了我上海读书的同学的电话，当然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岂料他居然就在寝室，只是他今天还要考试，看来上海交大的放假时间特别晚。既然他不可能陪我，我聊了会就挂了电话。
我想了想，走出去，决定给徐洁挂个长途，看看她在做什么。我决定打她手机，这是她哥哥送她的生日礼物。电话通了，我说：“喂！徐洁你在干什么？”她说：“学习呀！”我说：“学什么呢？”她说：“英语。”“你准备考研呀？”我惊讶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