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文瑞没有捱过这个雨季。雨季里的空气又潮又闷，对于一个肺已经烂得跟破棉絮一样的人来说，恐怕比病菌更具杀伤力。那个丰满圆润的女公务员又哭哭啼啼地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帮她处理后事。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去给徐文瑞认认真真地当了一回儿子，戴着黑纱，捧着他的骨灰盒和嵌在黑框里的相片，跟着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哀乐，把他送入了墓坑。
那几天我没把黑纱从袖管上拿下来。不管怎么说，徐文瑞总还是我父亲，给他戴几天孝也是应该的。有一天冯丽来了，见我戴着黑纱，吃了一惊，说：“你这是给谁戴黑纱？”
我说：“我爸爸。”
她愣愣地看了我半天才说：“你还有一个爸爸？你有爸爸我怎么不知道？”没有爸爸我是从树洞里钻出来的？我说：“为什么要你知道？”她说：“你这叫什么话？你说这话不是放屁吗？我是你老婆，你爸爸就是我公公，可是我连我有公公都不知道，连我公公死了都不知道，你还把我看作是你老婆吗？我嫁了你就是你们徐家的人，可是你有爸爸我不知道，你爸爸死了我也不知道，你把你爸爸送走了我还不知道，你说我还能知道你什么？我这不成了个多余的人吗？我是个多余的人吗？”
她正为我坚持把公司顶下来的事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正好借题发挥，她说：“有这样的道理吗？你是从来不把我放在心上呀，这么大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啊？我做错了什么？”我不理她，她就跑到我妈那儿去告状，我妈听她说完了，脸上没一点表情，说：“哦，他死了？算了，我也不知道他死了。他死了就死了，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你非要知道干什么？莫非你还想去给他披麻戴孝？”
冯丽说：“可是……”
“可是什么？”我妈冷着脸打断她，“这事别再说啦，要说也别在我这儿说，我心里烦，我不想听！”
听到徐文瑞的死讯我妈一点也不伤心，她把我叫去问了问，在听我说话时，我见她嘴角边的那个凹坑一点一点地深下去，又像拧麻花似地拧了起来。“徐文瑞！你真无情哪！”她咬牙切齿地说，然后又恨声恨气地骂我，“既然这样，那你还给他戴孝？还给他端灵牌？他眼里有你这个儿子吗？你真不争气呀你！”
按理说人死了恨也就消了，但徐文瑞把他的住房和积蓄都留给了女公务员，并且立下了遗嘱，王玉华就难消心头之恨了。王玉华说：“他为什么立遗嘱？不就是怕你去抢吗？难道你不是他的儿子吗？”王玉华要我去找女公务员，把我该得的东西拿回来。我没听她的话。我说由他去吧，他要给就让他给吧。王玉华说：“你倒大方，可我心里憋气！”她又哭了起来，又骂我不争气，然后擦干泪水，亲自上阵，一纸诉状把女公务员告到了法庭。但法庭不承认一个前妻争夺遗产的资格，拒绝受理，于是她便逼我写了授权书，以我的名义再告。这个官司拖了很长时间，从这个雨季拖到下一个雨季，结果王玉华又一次败下阵来。她抹着泪对我说：“我不是争什么，就是想争口气，他徐文瑞什么都可以忘记，可是他怎么能忘记他有一个儿子呢？难道可以这样不认帐的吗？他这不是无耻是什么？！”
…
《别看我的脸》第十三章（1）
…
直到这一年年底，我才还清了洪广义的钱。连头带尾算起来，这笔钱拖了快有五年了。这五年我都躲着洪广义，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尤其是陪客户吃饭泡歌厅的时候，我都担心会突然碰到他。万一碰到他，我该怎么对他说呢？我甚至担心他会到扁担巷去找我，他知道我妈住在哪儿。但他没去。从这一点来说，他确实很够意思。
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一笔沉重的债务。它不光是钱，还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像一团乱麻似地窝在我心里。那天去找洪广义还钱时，我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把钱交给他以后，却又顿时轻松了下来。洪广义真不错，一点都没有怪我的意思，见了我还是和五年前一样热情，又是让坐又是倒茶，反倒让我愈发窘迫。他嗬嗬地笑着说：“徐阳你真是的，还记得这点钱哪。”我说：“我一直放在心里，只是拖的时间太长，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洪广义摇着他的大头说：“你何必呢。”
那个身材高挑的长头发女人也在，洪广义又叫她去安排包厢，他说：“今天一定要在一起吃一顿饭。”我怎么好意思吃他的饭呢？可他拖住我不放我走。他力气很大，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不吃饭就是不给他面子。他把话说重了。我还能给谁面子呢？但他这么看得起我，我只好厚着脸皮吃他的饭。
吃饭时他不断地说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事，他说：“徐阳你小时候口袋里总装着许多小木炭头子，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最喜欢画苹果树，有一回在人家门口墙上画苹果树，被一个老太太追得屁滚尿流，从后门钻进我家里，还记得吗？那老太太一双小脚，根本追不上你，可你却脸都吓白了，记得吗？”
长头发女人听得一个劲地笑。她看起来还不错，很得体，笑得也不讨厌。
但我没有笑。我忽然发现我似乎有些老态了。那些事对于我来说已经很遥远很模糊了，就像一张纸，早就发黄了。
不知道是因为酒还是因为洪广义的话，我的鼻子一阵一阵地发酸。我透过大玻璃窗看着外面温暖的阳光，看着在阳光里的冬天的南城，用力吸着鼻子。但不管我怎么吸鼻子，我的鼻子还是越来越酸，似乎有许多东西堵在那儿，就在鼻头那儿，又酸又胀。我的眼睛就湿了。我的眼睛湿得很突然，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一涌，就湿得一塌糊涂。我不好意思伸手去拿餐巾纸，便低下头用指头擦了擦。洪广义和长头发女人都装作没看见。洪广义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我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酒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就像一把钩子，把我心里许多东西都勾出来了。我心里堆得满满的，像一个窖一样，那些东西都在那里发酵，冒着泡沫涌来涌去，弄得我非常想说话。那些话都挤在喉头，都争先恐后地想蹦出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咽回去。后来洪广义说了句什么，我忘了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是安慰我，我的眼睛又湿了。这一次湿得很厉害，我怎么也擦不干它了，同时我也管不住我的嘴了。我泪汪汪地看着他们，我的嘴如同溃缺的堤坝，我的话像洪水一样泻了出来。我对他们说我心里有多难受，我从五年前说到现在，从这件事说到那件事。他们都认真地听着，我不知道他们听明白了没有。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我又说到我的婚姻，说到婚姻时我的泪水巳经干了，我说：“不说了，包子，我们喝酒吧。”
那天我喝了很多酒，我越喝越想喝。后来洪广义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还是唱歌吧。”他们一人唱了一个。洪广义叫我唱，我说：“我喜欢唱一无所有。”长头发女人给我一个话筒，我就唱了“一无所有”。洪广义说：“以后你别唱一无所有，你到我这里来吧，我让你到我的娱乐城当总经理，你就什么都有了。”我说：“好，我给你当总经理，我什么都有了！”我就唱：“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有了……”
……再后来他们都不见了，似乎我一转脸，他们就不见了。有一个大脸盘大屁股的女人搀着我。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也没见过她。我晃了晃眼睛说：“我认识你吗？”我又说，“我不要你搀。”我用力一推，结果她把我带倒了，我倒在她身上。她又把我搀起来。我们转眼就进了一个小房间，小房间的门好像就在包厢里，大脸盘大屁股用脚一碰，就碰出了一个小房间，跟做梦似的。她抱着我的胳膊，用身体把我挤进去。她的身体软绵绵的，却很有劲，一挤就把我挤进去了，接着又把我挤倒在一张床上，她自己在床沿上斜着。我说：“你是谁？”她说了句什么，脸上堆满了笑，把我的眼睛都笑花了，于是她的脸就更大了，大得像个脸盆。我说：“你的脸怎么这么大？”她不说话，笑得更厉害了，我觉得我看不清她了。她忽远忽近，远的时候就像一团雾，等她从雾里出来时身上的衣服不见了，光光的一大片，胸前两大堆白肉，一晃一晃的。就在我眼前晃。我眯着眼睛，它们真白，白蒙蒙地朝我涌过来，我觉得我要被它们被淹没了。